他是“红军第一叛将”，两次叛变竟没被处理，返乡还有领导接风

提到龚楚这个名字，可能大家并不熟悉。但在革命初期，龚楚一度是和毛主席齐名的革命领袖，后来他接连两次叛变，最后定居香港。这样一位“红军第一叛将”，不仅没有被处理，返回家乡反而有领导为他接风，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一、从“朱毛龚”到“红军第一叛将”

1901年，龚楚出生在广东省乐昌县。他自幼天资聪慧，仅用一半的时间就读完了初级小学，高级小学毕业后又考上了中学。

1917年，他放弃学业参加孙中山的革命队伍，一路升至班长、排长、连长。

1924年，受到革命思想的洗礼，龚楚加入共青团，并在次年加入共产党。

1925年，龚楚担任共青团乐昌特别支部书记，并组建农民军，领导农民运动。1927年，龚楚出任中共乐昌支部书记，后带领农民军与其他方面的部队汇合，由他担任总指挥，出兵讨伐蒋介石。而后部队被改为团级建制，龚楚就成了团长，带领部队赶赴江西参加了南昌起义。

1928年，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一部举行宜章暴动，把宜章的农军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三师，龚楚任党代表。井冈山会师后，龚楚又被调任新成立的红四军前委常务委员，与毛泽东、朱德共同组成了“红四军前委三人小组”，党内和军队的文件中也都用“朱毛龚”来代称红四军。龚楚还领导、参加了井冈山反“围剿”的作战，为守卫根据地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被派往长沙领导秋收起义的途中，龚楚部队遭遇敌军袭击，被迫转移到香港地下活动。

那么这样一位党和军队早期的重要干部，怎么会走上叛变投敌的道路呢？

1932年，龚楚被党内指责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被撤掉了军长的职务。次年，收到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央苏区展开了“消灭地主”运动，甚至干部的家属也都被捕、被抄家。龚楚对这样粗放的政策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于是又被批驳为“右倾机会主义”受到了开除党籍一年的处分。接连因为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被处理，这让从事革命活动多年的龚楚不由得产生了不满，革命的信念发生哪个了动摇，渐渐在心中埋下了叛变革命的种子。

1935年，在率领游击队反“围剿”过程中，龚楚“损兵折将，又和中央失去了联系。再加上国民党高官厚禄和真金白银的引诱，龚楚在作战失利、受到挤兑、革命信念动摇以及国民党方面开出条件诱惑的多重影响下，终于在5月2日的夜晚，龚楚假装身体不舒服早点睡觉，支开警卫员，等到警卫员放松警惕陷入熟睡，悄悄脱离部队逃回自己的家乡。

龚楚回乡后立即向国民党方面靠拢，在国民党军队中担任剿共游击司令、粤湘边区剿匪指挥官、粤北五县联防主任等职务。由于龚楚曾在红军担任中央军区参谋长，是投靠国民党的叛徒中官职最高的一个，于是人龚楚就有了“红军第一叛将”的名号。

二、阵前倒戈，为虎作伥

龚楚叛变投敌后，和国民党沆瀣一气，反过来对共产党和红军展开了大规模清剿。龚楚在红军任职多年，自身也是资深的党员，对党和红军的情况和信息可谓是如数家珍，在他的带领下，国民党军队对付红军便更加得心应手。

1935年10月13日，龚楚带领手下30多人，装扮成游击队的样子，潜入广东北山，佯装是打土匪，然后找到红军的游击队组织。北山游击队大队长贺敏学得知以前的老首长龚楚来了，便派中共赣粤边区特别委员会的何长林和他联系。这正顺了龚楚的心意，在他的利诱下，何长林没能经受住考验也叛变了革命。

在拿下了何长林之后，龚楚给陈毅、项英写了一封信，请他们去担任领导，并让何长林在信上签名。当信送到陈毅、项英手里时，项英对信的内容深信不疑，立刻便想和龚楚见面。而陈毅觉得事有蹊跷，他深知龚楚的为人，龚楚仗着自己参加革命早，除了毛泽东谁也看不上，现在怎么态度这么恭敬，要请他们担任领导？于是就提醒项英小心为好，先不要着急和龚楚见面，等观察一段时间再做决定。

龚楚左等右等也没能等到陈毅、项英的回信，害怕对方看出破绽，就决定提前动手，先消灭掉北山游击队。他先是将北山游击队骗来开会，实则早早设下了埋伏，只等游击队员们自投罗网。游击队发现上当，奋起反抗，除了几人冒死冲出会场，其余队员全部牺牲。这就是长征部队突围到赣粤边区伤亡最惨重的一役——“北山事件”。

抗战结束后，龚楚当上了国民党徐州市市长，后来又官至广州行辕少将高参、仁化县长、广东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

三、再次叛变，滞留香港

1949年10月，解放军进军北江，龚楚赶忙率领手下部队逃窜。中共方面希望尽可能地和平解放，便写信劝龚楚放弃抵抗。龚楚放眼国内局势，已经清楚国民党败局已定，于是在11月率部林彪投降。值得一提的是，林彪曾经也是龚楚的下属，得喊龚楚一声“首长”。

同年12月，海南岛解放在即，中共方面同样希望和平解放，于是便派龚楚前往海南劝说国民党在海南的守军长官投降。龚楚爽快地答应了下来，却在途径香港前往海南时改变主意，担心最后回去还是会遭到共产党的清算，于是选择滞留在香港，既没有去海南，也没有原路返回。

龚楚滞留香港期间，曾受蒋介石的邀请前往台湾。蒋介石委托他召集旧，等到机会成熟再反攻大陆。但龚楚已经不想再涉足这场纷争，下定决心远离政治，于是改换姓名，在香港做起了生意。

从此龚楚就定居在了香港，这一待就是40多年。

20世纪80年代，在得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不再追诉国民党军政人员在建国前犯罪行为的公告后，将近90岁的龚楚产生了回乡探亲的想法，在外漂泊了大半生，怎么会不想落叶归根呢。

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得知了龚楚的想法后，立即上报给了统战部，并请示以怎样的规格接待龚楚。统战部门最后批复：对龚楚回乡定居依人民内部问题处理，按原国民党中级军政人员接待来往。

1990年9月13日晚，龚楚和夫人从深圳乘火车来到了韶关，乐昌县委统战部、侨务办和长来镇的领导为他举办了盛大的接风宴，龚楚拿出了三个信封，请求他们转交，三封信分别是给邓小平、杨尚昆和王震这三位旧时的战友与同志。

功过自有分说

当晚，邓小平给龚楚打了一个电话，兜兜转转了大半生的龚楚握着电话听筒，老泪纵横。

早年参加革命，指挥红军作战，立下汗马功劳，随后叛变使红军遭受重创，投降解放军后再一次叛变，滞留香港。红军元老，两次叛变，留下“红军第一叛将”的名号。

龚楚这一生到底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只能留给后人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