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在学术研究中，比失范更可怕的，永远是平庸

前些年，有位经济学家写了一本论当代中国经济社会问题的书，出版后在读书界产生很大的影响。同许多人一样，我也从这本书中获益匪浅。在我的心目中，这无疑是一本好书，在当代学术著作中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者。后来，在一次颇有“轰动效应”的全国性学术评奖中，这本书由读者推荐获得大奖，可见这本书给了为数众多的人以启示和教益。

然而，就在这本书好评如潮时，有一位经济学界的“大腕”对之发难，指责其不合“学术规范”。对经济学的“规范”我自然无由置喙，但对这种以“学术规范”的名义做出的责难，却大有腹诽。我想，即便这本书不合这位经济学“大腕”心目中的规范，就能说明它一钱不值么？比起那无数虽严守“学术规范”却无声无息，出了印刷厂就只配进造纸厂的专著来，这本书难道更没有价值么？

当然，并不是只有这位经济学“大腕”在强调“学术规范”。

近些年来，类似的呼吁不时从学术界响起。认为学术研究应该遵守一定的规范，这本身并没有错。各行各业都有自身的规范，学术研究也没有理由例外。但如果不知不觉间把“学术规范”当作学术标准，以至于判断学术论著时，不是看它有多少新意、多少创见，以及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何种影响，而是看它是否遵守了“学术规范”，那就是买椟还珠、本末倒置了。

在一种有限的意义上，所谓的“学术规范”与体育比赛的规则相似。一个严守规则、从不犯规的运动员，未必就是一个好的运动员。在体育比赛中，最重要的，是进球，是得分，而不是规则表演。同样，在学术研究中，最重要的是对真问题的发现和阐释，是言之成理并产生良性影响的独特见解。正像偶有犯规的运动员不妨同时也是大受体育迷们崇拜的明星一样，未必十分合乎“规范”的学术著作，也可以同时是优秀甚至经典之作，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

而那种在“学术规范”上无可挑剔但却毫无真意和新见，因而也不能进入时代的学术流程的著作，如果说也有什么价值的话，那就在于参与了时代的学术氛围的营造，充当了培育鲜花的泥土，如此而已。因为“学术规范”并不等于学术价值，也不产生学术价值。

之所以说“学术规范”与体育比赛的规则只在有限的意义上相似，是因为“学术规范”还有着模糊性、时代性和民族性这样几种特征。即使是极力强调“学术规范”的人，也无法像解放军官兵背诵“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样背诵出他们心目中的“学术规范”，而且，两个同样强调“学术规范”的人，他们理解的“规范”很可能并不完全相同，这说明，所谓“学术规范”，其实是模模糊糊地存在着的。

至于“学术规范”的时代性和民族性，则更是一目了然的事。用今天的“学术规范”去衡量中国的先秦诸子或西方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则他们的著述、言论，或许根本就不能算“学术”。同时，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学术传统，也有着对“学术规范”的不同理解。今天中国学术界那些极力强调“学术规范”的人，他们心目中的“学术规范”，基本上是西方现代学术的规范。但即使是这些人自己，也并没有严格按西方学术的规范做学问。他们充其量只是对西方规范的有限度的移植。他们那些自以为很合规范的著作，如若严格按照西方的“学术规范”来衡量，恐怕也不够规范。

在强调“学术规范”时，人们常常要提到剽窃问题，把剽窃他人成果当作违背“学术规范”的典型表现。但在我看来，剽窃问题并不属于“学术规范”的范畴。“摩西十诫”里就有不准偷盗一条。不偷不窃也是一种最基本的社会规范。反对学术研究中的剽窃行为，当然是十分合理的，也是极其必要的，但实在没有必要在捍卫“学术规范”的旗号下反剽窃，因为剽窃行为所违反的，并不是“学术规范”，而是一种最基本的社会规范。“学术规范”有模糊性、时代性、民族性，而“不准偷盗”作为一种规则，则是十分明确的，是超时代和超民族的。

在强调“学术规范”时，人们又常常要抨击“学术腐败”，把所谓的“学术腐败”也视作对“学术规范”的违反。对于把“腐败”一词用于政治以外的领域，我是一直不以为然的。但也确实有着与学术有关的腐败，这通常存在于政治与学术的交叉地带。这实际上是政治腐败在学术界的延伸，根子还在于政治上的腐败。所以，所谓“学术腐败”，不过是政治腐败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已。有人说，“学术腐败”是比政治腐败更可怕的，因为学术是最后一块“净土”，这块“土”也“腐败”了，那就彻底没希望了——这真是十足的昏话。再说，多少年来，学术这块“土”，何曾“净”过？

我并不反对一般意义上的对“学术规范”的强调。但我们应该同时意识到，所谓“学术规范”，始终只是一种外部的制约，因此，一本粗制滥造甚至文理不通、逻辑混乱的书，也可以是极其符合“学术规范”的。在学术研究中，比失范更可怕的，永远是平庸。倘若一个学者仅凭严守规范便可以傲视群伦，那这个时代的学术，真是不可救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