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世界上绝大多数古老的民族，在追溯他们的文明源头的时候，几乎毫无例外地涉及到一场远古洪荒大灾变；反过来说，人类的文明意识和历史记忆，似乎是受到一场大灾难的刺激和启迪之后，才开始萌生的(当然，其条件之一是人类那时已掌握了某种记忆信息的工具或手段，即语言、传话、传说；在这里语言指面对面的交谈，传话指通过第三者转述信息，传说指上一代人通过中间一代或若干代人向后代传递的重大重要的信息)。
在人类记忆中最早的自然灾变涉及到天火(与陨击事件有关)、大洪水(与全球性海平面上升有关)、天开地裂(外来星体撞击地球，以及大地震、火山等)、日月长时期消失(全球性或大范围长时期的尘埃弥漫)等等。当时人们所采取的对策或某种愿望，曲折流传下来成为美丽的神话传说，例如：中国人熟悉的盘古开天辟地、女娲补天、夸父逐日、后羿射日、精卫填海、共工撞倒不周山、鲧禹治水。
自从有了文字以后，人类对自然灾害的记录越来越详尽；相比之下，我国的史书记录保存的古代自然环境变迁信息，尤其丰富和宝贵，对研究自然灾害的发生规律具有极高的价值。
例如，《竹书纪年》载有黄帝在位“一百年，地裂，帝陟；帝王之崩皆曰陟；帝以土德王，应地裂而陟”。这条记载可能是中国乃至世界有关地震的最早记录，并将突发大灾变与政权更叠联系在一起，揭示了灾害对人类社会结构的某种程度的冲击效应。
《竹书纪年》还记有帝舜“在位十有四年，奏钟石笙盒未罢，而天大雷雨，疾风发屋拔木，桴鼓播地，钟磬乱行，舞人顿伏，乐正狂走。”显然，这是一次突发的雷雨大风(龙卷风)灾害，所谓“舞人顿伏”是一种有效的避险自救措施，所谓“乐正狂走”则反映了某些人在突发性灾难中丧失了理智。有趣的是，帝舜经此事后，“乃荐禹于天，使行天子事也”，自己则退居幕后，看来这早已成为中国帝王的传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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