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曾担任康生秘书，3任高级干部丈夫均在建国前牺牲，后担任处级

巍巍宝塔山，滚滚延河水，在革命圣地延安城西北8公里处，背山面水，有一处葱茏茂密的绿色园林，南面有延河的潺潺碧波，北面有山冈上高高低低的窑洞，西面有奔腾的裴庄灌渠，园里长着种类繁多的花草树木，果树成行，景色秀丽，环境清幽，各建筑若隐若现地点缀其间，景色秀丽，风光迷人，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园林入口处的一块大石碑上，镌刻着两个苍劲的大字：延园。两个题字的落款是康生。

大家可能会疑惑，康生为什么会题字在此处，再往内走，一块大石上写着：延安中央社会部旧址。原来，这里正是革命战争年代，有一个重要的部门即社会部办公的地方。据介绍，这个部门的首任部长正是康生。

后人评价延安中央社会部时期，那时正值全国抗战进入非常重要的时期，日寇汉奸及顽固分子用一切方法派遣奸细企图混入我们的内部进行阴谋破坏工作，为了保障组织的巩固，上级决定组织内成立社会部，即中央社会部。简称中社部。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无数优秀中华儿女，以忠诚智勇和热血生命，书写一个又一个可歌可泣的传奇，为为保卫领导人的安全，为夺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重要重大贡献。

社会部部长康生，原名张宗可，字少卿，曾用名赵溶、张溶、张耘，乳名张旺，笔名鲁赤水，山东诸城县大台庄人，1946年立胶南县后始划归之，至今这个村已经属于黄岛区胶南开发区大台村。当年康生在延安当社会部长的时候，他正从苏联回来不久，身穿黑色皮衣，头戴黑色皮制列宁帽，足蹬长筒马靴，夹着皮包，带着秘书，十分神气，和在边区看到的其他领导同志完全不同。讲起话来，慢条斯理，操着浓重的胶东口音。

那个时期，康生的手下有一位知名度较高的女秘书，被陈云誉为“保卫工作的第一位女同志”。她，在革命处于低潮的危难时刻进入中共中央交通局，成为“第一女交通”；她，参与了中央特科的一系列锄奸活动，其中包括“东方第一大暗杀”；她，数次入狱，几番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却痴心不改，历尽千难万险回到党的怀抱；她，虽然三次结婚，但丈夫均壮烈牺牲，她的名字叫周惠年，15岁开始参加革命的传奇人物，那么，她身上有什么可歌可泣的事迹呢？

周惠年，1911年出生于河南信阳潭家河一个普通的家庭，她出生后不久父亲去世，这就导致周惠年的生活逐渐陷入困顿，即便这样，周惠年的母亲依然节衣缩食供她读书，只是后来因为贫困，实在出不起读书费用，周惠年才辍学回家。其时，北伐军打到了她的家乡，有文化知道的她被组织人员吸引进入当地夜校作教员，后来参加革命工作。因敌人的追捕被迫离开老家，来到上海中央特科从事地下交通工作，成为组织的第一个女交通员，此后她多次往返上海与河南之间，圆满完成组织交代的工作，为革命做出了突出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也是在进入“特科”后，周惠年收获了自己的第一份爱情，爱人的名字叫谭忠余，他是1909年出生，原名谭洪江，上海宝山县人。小的时候，因为家中经济困难，无钱进学校读书，在一家米店里当学徒，正好当时顾顺章也在这家米店打工，两人因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北伐时候，他参加了上海的“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加入了革命队伍，中央特科成立，谭忠余参加了特科行动科，成为顾顺章的助手。谭忠余多次参与了特科所有的行动。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轰动一时地击毙出卖彭湃等人的叛徒白鑫的行动。在执行任务时，谭忠余丝毫不差地执行上级命令，因此得到了特科领导的信任和褒奖。

周惠年后来说：“那时我们去执行任务，必须慎之又慎。先乘有轨电车，然后进公园兜几个圈子，再坐黄包车左绕右绕，确定后面没有‘尾巴’，才走向接头地点或执行任务的地点。”随后组织调谭忠余、周惠年去鄂豫苏区工作。谭忠余任红26师政委，周惠年分配到苏区特委的妇女工作委员会，负责动员民众参加红军，动员妇女积极支援前线作战。

谭忠余率领部队在湖北的襄阳、枣阳、宜城一带同敌人作战，终因敌强我弱，力量悬殊，根据地失守，谭忠余和周惠年被迫又回到上海。组织派谭忠余去苏联留学，周惠年因为女儿生下才12天，只能留在上海，组织决定她和“革命母亲”夏娘娘（夏之栩的母亲）搬在一起，住在中央的一个机关。但让周惠年想不到的是，谭忠余这一走，竟成了永远的分别。谭忠余在苏联学习了一年多，听到红军长征到达了陕甘宁边区的消息后，他非常兴奋，立即决定回国。

他和另外4位同志带着六七头骆驼组成的骆驼队，带着武器、电台，计划从蒙古进入陕西，快到陕甘宁边区了，谭忠余一行人心里非常激动，可就在这个时候，却出事了。他们被敌人发现，谭忠余带领大家摆脱追捕，跑到了山里，结果又遭遇地方民团包围，交火之后，相持不下，就互相喊话表示可以谈判。谭忠余是负责人，他决定自己先下去谈判。结果一下去就被民团扣住，然后被带到了县城。谭忠余在城楼上大义凛然，壮烈牺牲。

作为谭忠余的妻子，周惠年在革命年代经受住了各种考验，她擦干眼泪继续战斗，随后，经人介绍，她与曾经担任红军军委秘书长的李得钊结为伉俪，李得钊，又名德昭，字伯明，1905年生于永嘉县岩头区港头村，父亲李立勋，是一位贫困的农村鞋匠。李得钊6岁时，母亲在贫病中不幸去世。叔父因生活贫困，终身未娶，与得钊父亲共养这个侄子，三口之家，还是难得温饱。李得钊幼时因营养不良，骨瘦如柴，但天资聪颖，记性极好；艰苦的生活磨炼，使他从小就知情懂礼，邻里交口称赞，并力劝其父让他从师入塾。私塾先生体谅他家境贫寒，愿意免费招收，他才得就读。

随后，李得钊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永嘉县立岩头高等小学，又入英国人办的艺文中学，并获准减免学费。毕业后，受聘在母校附属小学任教。这期间，他加入了组织，并进入上海大学学习，不久派遣他到苏联留学，回国后，他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发表大量的文章，并担任军委秘书长的职务。这期间，中央从上海撤到苏区以后，在上海建立临时中央局。负责同全国各地组织和苏区联系，接待全国各地到中央请示汇报工作的同志，还担负着党中央与共产国际间联系的任务。李得钊是上海临时中央局的五位负责人之一和秘书长，他的爱人周惠年是临时中央局交通员。

然而，就在这时，由于叛徒出卖，李得钊与爱人周惠年被捕入狱，他们的两个孩子（大的3岁，小的刚出生）也一起入狱。周惠年在敌人严刑拷打下，说自己是一个不识字的妇女；问她什么事，都说不知道。李得钊在狱中，经一次又一次的严刑拷打，其身份虽已被叛徒指认，但是他仍然坚不吐实。从被捕时起，他就下定决心，用自己的生命来捍卫组织的机密。他视死如归说：“你们要杀就杀，何必多问！”他每天早上起来，都把衣服穿得整整齐齐，梳好头发，准备着就义。他还设法搞到纸笔，给父亲寄了绝命书，诉说自己的志向和被捕后宁死不屈的决心；感谢父亲辛勤抚养之恩；安慰父亲切莫过度悲伤，说光明的来临已为期不远！他还向同监的难友、同志说他爱人周惠年的境况，请他们在自己牺牲后对她和孩子们的生活多加照料。

由于李得钊始终坚不招供，敌法官也无可奈何，只得在没有任何口供的情况下，于1935年8月将李得钊判了15年徒刑。判刑后，把他从宪兵司令部看守所移押到南京军人监狱里。周惠年和夏娘娘一起，则被移送到苏州反省院。李得钊关押地监狱号称“天牢”，拥挤得无法睡眠，有时难友们只得轮流睡一会儿；吃的是“三层饭”（烂米、稗子、砂子）和烂菜汤。李得钊刑伤累累，且又患肺结核病，得不到应有的治疗。关在隔壁号子的难友看他身体越来越不行了，很为他担忧，就掏钱买了八磅澳大利亚进口的“代乳粉”送给他，但也不能挽救他的生命。身体发烧，草菅人命的狱医只是给他服奎宁。1936年9月，终因剂量过重和连续服用，中毒死亡，时年31岁。

李得钊牺牲后，周惠年来到武汉工作，并遇到了刚组建的长江局组织工作负责人黄文杰。黄文杰，1902年生于广东兴宁大坪区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7岁开始读书，先人私塾启蒙，9岁入本村培英小学读书，曾因经济困难，中途辍学在家务农，小学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县立中学，他倜傥有志，聪慧好学，追求上进，在同学中威信很高，连任县立中学学生会会长，多次带领同学走上街头查禁日货，发表文告，宣传爱国思想，是学校中反帝爱国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

中学毕业，时值第一次周内革命战争时期。兴宁同广东各地一样，工农革命运动正日益蓬勃发展。黄文杰应聘到本县新陂小学任教，他在先进人士的启迪下，一面向学生传授新文化新思想，教唱革命歌曲；一面利用课余时间到新陂农村宣传农民革命，不久以优秀成绩考入黄埔军校。并由军校特别支部推荐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就读。他胸怀大志，发奋学习，毕业后，分配到上海从事秘密工作。

“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黄文杰积极参与发动工人和广大群众组织义勇军、敢死队、情报队、救护队、担架队和运输队支持十九路军。临时中央局迁至中央革命根据地后，成立上海临时中央局；由黄文杰任代理书记、书记。他面对这尖锐复杂的斗争形势，迅速整顿健全领导机关、人事组织，采取相应的步骤开展工作，宣传反蒋抗日和收集情报外，还积极采取措施支援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

黄文杰被捕后在组织营救下出狱，黄文杰先后担任长江局组织部副部长、秘书长。黄文杰不辞劳苦忘我工作的精神，赢得了与他在一起工作的周惠年的爱慕。不久，两人结了婚。但彼此相见时难别时频，很少能过上正常的夫妻生活。黄文杰任南方局领导人，他协助省委制定组织工作的总方针，搞好基层工作，坚持独立自主开展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向广东较开明的上层人士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显著成绩。

就在这期间，长期在艰苦环境下东奔西跑，忘我工作的黄文杰患了肺病。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方有愈转，但倍受到重庆工作，他一直埋头苦干，从不考虑个人的安危、得失。自己有病，却保守秘密，连细心的妻子也不知晓。妻子周惠年提出要求去延安学习，他欣然同意，并让已怀孕五个月的妻子做了人工流产，使之轻装前往。不料，这次分离竟成了他俩的最后诀别。1939年7月，日本飞机经常对重庆狂轰滥炸，当时患伤寒病的黄文杰，因躲避日机轰炸，在防空洞里受了凉而发高烧，抢救无效不幸逝世，终年仅37岁。

周惠年的三任丈夫，分别是红军的师政委、临时中央军委的秘书长、中央分局的重要领导人，可以说是红军的高级干部，但他们都是为了革命事业壮烈牺牲，作为妻子的周惠年擦干眼泪，所有的悲愤化为了工作的动力，，根据组织的安排，调入延安中央社会部，当时康生是负责人，周惠年则担任了康生的秘书，协助康生处理社会部的相关事宜。她为了革命的胜利，屡建奇功，那段时期，周惠年曾两次得到上级领导人的多次表扬，高度评价她在白色恐怖时期为革命作出的突出贡献。

经过周惠年的不懈努力，迎来了新中国的建立，她被调入中共中央编译局工作，先后任干部科长、秘书科长、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官至处级，于1997年因病去世，享年86岁。她的一生虽然没有过上女人都希望过的幸福日子，但她毕生为了自己的理想信念所付出全部的爱，是一位值得后人尊敬的革命前辈，她的英雄事迹将永远被人记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