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海地区研究简报|苏丹武装冲突演进的逻辑：“借力打力”还是“饮鸩止渴”？

2023年4月15日，苏丹主权委员会主席布尔汉领导的苏丹武装部队(SAF)与副主席达加洛领导的快速支援部队(RSF)在首都喀土穆等地爆发武装冲突。虽然冲突双方均为官方武装力量，但性质全然不同。布尔汉代表了苏丹传统的军事和政治精英，来自达尔富尔的达加洛则代表了边缘地区部落的利益。据联合国统计，随着冲突一周年的临近，军方内乱已造成约800多万人流离失所，近2500万人需要援助，这一数据仍然在持续增长。当前，武装冲突仍然没有平息的迹象，苏丹武装部队控制该国东部大部分地区，快速支援部队控制西部及首都喀土穆大部分地区。伴随冲突局势的延宕，苏丹国内的其他地方武装力量也选择进场，投入到新一轮的央地冲突、权力角逐和政治博弈之中。

一、既有“央地冲突”推动快速支援部队迅猛发展

某种程度上而言，此次军方内乱可以被视为苏丹既有央地冲突的延续。自独立以来，苏丹便长期面临严重的“央地冲突”问题。针对中央政府的武装叛乱，在苏丹的南部、西部及东部等边缘地区频发，导致了南方的独立、西部的达尔富尔危机以及东部问题。此类冲突本质上是央地冲突的集中体现，即：长期受到压制的边缘地区，因为政治权利、经济发展利益长期受到忽视，而选择挑战中心地区对国家权力和财富的垄断现状。

当前，快速支援部队以西部的达尔富尔地区为依托，与坚守苏丹东部的政府军持续拉锯战。作为苏丹“央地冲突”表现最为激烈的地区，达尔富尔与苏丹中央地区的央地关系历史久远。早在17世纪，富尔人便在达尔富尔地区建立王国，并拥有根深蒂固的独特文化传统。20世纪初，富尔国伴随英埃军队入侵走向灭亡，并在外力干涉下并入苏丹版图，此后在政治与经济上长期处于边缘化地位。殖民统治时期，经济财富以及工业化与城市化集中在首都喀土穆及北部的尼罗河谷地带，埋下了“央地关系”中的不和谐因素。

1958年，达尔富尔与苏丹的南方议员为捍卫独立时代的地方利益，提议建立中央权力下放的联邦制政体，遭到乌玛党与人民民主党组建的联合政府的驳回。最终，独立后的苏丹建立起了单一制国家，尼罗河河岸精英垄断政治权力，延续了央地关系中既定的中心与边缘结构。20世纪80年代，阿拉伯游牧部落与达尔富尔原住民争夺水源和土地资源，双方爆发冲突并引发多轮达尔富尔危机。该地区原住民主张分散中央政府权力并实行区域自治，苏丹政治伊斯兰政党——全国伊斯兰阵线领导人哈桑·图拉比予以支持。边缘地区代表逐渐联合，挑战河岸精英部落的传统主导地位，形成地方势力集团。

1998年，达尔富尔和科尔多凡地区的6个州联合起来，组建了西苏丹各州协调大会，其政治影响力在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国民议会中不断上升。2003年，震惊世界的达尔富尔危机爆发。为了遏制愈发壮大的地方势力，时任苏丹总统巴希尔扶植达尔富尔地区的阿拉伯部族武装“金戈威德”，使后者从阿拉伯民兵发展成为准军事力量，在对抗达尔富尔抵抗组织“正义与平等运动”及“苏丹解放军”的过程中充当先锋力量。

在既有“央地冲突”的背景下，“金戈威德”在苏丹前总统巴希尔的大力扶植下不断壮大，充当中央政府镇压达尔富尔地区反对派组织的工具。2013年“金戈威德”改组为“快速支援部队”，并在达加洛的领导下以雇佣兵的身份深度参与也门、利比亚的实战，甚至得到俄罗斯雇佣兵集团“瓦格纳”的支持。在巴希尔“借力打力”的战略指导下，“快速支援部队”实力不断增强，且独立性愈发明显，为苏丹军方的分裂埋下了祸根。

二、边缘与河岸阿拉伯部落角力导致军方分歧公开化

尽管“快速支援部队”长期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但达加洛作为边缘地区阿拉伯部落利益的代表，依旧受到河岸阿拉伯部落及城镇地区传统穆斯林精英的打压。为谋求上位，达加洛反复调转忠诚对象，导致双方龃龉不断。事实上，快速支援部队与苏丹政府军的冲突早有迹象，直到2023年4月武装冲突的爆发才广受关注。

早在2007年10月，达加洛就曾以苏丹政府拖欠工资为由，率领部族武装发起反叛行动，威胁要袭击南达尔富尔州首府尼亚拉。同年11月，达加洛联合地方反叛组织“苏丹革命阵线”向苏丹政府施压，并带领70余辆重型武装车辆叛逃。达加洛将其反叛力量称为“真理力量承诺”，声称在达尔富尔地区作战的阿拉伯人，不仅没有得到工资与死难者赔偿，而且在医疗、教育及基本生活物资方面缺乏保障，其反叛行动目的在于“为阿拉伯人争取正义”。

阿拉伯部族内部矛盾的放大，进一步加剧了边缘与中心地区的对立。2007年，南达尔富尔州的阿拉伯部族武装发生兵变，并迅速扩散至达尔富尔北部和西部地区。阿拉伯叛军在扎林盖地区对政府车队及安全部队发动了一系列袭击，苏丹政府满足叛乱分子的经济诉求之后，双方的矛盾才暂时得到缓和。2008年初，达加洛向苏丹政府提出一系列要求，作为换取其“忠诚”的条件。具体包括：政府授予达加洛陆军中将军衔，授予其叔父及兄弟相应官职，并向其支付44万美元的现金。双方和解后，达加洛手下约3000人被编入政府军，约200-300人将接受政府方面提供的军官培训。

此后，达加洛麾下武装力量迅速发展，在2013年正式改组为“快速支援部队”后，逐渐在苏丹安全领域占据重要地位，达加洛本人亦逐步迈向了苏丹政治权力的中心。2019年4月，达加洛联手布尔汉与多方反对派力量推翻巴希尔政权，达加洛出任苏丹主权委员会副主席。2021年，达加洛与布尔汉再次联手推翻哈姆杜克文官政府。在掌控国家政权后，双方的合作逐渐让位于权力斗争。

为了增强势力，双方在对内和对外政策方面不断角逐。达加洛对内占据达尔富尔地区金矿资源，迅速壮大自身经济实力，并于2023年初陈兵喀土穆；对外则与阿联酋及沙特阿拉伯等中东国家保持密切联系，出兵参与周边地区战事。与此同时，布尔汉对内加速政治过渡进程，力图在两年过渡期内收编“快速支援部队”，整合并掌控苏丹武装力量，拉拢达尔富尔地区其他反对派制衡达加洛；对外则与埃及保持密切联系。某种程度上而言，2023年4月双方武装冲突的爆发，是边缘地区部落改变既定中心-边缘结构的尝试，意在挑战河岸部落及城镇地区主导国家发展的既有权力格局。

三、地方武装进场搅动军方两派的权力博弈

当前，苏丹武装冲突依旧持续，而边缘地区其他武装力量亦牵扯其中，为苏丹未来的局势走向增加了不确定性。苏丹独立至今，历经持久内战的考验以及政府层面的多轮分化和冲击，达尔富尔地区相关武装力量实力依旧，典型的代表是达尔富尔地区抵抗组织“正义与平等运动”及“苏丹解放军-米纳维派”。

2011年南方公投走向独立之后，西部的达尔富尔地方武装力量成为对抗中央的重要地方势力。2020年达成的《朱巴和平协定》，便着力于实现苏丹政府与达尔富尔反对派的权力分享。根据协定，“正义与平等运动”领导人吉布里尔·易卜拉欣成为苏丹的财政部长，该组织逐步向苏丹政府靠拢。2023年11月，“正义与平等运动”“苏丹解放军-米纳维派”与苏丹政府军达成共识，组建三方军事联盟共同对“抗快速支援部队”。

三方军事联盟开启了苏丹本轮冲突的新阶段，地方武装力量进场并参与到苏丹军方两派的权力博弈之中。各方势力依据不同的利益考量，推动苏丹从中央到地方的敌我阵营重新组合。2024年3月21日，“正义与平等运动”参与加达里夫前线政府军对快速支援部队的作战。在军政府的允许下，“正义与平等运动”在苏丹东部开展大规模招募活动，极大推动了成员的多元化，扩大了该地方武装部队的规模和支持基础。同年3月24日，“苏丹解放运动-米纳维派领导人明尼•米纳维宣布加入政府军对快速支援部队的战斗。

预计，苏丹地方武装力量将打破当前苏丹军事力量各派的实力平衡，在新一轮的苏丹武装冲突背景下，“正义与平等运动”以及“苏丹解放运动”的军事实力有望提升。目前，布尔汉已经表示其态度立场，即：希望“正义与平等运动”在战后编入政府军。然而，布尔汉动员地方武装力量对抗“快速支援部队”的战略，与巴希尔曾经扶植“金戈威德”以镇压抵抗组织的策略并无本质区别。

当下，达尔富尔危机悬而未决且愈演愈烈，设若三方军事联盟取得了本轮武装冲突的胜利，随后三方是否会复现央地关系中的博弈难题，是否会将苏丹引向新一轮的权力博弈，苏丹军队是否将会迎来新的内部分化，一切皆有可能。达尔富尔地方武装和抵抗组织，或将成为下一个“快速支援部队”。复制巴希尔借力“金戈威德”的战略，对于当前的苏丹政府军而言，结局或可能是“饮鸩止渴”。

四、权力博弈逻辑之下苏丹武装冲突前景暗淡

当前，国际社会多元力量尝试推动苏丹冲突的解决，美国、英国、阿联酋及沙特阿拉伯建立了“四方机制”。此外，美国还联合欧盟对冲突双方实施金融制裁，但强制实现停火的路径并未取得成功。阿联酋因为达加洛盟友的身份，长期对后者提供资金与公共关系支持，已经丧失了苏丹政府军的信任。此外，既有的和平方案局限于停火而非实现苏丹的全面和平，加上交战双方不断公然违反既有的停火协议，苏丹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内的政治局势实属难料，短期内转圜的前景暗淡。

伴随苏丹冲突局势爆发一周年的临近，2024年3月20日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戴兵呼吁苏丹冲突双方落实安理会第2724号决议，尽快实现斋月停火，最大限度避免平民伤亡，防止冲突进一步外溢至周边国家。冲突双方的当务之急，是制定行之有效的停火协议，避免造成更加恶劣的人道主义灾难。而冲突的根本解决则有赖于涉事各方达成合理的权力分享方案，改善央地之间、各军事力量内部及其与地方武装之间的结构性问题。

文章来源：扬州大学红海地区研究中心，《红海地区研究简报》2024年第1期·总第1期。文章精简版发表于《世界知识》2024年第9期。

【作者简介】付海娜，博士，扬州大学苏丹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主要从事苏丹与南苏丹问题、阿拉伯世界政党、中东国际关系、国际发展援助研究。王以宁，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研究生，主要从事苏丹政党政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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