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博东馆丨何以海派：海上书画馆溯源千年艺脉与成就

位于上博东馆二楼的海上书画馆,将于11月13日面向观众开放,首轮展出48组/61件书画藏品，其中一级品有10组/20件。

海上书画馆围绕“何以海派”进行上海书画溯源，旨在通过挖掘馆藏所蕴含的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红色文化特质。

上海博物馆于2021年成功举办了“万年长春：上海历代书画艺术特展”，其与“丹青宝筏：董其昌书画艺术大展”（2018）、“吴湖帆书画鉴藏特展”（2015）共同构成了上博书画专题研究系列之“海上三部曲”。海上书画馆藉上海博物馆“海上三部曲”特展之学术成果，尤在其中“万年长春：上海历代书画艺术特展”的学术架构上进一步延展，探究海上千年书画发展过程中所呈现的“底蕴深厚、艺脉醇正、兼融并蓄、勇于创新”的艺术特色和人文精神，更有助于理解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的城市精神脉络与传统人文底色，以及“开放、包容、创新”的城市精神品格。

何以海派：

呈现2000年海上书画史

进入海上书画馆，抬头便是“何以海派”的木匾。

“何以海派”诠释了上海博物馆海上书画馆的设计主题。上海博物馆东馆是世界看中国的一扇窗口，更是世界看上海的一扇窗口。许多人说起上海文化，比较熟悉的是对开埠之后近两百年的海派书画，而海上书画馆则向观众呈现了两千年的海上书画史。

上海人文荟萃，艺脉源远流长。从“云间二陆”法书到吴越国文化遗迹及至“松江本”《急就章》，这些文化遗珍既是海上千年艺脉传承的见证，也是上海文化记忆的重要组成。纵观海上千年书画之艺脉与成就，几乎伴随着文人画史的各个重要阶段。

四大板块

梳理研究海上千年书画成就

上海是太湖流域暨江南文化重镇之一，如今又是长江三角洲一体化发展的核心地，其于文化上的地位尤显重要。且一部中国书画史，亦是诸地域美术史的汇合。欲理解、领悟文人书画史脉络及其美学意蕴，探讨海上千年书画史是题中应有之义。

即将开放的海上书画馆分“艺脉/艺术成就”“人文/地区互动”“鉴藏/艺术影响”“潮头/海上风华”四大版块，梳理、研究海上千年书画成就，考察其美术史地位与影响。藉此，期望建立海上千年书画学术研究高地，共同推动中国美术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艺脉/艺术成就”板块，重点呈现海上书画的艺脉发展及其与中国美术史的关系。唐宋时代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文艺的空前繁荣，中国画各科亦相继形成与成熟，登上了画史古典主义艺术的高峰。宋元以降，文人书画渐为中国书画史之主流。其发展从初创、确立至别开生面，其间真正起到引领意义的人物并不多。其中董其昌以一己之力影响身后近四百年，倘若加上董氏之外的海上千年书画成就，则一部文人画史，可谓半部与上海相关。海上千年书画之艺脉与成就，几乎伴随着文人画史的各个重要阶段。如“法帖之祖”——《平复帖》、拈出“墨戏说”文人画理论的米芾、元代上海文人画成就、明初云间书派与上海“吴门前渊”，以及古代画史最后一个高峰——海上画派，乃至近现代如黄宾虹、李叔同、陆俨少等名家之成就。就上海画史个案贡献论，包括艺术创作、地区流派、画学理论、书画鉴藏、中西交汇和美术教育诸方面，皆不乏开风气之人物，可谓群星璀璨。

“人文/地区互动”板块，聚焦书画中反映出的海上社会人文及其与其他地区的互动关系。整个元代，进入了真正确立文人画自身辉煌价值的鼎盛期。地处太湖流域，风土宜人、水陆便利的重镇——上海，于元末成为文人画创作的中心地带，所取得的成就奠定了本土书画的格局，更对其后的持续发展及画史地位的不断攀升，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间发生的大规模聚“天下士”之人文迁徙，是继三国东吴后的盛况再现。从元代《淀湖送别图》至明代《曲水园图》，形象地勾画了元明以来上海城市人文的迁移路线图，这恰与明初以降上海地理生态环境，尤其是以黄浦江为主的水系变迁几乎同步。本板块作品不仅体现了上海的自然风光、语言饮食、人文构成等风土人情，亦反映了明清以来江南文化的两个重镇——上海与苏州，随着经济地位等综合因素的变迁，于书画领域发生了既共生一体又此消彼长的互动关系。

“鉴藏/艺术影响”板块，从鉴藏的角度展示海上书画如何继承与创新，揭示其艺术影响。继承与创新是中国书画史得以持续发展的不二法门。作为接过 “吴门画派”画学旗帜并得以超越，乃至引领后世四百余年画史的“丹青宝筏”——董其昌——而言，这不仅仅展示了其于艺术史上勇立潮头的创新精神。若考察古代上海艺术家赖以生长的艺术土壤，书画鉴藏文化不可或缺。元末至清末民初的近七百年间，上海书画鉴藏可分为四个主要阶段，即“肇兴”（元末明初）、“四分天下”（明代中叶）、“高峰”（明末清初）及“半壁江山”（清末民初）。同时，上海历代书画家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和繁荣的鉴藏活动又对其它地区艺术活动产生了影响。

“潮头/海上风华” 板块，凸显了清末民初海上画派的异军突起，及上海美术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具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从1843年上海开埠后逐渐发展壮大的海上画派，到二十世纪初以上海为中心的洋画运动，再到三、四十年代蓬勃发展的革命美术、抗战美术，上海美术始终在全国美术界起着引领的作用。它继承了江南文人书画的传统余绪，并开启了20世纪中国现代美术的新格局，是中国古代书画向现代美术转型的重要一环，也是海派文化的体现和缩影，其焕发出开放、创新、包容的精神，成为上海城市品格的重要内涵。

经典展品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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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李升 淀湖送别图卷

淀山被称为“九峰之祖”，是一座千年文化历史名山，也是重要文化遗址，淀山湖也正以此山而得名。

地方志《淀山图》载上海千年双子山——“淀山”“箕山”

画面中山水相映，栩栩如生，仿佛将我们带回了六七百年前的时光。这是目前发现的实景山水画中最早的作品之一，为我们揭示了上海乃至江南地区千年来的山水风情，好比是一幅上海版的《富春山居图》，极具历史价值。透过画作，画面上的山水似与眼前的景色逐渐重叠，城市文化底蕴亦通过这种别具韵味的书画考古显现出来。

北宋 米芾 行书道祖帖卷

《道祖帖》，又称《致薛绍彭书札》《得书帖》，上款“道祖”即薛绍彭，书家。二人友谊颇深，来往书信较多，世人称二人为“米薛”。米芾尝作诗戏云:“世言米薛或薛米，犹言弟兄与兄弟。”足以见其友谊深厚。北宋时期，海上贸易兴盛，上海青龙镇规模可观，于是朝廷置监镇。元丰五年（1082年），米芾出任镇监。清李佐贤《书画鉴影》曾著录，该帖与《章侯帖》（《恶札帖》）等同装一册。该帖虽有残损及修补痕迹，但神采奕奕，有龙跳虎卧之势，为米芾成熟期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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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董其昌 秋兴八景图册

在中国文人书画史上，董其昌是继苏东坡、赵孟頫之后，承前启后的一代宗师，他跳脱宋画“求真物象”的樊笼，提倡用笔墨来表达意境，不再是书斋山水，而是一种精神家园的心中山水，是一种灵性与诗性的存在。万历四十八年秋，董其昌泛舟吴门，此时，夏末未央，秋意渐浓。途中所见，有草木葱茂、风雨迷蒙的江南丘陵，有沙汀芦荻、远岫横亘的水乡情调，亦有水天楼阁、彩舟竞发的江上秋景。峻拔的山头，幽深的溪谷，弥漫的云雾，各尽其态。

《秋兴八景图》是董其昌在水中行舟的过程中画的。这组作品，无论是水墨、浅绛还是小青绿，都是按照秋天的诗意来表现的。“八景”虽同出一组作品，但每幅画作都是独立的。

《秋兴八景图》描绘“秀峰如簇，川原苍莽”的江南秋景，缀以秀逸典雅的诗文题跋。落笔簇簇如行蚕，平添虚实交错的美感，诗书画的文人逸致更为浓郁。

元 曹知白 清凉晚翠图页

曹知白（1272-1355），字又玄，号云西，学者尊称其为贞素先生，元代松江府华亭县贞溪（今上海市青浦区练塘镇小蒸）人。曹知白一生居乡里，研习黄老之学，以治园植花为事，以诗酒琴画为乐，过着“多田翁”富足而闲逸的生活。喜交天下名士，与无锡倪瓒、昆山顾瑛合称为“江南三大名士”。《清凉晚翠图》画面采用元代流行的“一江两岸”式构图，近景为几株稀疏的杂树，有些已经落光了树叶，中景为一人乘舟归来，远景为一抹低矮的丘陵，植被亦不茂盛。结合标题中“清凉”二字，可知作者描绘的是秋天景象。技法上继承了李成的寒林图式样与郭熙的蟹爪枝，皴笔似为斧劈，又夹杂披麻，体现出兼祧南北二宗的风格特点。笔墨简洁、率意，虽不甚注重细节刻画，但神完气足。

现代 徐悲鸿 康有为像

徐悲鸿是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奠基者，曾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等职。他与上海有着不解的情缘，其艺术道路的酝酿期就在此地生发。徐悲鸿自幼随父亲学习诗文书画，17岁到上海卖画维生，接触到西洋绘画，曾在上海图画美术院求学，20岁考入上海震旦大学学习法语，为日后赴法留学打下基础。徐悲鸿在上海结识周湘、高剑父、高奇峰、康有为等进步艺术家，对其此后的艺术道路影响甚远。尤其是康有为推崇文艺复兴大师拉斐尔，主张引用西方的写实主义改良中国画的艺术概念，为其确立艺术道路指明方向。此外，在康有为的指导下，徐悲鸿潜心临摹各种名碑古拓，书法功力愈加深厚。徐悲鸿于1919年赴欧洲留学，考入法国巴黎国立美术学校学习油画、素描。徐悲鸿摒弃当时法国日渐兴盛的现代派画风，钻研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学院派艺术，继承西方古典艺术严谨的造型和技法。1926年，徐悲鸿回国探亲时,在上海用写实法作油画《康有为像》，感谢恩师的指导和帮助。徐悲鸿应康有为邀请赴文艺界宴会，出示己作，康有为评价其画“独步中国，无与为偶”。

海上书画馆首轮展出48组/61件书画藏品中，还有（传）温日观《葡萄图》卷、潘允端《玉华堂日记》、沈源《冰嬉图》卷、张一鹄《赠王士禛山水图》卷、沈韶《张子游小像》卷、文从简《临宋人人马图卷》、徐悲鸿《康有为像》、张大千《荷花图》轴、（传）安格尔（法国）素描人物画稿页，以及项圣谟、张琦《尚友图》轴等首次展出或新纳入“上海历代书画人文”体系的藏品。展品不仅反映了上海地区历代书画家的艺术成就，及千年海上人文与艺脉的传承，也展示了近年来上海博物馆在书画文物考古中的新的学术成就。譬如上海嘉定画家马愈的作品《畿甸观风图》就曾长期因无法确认作者而只能以“佚名”署名展出，经过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主任凌利中的考证，确认了马愈为该画作作者。“这幅画乍一看与吴门画派之首沈周的风格十分相似，而马愈与沈周祖孙三世交往，沈周的绘画风格也直接受到了他的影响，所以马愈也是吴门画派的‘先驱’。”

除了传统书画藏品，海上书画馆还展示了一些反映中外艺术交流的作品，其中包括印度诗人泰戈尔到访上海，在徐志摩、陆小曼夫妇的家中首次试用毛笔绘制的山水图，陆小曼也为这张小画题字。这幅作品让人们看见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在上海这片艺术土壤交流融合，让观众更深刻地理解这座城市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底蕴。

上博东馆按书法馆、绘画馆、海上书画馆的顺序，设计了一公里观展动线，当中以传统书画文化为本，汲取园林造景元素，设有“书画八景”。海上书画馆中也有三景与展馆主题相互呼应——“画禅室”内对联为董其昌所书；“海派书房”呈现的是宋庆龄故居的书房一角；“石库门”则是取自一大会址，突出红色文化、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的三大文化品牌，也让游客在游览时既不脱离浓郁的艺术氛围，又能稍微休息一下。

供稿丨办公室新闻中心、书画研究部

初审丨凌利中、孙路遥、石维尘

终审丨汤世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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