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红军政委、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为何42年后长期“靠边站”？

郭洪涛是一位曾经历史地位很高的人物，官方对他的定论是“陕北红军和陕北革命根据地创建者之一，山东抗日根据地创建者之一，新中国交通事业的开创人之一”。

不过，他对自己的评价却没这么高，曾说自己在工作中犯过错误，“给党的事业带来的不良后果是严重的”。很显然，郭洪涛身上是充满了争议的。

那么，他所指的不良后果是什么？为何建国后又长期“靠边站”呢？

郭洪涛是陕西米脂人，1909年出生，早年在求学的过程中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深受触动后于1925年入党。

因为他文化程度较高，很快就成为陕西本土的高级干部，1934年7月陕北红军总指挥部成立时，郭洪涛还出任政委，与他搭档的总指挥是谢子长。

没过多久，统一领导陕甘、陕北两块根据地的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成立，郭洪涛出任工委秘书长，这两个职务，让他成为陕北红军的重要领导。但，也正是此时他就犯下过错误。

党在西北的工作，当时属于北方局领导，1934年2月，北方局发来一封语气严厉的电报，指责陕北红军是在搞“富农路线”，实质与“土匪”相差无几。

其实当初陕北的情况非常特殊，土地贫瘠人口稀少，想要生存下去，必须要结交各方面的人员。

而且西北确实帮派刀客比较多，如果不团结这些人，他们站在对立面后，组织力量在西北更难发展。

北方局没有实地了解过情况，只是根据以往经验武断地否认陕北红军的成绩，这种做法并不正确。出身陕北的郭洪涛没有加以辩解、说明情况，反倒给北方局回信，抨击了红26军的一些“错误”。

几个月后，郭洪涛再次给北方局写信，将红26军和红27军对立起来，并着重批评刘志丹，说红26军存在“右倾取消主义”。

信的最后他表示虽然自己在西北比较孤立，但“群众拥护我，中下级干部也拥护我，因为我创建了红27军和陕北红军游击队”。

北方局看完他的汇报后，脑里的大概印象就是：眼下陕北红军“犯的错”，基本都是刘志丹和红26军搞出来的，虽然郭洪涛对这些“错误”进行了抵制，奈何势单力薄起不到作用。

随后北方局将信转呈给上海临时中央，临时中央的人也表示同样看法，于是北方局派出朱理治，临时中央派出聂洪钧去往陕北，协助“孤立”的郭洪涛对抗“错误”的刘志丹。

主持北方局工作的孔原特别指示：必须无情地反对右倾取消主义，反对暗藏的右倾分子。

本就带有偏见的朱理治和聂洪钧抵达陕北后，第一时间找郭洪涛了解情况，得到的反馈让偏见进一步加深。

不过两位特派员也知道，陕北目前军事实力最强的就是刘志丹红26军，所以他们没有立即动手，就集中力量整顿陕甘红军、扩红、推进土改等工作，奈何得到的结果不太好。

朱理治、聂洪钧没有往陕甘地区人烟稀少、群众基础不好等方面去想，只认为地方党组织和红军中混进了右派和敌特，而刘志丹就是这些坏分子的靠山。

1934年9月16日，正好红25军又转战到了陕北，朱理治、聂洪钧认为已有武装力量支持，随即联合红25军戴季英等人展开了一场“肃反”。

刘志丹、张秀山、高岗等大批陕北红军领导人和重要干部均被污为"右派"，蒙冤下狱。出现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结果，郭洪涛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推波助澜作用，这是他的一大错误。

内部有强烈的斗争，外部也没有平静，国民党正在对陕北展开第三次“围剿”，尽管红军取得了劳山大捷，但敌人的兵力仍在十倍左右，根据地形势岌岌可危。

幸好，中央及时赶到，改善了这种艰难的处境。

据一位同被关押的陕北红军后来回忆：如果毛主席晚到4天，就没有我们了。可惜，这也仅限于没有性命危险，原陕北红军的干部仍没得到信任。

刘志丹这样的能人，被分配到的只有一些游击队，高岗也被派到内蒙古去带一支只有十余人的骑兵团。高岗在《我的反省》里就直接讲道：

“当时认为自己是流放去了，是苏武牧羊，迟早会被郭洪涛害死，不如出家去当和尚。”

为何刘志丹他们仍受到这样的对待呢？主要在于郭洪涛和朱理治等人依然使用压制措施，安排不当。

毛主席虽然刚到陕北就立即叫停“肃反”、要求停止杀人。但正值国民党大军压境，主席很快率部去一线作战，遂委托张闻天解决“肃反”事宜。

张闻天进驻瓦窑堡后，成立一个由王首道、董必武、张云逸、李维汉、郭洪涛5人组成的领导小组来审查。

时任国家保卫局副局长王首道去接管西北保卫局时还受到重重阻力，他在回忆录写道：“我们一到瓦窑堡，他（西北保卫局局长戴季英）拿出许多案卷，作为刘志丹等同志是‘右派’、‘反革命’的‘证据’。”

在王首道等人质疑后，戴季英仍坚持“有案卷、口供为据”。由此可见，即使在中央来到陕北，对事情做出明确结论之后，也没能让事情顺利。

这些不实的指责，让刘志丹心如死灰，东征前夕他对张秀山说：我们到底是不是右派反革命，在战场上让他们看。党中央、毛主席总有一天会把这些事情搞清楚的。

此时，刘志丹其实已存以死明志之意，后来在三交镇面对数倍的敌军，他亲上前线指挥作战，最终不幸牺牲，年仅34岁。

他的死，对陕北红军打击很大，许多人对此耿耿于怀。1942年11月的西北局高干会议上，贺晋年就愤怒地说：

“刘志丹出来后（指被释放后），为什么只给他一点游击队？为什么不把81师、78师抽出来给他当军长呢？如果给了他，也许今天还不会死掉。

这个，郭洪涛同志要负完全的责任，因为刘志丹死时，他的鉴定表上还是那样的鉴定。这一点是蒙蔽了中央，蒙上欺下，刘志丹是因为这样蒙蔽下而死的…”

可见，高岗、贺晋年等人对郭洪涛的意见非常大。

不过由于中央初到陕北，立足未稳，不想引起太大的震动。且对陕北的情况没有足够的了解，就只是处分戴季英、聂洪钧等直接责任人的责任，没有进一步追究朱理治、郭洪涛等人。

1938年4月，山东省委书记黎玉来延安汇报工作，希望中央派干部入鲁。不久后，郭洪涛与张经武一起抵达山东。

按照中央的指示，山东省委随即进行了重整，郭洪涛出任新的省委书记兼军事部长。

后来八路军115师、第一纵队陆续来到山东，中央决定成立山东分局，由郭洪涛出任分局书记，徐向前、罗荣桓、陈光、黎玉、朱瑞等人都是分局委员。从这里就能看出，当时郭洪涛地位非常高。

1939年9月，郭洪涛作为山东分局代表，前往延安出席“七大”，没想到的是，后来七大延期了，郭洪涛就留在延安工作。

也是在此时，中央已经了解到当初陕北事件的详细情况，遂对郭洪涛的一些事情进行批评。

1942年冬，西北局召开会议，主要就是重新审查当年的陕北事件，贺晋年、高岗等人都对郭洪涛非常不满，而郭洪涛迫于形势，也做出检讨，说自己“给党的事业带来的不良后果是严重的”。

可郭洪涛很长一段时间心里都是不服的，1956年他就不断申诉，希望中央重新审查自己的历史，这件事引起了西北老同志们的不满。

1981年，郭洪涛又多次在党史杂志上发表文章，为自己进行辩护。当年亲历此事的人可还是有不少健在的，又是一番唇枪舌战。

1982年，中央召开西北党史讨论会，郭洪涛开始一直说自己不是主要责任人，但老干部们火了，直接说：你如果不承认向北方局写过诬告信，那就只有公布历史档案。这句话说得郭洪涛哑口无言，最终承认自己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