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玮旭读《诗的消息，诗人的故事》｜风旗之姿

《诗的消息，诗人的故事》，张新颖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年9月出版，290页，76.00元

新颖老师繁多的著述中，这似乎是第一次把和诗歌相关的文章集中收录起来。书的标题一如既往的有意趣：通过诗，原本无限遥远的诗人们就好像成了老朋友，从过去给你捎来一些口信；著者就成了时光的邮差。于我而言这“消息”还有一层意思。大三时我曾选修新颖老师的“中国新诗”课，想想居然已过去十年了，此书就像是翻出的一封封旧信，那时印象最深刻的几讲——冯至的《十四行集》、戴望舒的《萧红墓畔口占》、鲁迅的《我的失恋》、沈尹默的《月夜》等等，一一重新浮现眼前。此外还有不少当年没听过的篇目，正是意外之喜，可以做回课桌上托着腮、跟着老师神游北海的学生。

这本书所收录的四十多篇文章长短相间，多谈四九年以前的新诗诗人和诗歌，也兼涉北岛、海子、于坚、欧阳江河乃至崔健等几位当代诗人。新颖老师的谈法深入浅出，常常是从问题出发——这“问题”并不是我们当下几乎堕入学术套路的所谓“问题意识”，而是切身的、从阅读和生活中生长出来的问题。与其说是问题，不如说是“惊奇”，比如戴望舒到底为什么被里昂中法大学开除？陈梦家怎么会写一部豫剧剧本？穆旦的硕士论文为什么一直没有被发现？甚至“你知道水的形状吗？”发现这些问题并为之“惊奇”，需要一个诗人的敏锐和天真，而实在地探究下去，则又需要一位学者的老练了。书中文章既有结合相关文本的细读，又有一手史料的钩沉，更兼文学史和社会史的把握，将诗放在诗人的生活中看待，将诗人放在社会历史中看待，互相镜照。如果有一个关切的中心，那就是“人”。

把人从观念中赎回，可以说是新颖老师一以贯之的学问之道。书中诗人们的形象都不是教科书里的刻板模样。戴望舒不是一个只会在雨巷里浅吟低唱的情诗王子，也不仅有抗战时期的沉郁和决绝，在法国读书时他也跟我们一样会“翘课”，一翘就是两个月，去西班牙“看电影，逛书店”；年轻的穆旦并不终日醉心语言和欧美现代主义诗歌，雨林中的九死一生也没有让他忘记如何生活；夏济安和卞之琳都曾有过苦恋经历，刘半农会写打油诗自嘲，闻一多在课堂上的名士潇洒，林庚写到得意处“几乎从椅子上跳起来”……他们都是那么的鲜活、有血有肉。我尤其喜欢的是《穆旦在芝加哥大学——成绩单隐含的信息及其他》一篇——这篇其实早已是脍炙人口了——文章描述了作者在芝加哥大学寻访穆旦往事的经历，不论对普通读者还是初入门径的文学研究者来说，都可以借此文一窥学术研究的堂奥：那不是办公室的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东西，它需要你始终带着体温和对人的关怀，以及纯粹的好奇和执着。人文学术就是去认识“人”。穆旦当年“来往的朋友很多，周末聚会，打桥牌，跳舞”，和杨振宁、李政道等同学争论是否回国；他笃行自己的学习规划，对学院体制毫不在意，“成绩并不算好”，甚至险些没有拿到学位。我想到周与良《永恒的思念》里这样描述那个时候的穆旦：“当时良铮给我的印象是一位瘦瘦的青年，讲话很风趣，很文静，谈起文学、写诗很有见解，人也漂亮”，又想到穆旦留下的相片总是笑容，即便是被历史反复碾压过后的晚年。经历了那么多，曾经那个“瘦瘦的”“漂亮”青年，仍然以笑容的形式将一种不会磨灭的人的精神留给我们。

这样，书就呈现了一个个“有情”的人。“有情”是新颖老师常谈的核心关键词，也是我们这些学生受益最多的地方。不过这次读书，我倒是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讨论一个个人的时候，许多文章都有意无意地涉及了“树”。不仅人“有情”，草木同样是“有情”的。这是诗骚以来中国文学的基因，在新颖老师的文章和所谈的新诗诗人笔下常常表达出来——书中提及的穆旦的《诗八首》、路翎的《红果树》《老枣树》、牛汉的《悼念一棵枫树》《半棵树》等诗歌，纷纷借助树来理解自我和世界。《寻访戴望舒游学法国的事》一文的最后，作者在里昂三大的校园里看到了戴望舒的纪念牌，但首先注意到的却是“一丛丁香树”（这显然是与戴望舒名作《雨巷》的互文，真是用心的纪念）；走在中法大学里，也是“迎面一种树，满身大片大片的黄叶”，后来才知道是椴树。这些树或高大或秀美，生生不息，就好像逝者并没有逝去一样。树和人当然很不同，人却总是能从树的生长中获得教育，获得生命的感受。《“我的骨骼里树立着它永恒的姿态”》一文中，一棵枫树支撑了牛汉的生命，这种支撑不仅仅是精神的，也是身体的，牛汉繁重的劳作后疼痛弯曲的脊背，是靠着这棵枫树才得以慢慢竖直起来，这一特殊的境遇使得诗人“恢复了身心的‘单纯和素白’”，因而这棵树并非什么象征，而是一种真实。《棕榈之死》一文所谈的于坚两首诗歌的对比中所生发出的现代社会中“那些被忽视、被遮蔽、被牺牲和毁灭的人、事、物及其与之相联的一切”，同样被一棵棕榈树所映照出来。正是通过对树的体认，一种经验的不可穿透的实在性得以挣脱生活习以为常的惯性和观念性，使生命的丰富感受豁然开朗。这也正是诗歌重要功能的所在。

既然是谈诗，细读的功夫当然不可少。新颖老师本就是诗人，谈诗时对诗歌的语言有着别样的细致和敏感。《“孤独的爱情”与丰富的现代敏感》一文说“一首诗好不好，能不能经得起一句一句地细读，可以作为检验的标准之一”，可谓一针见血。几篇文章也的确是按照这一标准去解读的。谈穆旦《诗八首》的这篇从“你底眼睛看见这一场火灾”分析“火灾”一词“火”与“灾”之间的矛盾修辞所容纳的温暖与危险，从“像季节燃起花朵又把它吹熄”一句读出诗所呈现的季节本身的力量感，从“成熟的年代”、“自然蜕变底程序”、“上帝”的推进中读出一种“既高于我们个体的生命，又内在于我们个体的生命”的力量的显现过程等等，都是很好的示范。《瓶与水，风旗与把不住的事体》这篇同样抽丝剥茧地分析冯至《十四行集》的第二十七首，解读瓶、水、形状所构筑的隐喻系统及其辩证，又借助与里尔克《旗》、斯蒂文斯《坛子的轶事》两首名作的对读，探视冯至的独特之处。《海子的一首诗和一个决定》一文读到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一诗中“粮食和蔬菜”一句，通过与海子其它诗歌中常见的具体、特殊的物象（比如“麦子”）的对比，分析海子为何“把独属于他个人的意识和感受搁置了起来”——“不幸是有个性的，而幸福没有个性”……这些文章所展示的细读方法，值得诗歌阅读者借鉴。

书中还有不少篇目是对那些早有定论的诗歌的重读、重估，尤其是对一些早期新诗。在我看来，新诗第一个十年中的确还存在大量值得重读的诗歌。在革命年代，它们因为不够“政治”而被批评和无视，在“重写文学史”的年代，它们又因为不够“现代”而被束之高阁。《新诗的童年》从我们对早期新诗的普遍态度谈起：“现在回过头去看初期的白话诗，多会带上优越感，以为实在幼稚，不足道也”，这种态度对当时的诗人们实在不公平，也缺乏必要的“了解之同情”。朱自清编《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偏偏不选最早刊出的新诗之一——沈伊默的《月夜》，因为“吟味不出”其“妙处”，新颖老师却把这妙处讲得很清楚：诗歌处理的“是人与自然分离的重大主题……隐含着近代以来人与自然的关系不知不觉中发生重大变化的信息。不过，后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并没有充分地领会这一信息。这是特别遗憾的。”《“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一文谈胡适的《蝴蝶》，这首诗素来被认为过于直白、甚至浅陋，是早期新诗所谓只有文学史价值而无文学价值的有力证据，文章却从胡适的回忆入手，讲此诗看似空洞的“孤独”其实是具体指向了当时文学革命所受到的阻力。后来胡适讲“诗的经验主义”，就更可与后来冯至等人里尔克式的“诗是经验”的信条联系起来看，见出其中的复杂之处了。

这些重估之中，有几篇文章讨论八九十年代几位“老诗人”晚年的“新作品”，比如路翎、牛汉、郑敏等，尤其值得关注。文学史上对这一诗人群体有一个特别的指称，叫做“归来的诗人”，在当年也曾引起一些讨论，不过很快就被朦胧诗及其后第三代诗歌的火热所掩盖，至今远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路翎晚年的“心脏”》一文，就反思了批评界对路翎晚年诗歌的漠视，这些诗歌不应被削足适履地放在“时代灾难——个人被摧毁——才华消失”的框架里对待，在认真地阅读之后，反而应该看到“穿透黑暗时代的人性光辉”，那些“不好看”的“伤疤”都充满了真实的生命经验。《冬日的大海和诗歌》一文谈牛汉和郑敏，牛汉这位“有着蒙古血统的高大的诗人”的性情被几段文字展现得淋漓尽致，就像真的听到牛汉在谈话一般；郑敏那部分则引用了一首她早年的诗歌，十分的好，我却都没有印象，幸而在这篇文章中读到。郑敏晚年同样写了一大批诗歌，收在了《郑敏文集·诗歌卷》里，论者寥寥，在我看来和她早年的诗歌相比，其实是存在非常大的进展，有机会一定要写一写。

书前的“小序”提到此书与多年开设“中国新诗”课的关系，还附上新颖老师自己写的有关米沃什与陈世骧旧事的一首诗《诗：之，止，姿》，言“说到在大学任教，此事意义有大有小。就其小而言，可以小到眼前这本书”，至于其大，我想就在诗中所说“发掘文学作为对抗黑暗之光的创造力量”。陈世骧四十年代后身在异国而着力建构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理论框架，五十年代阐释中国传统文艺思想中“姿”的概念，从语源学的角度考察“姿”和“诗”所共同融摄的“活动”（“之”，即去往）与“静止”的辩证内涵，打开了我们对中国诗的理解。新颖老师在小序此诗最后一句，将陈世骧这一“姿”的概念理解为“活动最富有意义时的把握与表现”。这也与首篇对冯至《十四行集》最后一首诗的阐释乃至每一首新诗相通。冯至那面“把住一些把不住的事体”的“风旗”，整合起那个时代涣散、变动的光和黑夜、草木和心意，“呈现出自身敞开所获得的各种经验化合之后而成就的提升和开阔”。这是风旗之姿，也是诗之姿，更是人之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