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近代思想译介形塑中国转型、引发“传统再生”

从丝绸之路到茶马古道，从张骞通西域到郑和下西洋，从大秦景教流行碑到敦煌藏经洞，从唐长安到元大都，文化的交流、文明的碰撞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具有突出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中华文明，始终善于学习、借鉴、接纳域外文化。特别是到了近代，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突出表现为主动的译介学习。

【接续与勃发】

在早期全球化时代，欧洲的科学文化知识逐渐传入中国。其中，利玛窦、徐光启合作翻译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前六卷，是一件具有标志性的中西文化交流大事。

此后由于各种原因，中西方的交流互动步入低潮期，但并不意味着陷入完全停顿。如19世纪初，一批活跃于华南地区的西方人对西方经济学有了初步介绍。在鸦片战争前多次潜入中国内地的德国人郭实腊编纂《制国之用大略》和《贸易通志》，进一步介绍了西方所谓的自由贸易情况，并受到中国士人的关注。后来，魏源撰写《海国图志》时对此多有参考。

鸦片战争后，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进一步开眼看世界，“西学东渐”也随之掀起新高潮。

以自然科学为例，从1860年到1900年便有555部西方著作陆续被译成中文出版。在社会科学方面，也是如此。1867年，京师同文馆开设“富国策”课程，专门讲授西方经济学。时任同文馆总教习的美国人丁韪良与中国人汪凤藻合作翻译英国人福赛特的《政治经济学提要》，此书被一些学者视为“近代中国第一部专门介绍西方经济学的著作”。

在这一大背景下，《几何原本》再次进入世人视野。咸丰年间，海宁人李善兰主动与美国人伟烈亚力合作，“约续徐利二公未完之业”。他们“日译一题”，凡四历寒暑始卒业。伟烈亚力感慨：“异日西土欲求是书善本，当返诸中国矣。”

自1901年至1911年，西学传入呈现加速发展态势。这一时期输入的西学书籍总量，据统计超过以往90年同类书籍总量的5倍。伴随这一思想译介浪潮，大量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知识为更多人所接触和接受。

根据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记载，延安时期的毛泽东曾回忆1921年自己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期间读过不少书，其中就包括《穆勒名学》一书。通过阅读该书，青年毛泽东逻辑思维得到了快速成长。

《穆勒名学》的译者严复，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是一个在近代中国思想译介史上绕不过去的名字。毛泽东将其与康有为、孙中山等人并列，视为“历经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中国人代表。

今年是严复诞辰170周年。作为近代中国颇具代表性的思想家、翻译家，严复一生致力于介绍、翻译近代西方的社会科学著作，包括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等。在众多西方社会科学中，严复最看重的是名学，即逻辑学。他认为，名学是“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具有“察不遁之理，必然之数”的功能。

严复的译著风行一时，对当时的社会启蒙发挥了巨大作用。这在时人的论述中多有印证。

1903年盛宣怀在致张元济的一封书信中就表示，《原富》一书“为严几道生平译本最著之作，近来讲理财者必探原于斯密氏，故此书风行最广”。

《天演论》初稿在《国闻汇编》刊登后，即在知识界掀起了传播热潮，进化论进而成为近代中国最主要的社会思潮之一，以至于后来邹容在《革命军》中写下“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

王国维在1905年所作《论近年之学术界》一文中，特别关注到严复所译《天演论》一书及其影响，指出“唯近七八年前，侯官严氏（复）所译之赫胥黎《天演论》出，一新世人之耳目……嗣是以后，达尔文、斯宾塞之名，腾于众人之口；物竞天择之语，见于通俗之文”。

【调适与转型】

咸丰年间，曾国藩在为李善兰和伟烈亚力续译《几何原本》作序时充分肯定该书在算学领域的价值。他认为《几何原本》“不言法而言理”，如“括一切有形而概之曰点线面体”，因此可以做到“闭门造车，出门而合辙”，这是中国传统算学所不及的。

但另一方面，在曾国藩看来，《几何原本》中的学问也只可看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补充，“九章之术”仍不可废。他甚至将《几何原本》所言之“理”比喻为“声音训诂”之类的小学，只是进一步研读中国古代群籍的工具。这样的认识其实跟晚明士人的观点相去不远，本质上是一种“中体西用论”。

数十年后，当严复开始翻译工作时，大部分学者还以“时文、公牍、说部为学”。在如何看待西方学术的问题上，很多人认为“彼之所精，不外象形下之末；彼之所务，不越功利之间”“逞臆为谈，不咨其实”，更有甚者提出“彼之所明，皆吾中土所前者”。对于类似的“西学东源论”，严复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适用自蔽之说”。

事实上，通过近代思想译介，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些本来隐而不彰的思想得到挖掘，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这或可视为“传统的再生”。

比如，严复在《群学肄言》中首先使用“群学”这一词语，用来指代社会学。这一词语与荀子的群学思想有着密切关系，因此也就把中国古代思想与近代西方学术联系在了一起。

又如，在译注《天演论》的过程中，严复将赫胥黎的“普遍进化论”与中国古代经典《易经》中所包含的进化思想相互观照，进而勾勒出自然、社会不断进化的新观念。

通过翻译甄克思的《社会通诠》，严复进一步确信：中国应该和其他国家一样有一个社会进化的过程，“始于图腾，继之以宗法，而成于国家”。

辛亥革命后，近代中国迎来经济学发展的高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发现无论是西方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说还是国家主义经济学说，与中国的现实都显得枘凿不入，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在哲学领域，同样存在类似的现象。近代哲学思想的早期译介以著名的西方哲学家为嚆矢。其中，培根、笛卡尔、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尼采等为译介之重点。但在近代中国社会思想改造一事上，纯粹的西方哲学难以独自承担这一重任。

可见，思想的译介并不能等同于完全的西化，而必须与中国本土的传统相结合。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其与不同的学科相结合、与中国本土实践及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后，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真正找到了正确方向。

（王健，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