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奴隶制走向自由

我希望看到自由的太阳辉煌照耀，可耻的奴隶制度在地面上消灭！

——《斯巴达克斯》

内战结束许久 之后， 曾经遭受奴役的经历一直深深地刻印在黑人的集体记忆之中。正如一位白人作者在多年后所写的， 黑人无法摆脱这样的观念， 即“白人曾经野蛮地欺压过他们”。

他们对于那种认为美国奴隶制是少有的仁慈以及主奴之间存在着 “ 和谐 关系 ” 的说法尤其感到愤怒。 “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我们曾经是多么‘幸福’ …… ， ” 一位黑人演讲家不无讽刺地宣称， “ 难道这些绅士们把我们曾经遭受的苦难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吗 ?”

铭记过去的目的不是延续仇恨，而是引以为戒。

从根本上说， 黑人不仅对那些与奴隶制相关的事情 —— 鞭刑、家庭的分离、无数令人感到屈辱的规矩等 —— 感到愤怒，而且对他们曾经是奴隶这一事实感到愤怒。在访问里士满时， 苏格兰牧师戴维 · 麦克雷见到一位前奴隶， 后者说他从来没有被鞭打过但他对自己受到的虐待表示不满， 麦克雷为此感到很奇怪。 “ 那你受到的虐待是什么呢 ?” 麦克雷问道。 “ 我遭受了残酷的待遇， ” 获得自由的奴隶回答说， “ 因为我被置于奴隶制中。 ”

刚获得解放的奴隶们想尽办法，从各个方面力图“抛弃受奴役的标志”，推翻白人强加于他们生活中的各种真实的和象征性的权威。有的人取了新的名字， 反映出解放在他们心中激发起一种对生活的高度期望。

一位在萨凡纳的北部教师报告说，她的黑人学生中有一个人取名叫“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另一个叫“富兰克林·皮尔斯”，甚至还有一个叫“乔·约翰斯顿将军”；在南卡罗来纳州乔治城，前奴隶新取的名字中包括了“柏林勇士”“米切尔希望”和“伟大机会”，以及“托马斯·杰斐逊”。许多黑人在获得解放之后要求白人对他们尊称“先生”或“夫人”，而不是像在奴隶制中那样对他们直呼其名。

南北战争后，黑人们流行以美国建国元勋的名字来取名，以昭示自主。

黑人也利用一切机会来宣示，他们不再受无数与奴隶制联系在一起的陈规陋习的约束，无论这些旧的规矩是大是小。自由民无视白人的监管，自由地举行集会和宗教仪式，他们养狗、持有枪支和饮用烈性酒 ( 所有这些在奴隶制下他们都被禁止拥有 )，拒绝在人行道上给白人让路。他们还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穿衣打扮，黑人妇女有时会穿得花枝招展，打着阳伞，用五彩缤纷的帽子和纱巾取代了奴隶时代使用的头巾。

1865年夏天，查尔斯顿城的自由黑人占据了该城“最好的住所”，“身着彩虹般的绫罗绸缎”，在王子街上悠闲地散步， 而就在离卡尔霍恩墓地不远的地方，黑人小学生们在那里高唱《约翰布朗之歌》。居住在乡村地带的白人对自由民的“傲慢无礼”和“反抗”也是抱怨不停，在白人眼中，这些行为与他们期待的黑人在奴隶制下表现的温顺与服从大相径庭……

《约翰·布朗之歌》是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一首著名进行曲，它源于对美国废奴主义者约翰·布朗的纪念。

联邦占领军中黑人士兵的出现也使黑人变得更加自信和大胆，但也引发了白人的抱怨。黑人士兵们犹如“黑人平等的信徒”一样地行动起来，纽约《世界报》写道，他们在前奴隶中传播有关拥有土地、享有公民权和政治平等的思想。他们插手干预种植园的劳工纠纷，有的时候甚至还逮捕白人。(“看到一个白人被一个黑人小痞子抓起来……，”一位前邦联士兵写道，“心里真的觉得不是滋味。”)

黑人军队帮助兴建学校、教堂和孤儿院，组织辩论社团，并在其中发表“最有煽动性的演讲”等。在南部城市， 他们要求乘坐实施种族隔离的公用街车，冲着赶路的白人大声嚷嚷：“我们现在都是平起平坐的人了”， 并对居住在像孟菲斯这样的城市里的黑人说，他们不必服从军队要求归还种植园土地的命令。

黑人演说家在慷慨陈词

奴隶制下最遭奴隶们痛恨的有两样东西：没有通行证的前提下不能旅行的规定，以及负责实施这一规定的巡查队。

随着奴隶解放的到来， 南部黑人人口的一半看上去都在马不停蹄地赶路。“黑人立马拔腿就上路了，”一位得克萨斯的种植园主回忆说，“他们好像急着想与自由靠得更近一点， 尽管他们并不知道自由是什么——好像自由是一个地方或者一个城市似的。”

黑人们先前作为奴隶的经历似乎对他们的行动没有任何影响。“多尔曼的所有黑人奴隶都离开了他，”一位亚拉巴马的种植园主报告说， “他们从来都是来去自由， 就像他的孩子们一样。”对于前奴隶来说， 能够做到来去自由， 实在是一种值得骄傲和感到激动的理由。“黑人对于能够外出旅行简直兴奋得发狂，”一位白人观察者在1877年注意到， “他们总是缠着铁路官员，要求为他们的节假日、野餐活动、周日学校庆典和教堂奠基等各种理由增开加班车、游览车等。”

长期压抑苦闷的生活使黑人通过集体旅行来释放不满，感受自由。

重建早期发生的大规模黑人旅行活动是在种植园主、联邦军队和自由民局坚决反对的情况下发生的，而这种旅行对于南部白人、许多北部人和后来的历史学家来说，是一种“漫无目标的移民活动”，似乎也证明了黑人将自由与游手好闲和“流浪”生活等同起来的做法。

事实上， 大部分的自由民并没有在1865年抛弃他们的家庭种植园， 那些抛弃种植园的人也只是旅行到几英里之外的地方。做那些长途旅行的黑人通常有具体的理由。譬如，亨利·亚当斯在1865年离开路易斯安那州的种植园， 目的是“想看一看我不需要通行证是否可以自由旅行”。(这不是一种游手好闲的行动。一群白人在路上与亚当斯搭讪， 当得知他没有主人的时候就把他揍了一顿。)

摘自《重建：美利坚未完成的革命》

作者: 〔美〕埃里克·方纳

译者: 王希

出版年: 2024-4

有些黑人抛弃了白人人口占绝大多数的乡村县，到另外的地方从黑人中寻找同伴。一个自由民妇女离开了佐治亚的农场，说“她不能住在黑人人数比在这里更少的地方”。战后的“(黑人) 出走”也反映出黑人人口在内战中出现的大量的流离失所的状况。数千名奴隶被他们的主人当成“难民”送到得克萨斯州，此刻又返回到密西西比州和路易斯安那州；

而在南卡罗来纳州，那些在战争初期离开了海岛地区的黑人此刻也返回家乡，有的时候，他们会在路上与那些从大陆逃往海岛地区、此刻也在返家的前奴隶们相遇。旅行中的黑人还有相当一大批人被大大高于东部的工资所吸引，希望移居到得克萨斯、路易斯安那和其他的西南州去居住。

美国黑人密度地图

因为各种原因，在战争期间和战争刚刚结束之后，南部的城镇和城市尤其经历了大量自由民涌入的情形。许多黑人认为，比起乡村地区，城市里的“自由显得要更自由一些”。

城里有黑人的社会体制——学校、教会和各种联谊社团——在这里虽然也有司法和执法方面的不公正，但驻扎在城里的军队和自由民局，可以保护自由民免受暴力攻击，而在南部的大部分乡村地带暴力活动往往甚嚣尘上，无法无天。“那些害怕被人攻击的人都进城去了，”一位佐治亚立法机构的黑人议员说。

1865至1870年间，南部最大的10座城市的黑人人口翻了一番，而同一时间的白人人口增长率仅为10%。较小的城镇曾经极力将黑人作为奴隶排斥在外， 此刻见证了来势更为凶猛的黑人人口增长。亚拉巴马州的迪莫波利斯是自由民局的一个区域办公室所在地，当地的黑人人口从1860年的一人增至10年后的1000人。

19世纪末，黑人大量涌入美国南部城市

那些希望在城里找到一种不同于种植园劳动和乡村生活方式的黑人时常遭遇极大的失望。大量乡村劳动力的涌入冲击了劳工市场，削减了城镇常住居民的经济收入，把城镇黑人推向低工资、体力劳动的就业市场。因为无法获得体面的住房，黑人移民通常住在蔓延在南部城市之外的棚户区里；这些地区充满了贫穷、肮脏和连年不断的传染病，黑人居民的死亡率远远高于居住在城里的白人居民。

南部城市的居住模式也因此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内战前，黑人和白人在南部城市中零散地居住着。重建时期，南部出现了一种新的、种族隔离的都市地理景观：“主城区的居民主要是白人，那里有最好的建筑；而‘自由城’(白人将之称为‘利比里亚’) 则主要由不堪入目的小木屋组成。”因为这些原因，1870年之后，移居城市的黑人移民骤然减少，南部的黑人城市人口基本稳定地维持在9%左右。

无形的种族隔离持续存在

在推动战后黑人流动的所有动力中，与在奴隶制中被分离的家庭成员的团聚构成了最为迫切和最为强大的动机。“在他们眼中，”一位自由民局的官员写道，“在没有与被奴隶制打散的家庭成员团聚之前，他们的解放是不完整的。”1865年9月，约翰·德尼特遇见一位自由民，他为了找寻被拍卖的妻子和孩子，从佐治亚步行了600英里来到北卡罗来纳。另外一位来自得克萨斯的自由民写信给自由民局，请求帮助寻找“我最亲爱的亲人”，他附上一页长长的名单，包括姐妹、侄女、侄儿、叔伯和岳父母等，自从24年前他被从弗吉尼亚卖出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们中的任何一人。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黑人报纸一直在刊登寻人启事，这些寻人启事生动地证实了那些构成奴隶制日常生活一部分的无数人间悲剧。一则刊登在纳什维尔《田纳西有色人种报》上的请求信写道：

1849年，托马斯·桑普尔将我们的女儿波利和儿子作为他的奴隶带离了这座城市……任何人如果能够帮助他们两人回到纳什维尔，或者告诉我们有关他们的所在地方……我们愿意以一人100美元的报酬予以回报。

这样的请求通常是没有结局的， 而当夫妻双方找到了失散的一方但对方又已经再婚的时候，其结果往往是令人撕心裂肺的失望。然而， 当长期分离的亲人得以团聚的时候，其动人的场面则是感人至深，令人难忘。“我希望你能看到这些从奴隶制中走向自由的人，”一位联邦军官在一封1865年5月给妻子的信中写道：“男人们带领着他们的妻子和孩子，他们的家庭被长期地拆散， 此刻得以团聚，哦！这是一种多么难得的幸福啊。我能够在这里见证这一切，实在是太高兴了。”/

图书简介：一部公认的史学经典，近乎“天才般的文采”讲述美国人再造国家、重建社会的转型故事；本书曾获班克罗夫特奖、帕克曼奖、《洛杉矶时报》图书奖、特里林奖、奥斯利奖，以及国家图书奖入围奖。1865年，美国内战结束，75万南北方士兵战死沙场，美国人随即面临修复战争创伤、化解区域敌意、重建美利坚联邦的挑战。最艰巨的挑战则是：如何在奴隶制的废墟上创建一个新的自由劳动体制，如何将400万奴隶变成政治上拥有权利、经济上独立自主的公民，以及如何将普遍自由、种族平等和跨种族民主等新宪政原则付诸实践。重建的故事围绕这些挑战而展开，错综复杂、跌宕起伏，历史与未来在此时交锋，理想与现实在此刻博弈。历史学家围绕重建史的书写进行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争论，突破旧规异常困难。方纳教授的《重建》高屋建瓴，采用全新的视角，以多元史料为基础，精用前人成果，以凝练精致的文笔，重构了这部19世纪美国的历史大剧，忠实全面地再现了黑白美国人在第二次建国时所表现的理想、决心和创造性，同时揭示了这场伟大的美国实验最终未能成功的现实原因和深层原因。

作者简介：埃里克·方纳（Eric Foner，1943— ），当代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之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德威特·克林顿历史讲席教授（荣休），曾任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1993）和美国历史学会主席（2000）。在美国内战与重建史、奴隶制史、美国政治文化史等领域中成就斐然，著述甚丰。代表作有《自由土地、自由劳动、自由人：内战前共和党的意识形态》《潘恩与革命时期的美国》《重建：美利坚未完成的革命（1863—1877）》《美国自由的故事》《烈火中的考验：亚伯拉罕·林肯与美国奴隶制》《自由之路：“地下铁路”秘史》和《第二次建国：内战与重建如何重铸了美国宪法》等。

译者简介：王希，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印第安纳大学杰出教授（Distinguished University Professor），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特聘教授(2008—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