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当事人死在狱中

公众号被关了半个月小黑屋，想写点文字也无处发表，何况，这些文字也不见容于负责审查的大爷大妈，抑或是机器人大哥。但犹豫再三，还是觉得，一个时代，一场运动，一个民营企业家的命运，该有点文字作为记录，多少年以后，我们回想起来，也算是法律人的良心的交代吧。

10月23日，我的当事人吴增明死在了湖南赤山监狱，时年六十有二。本该颐养天年的年岁，却经历了莫名其妙被定黑，被刑讯，被重判，没收全部家产，乃至狱中患重病而不给保外，最终只是成为这个时代的一粒尘埃。我难受得几天都说不出话来。但他的命运，又确实不是个例。

株洲曾有一位民营企业家姜某，一审被定黑，被重判，二审经我辩护后全案去黑，“实报实销”。吴增明家人正是经劫后余生的姜某介绍而来，委托我作为辩护人。当时与吴增明一同被定黑的，还有另一位曾与他合作开发楼盘的许爱民。两人十余年前有过商业合作，但早已分道扬镳，各干各的。

记得最初会见他时，从他带着浓重湘音的断断续续的叙述中得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他被刑讯逼供，遭受了各种屈辱，甚至以他女儿作为威胁。因为当地办案机关不希望我当他的辩护人，所以不久以后，通过威逼利诱，让他解除了对我的委托。我后来是通过另一位长沙律师，曲线获得他再次委托，而重获辩护权的。

我当时不知道的是，同案犯许爱民被刑讯得更惨，在指居期间几乎被要了半条命。而且，他自己委托的律师被勒令解聘，法援律师又被他断然拒绝，导致作为涉黑案第一被告人的他，庭审中全程没有辩护人，不得不自己给自己辩护，他独自在庭上控诉刑讯逼供的惨无人道。这也为此案不太乐观的结局埋下了伏笔。

记得是2021年4月下旬吧，我们在醴陵法院借用的株洲中院开了十天的庭。吴增明被指控的罪名，主要是关于环洲服饰城经营期间，公司与商户及客户发生的一些矛盾纠纷。此类纠纷和矛盾，其实在早年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全国各地，都有发生，很多还都是对方挑起事端后员工的被动防御，但在扫黑除恶的大背景下全部被上纲上线。

这个案件中其实没有一个无辜群众或百姓，都是早年跟他或者公司有过矛盾和利益纠葛的竞争对手、商户、被管理者、债务人或者理亏的事主，把那些案件单独掰开了揉碎了质证，没有一个罪名是能成立的。吴增明本人的为人，应该说强于在座的绝大多数人，他从未干过任何伤天害理的事情，最多就是个精明的生意人。所以我跟长沙的甘律师一起做的无罪辩护。开庭的效果也还是不错的。

客观地说，作为市场的管理主体，吴增明等人的问题最多就是民营企业不规范造成的一些治安和民事纠纷，并没有什么重大恶性事件，有很多事情也是发生纠纷后吴增民事后知道的，甚至是亏也吃了钱也赔了，要不是这场所谓的专项斗争，连像样的刑事个案都立不上。可是，特殊时期，重判加没收全部财产成了大多数涉黑案件中民营企业家的劫数。

吴增明特别信赖改开政策和市场经济，信赖政策主导下的共富模式，所以压根儿就没有想过会有一天遭此厄运，没做任何财务安排。他把自己几乎全部的资产都投入到了房地产中，没想到他名下及家庭成员名下的所有动产不动产都被系数没收，就连打入律所的律师费也被检察机关写入起诉书，差点成为“黑财”。

一审判决书最为诡异的是涉黑的四大特征只写了三个，这是个硬伤。二审辩护人赵德芳律师发现这个问题后，去跟中院沟通开庭，得到的答复是不开庭。那时全国所有涉黑涉恶案件二审都是不开庭的，即所谓的“一审终审”，连救济的途径都没有。我曾说过中国民营企业天然具备涉黑四大特征中的三个，这是个套套逻辑。所以该案二审书面审就维持了原判。

吴增明对于二审的结果显然是不满的，但那时因为疫情所限，我并没有太多会见他，都是隔着屏幕听他诉说内心的愤懑。我自己也很感慨，当初判姜某不构成涉黑的那位法官，如今却连开庭审理的勇气也没有，形势比人强啊，结果并不是某个人所能决定的。许爱民的愤怒更为明显，他在里面写了几万字的控诉，他还想着有一天可以翻案。

吴增明服刑后，因为我没有代理申诉，没有去狱中会见过他。他女儿一直在给他申诉，但结果当然是强差人意，连一个值得安慰的消息都没有。2022年夏天，可能由于天气炎热，吴增明在赤山监狱劳动过程中患上了热射病，而且久治不愈。他的身体每况愈下，高血压、糖尿病、脑梗、心脏病、器官衰竭，各种疾病缠绕着他，导致他数次病危。

可能由于吴增明所判的罪名涉黑，尽管病情严重，赤山监狱并没有批准其家属保外就医的申请。后来，赤山监狱认为吴增明符合保外的条件了，发函给株洲市司法局，要求反馈社会监管的调查结果，株洲市司法局又消极应对，导致吴增明还是得不到保外。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等到监狱方不再强求株洲司法局同意，再次主动给他保外时，他已经病入膏肓，已经到了弥留之际。

2024年10月18日，吴增明女儿给我打电话，说她爸爸人在长沙中心医院ICU，估计撑不了几天了，家属想去见最后一面。监狱方开始不同意，10月20日才勉强答应只能进三位家属，分别是吴增明的妹妹、老婆和女儿，每个人一分钟，而且得依次分开进。家属感觉卑微到一点尊严都没有了。临终告别就一分钟，而且面对的是深度昏迷的病人，有什么危险性！

2024年10月23日，吴增明的ICU溘然辞世。我觉得他最后走的时候，是死不瞑目的。自己的冤案未能看到翻案的机会，本来几十亿的财富如今已经是家徒四壁，老婆胃癌在化疗，女儿四十多岁了还单身，背负着法院要执行的巨额债务。而且对于在狱中患上热射病并最终不治，监狱方和司法局始终推诿，根本不给一个说法！

2024年10月28日下午，我专程去了湖南省赤山监狱一趟，见到了负责此事的滕科长。他虽然看了我的律师证，也通过与吴增明女儿沟通知道她委托我去跟他们要病历复印件，但仍然借口没有书面授权，不跟我谈此事，说要跟领导汇报。他的办公桌上，赫然放着一份盖章的关于吴增明死亡的舆情汇报。或许，在他们眼里，稳控确实更为重要一些。

10月31日下午，在我的反复要求下，赤山监狱委派滕科长赴长沙与我跟吴增明家属谈复制病历的事情。当时在场的除了赤山监狱的两位工作人员、吴增明老婆和女儿之外，就只有益阳市人民检察院的一位法警李某，株洲市司法局连人都没有派。滕科长说，全部病历都复印给检察院了，而李法警却代表检察院说只能看不能复制。几百页的内容，我又不是最强大脑，我是能背下来怎么地？

一个人因在监狱患热射病而最终不治身亡，家属只是想要病历复印件，来判断他的死是否跟监狱管理有因果关系，就这么简单的一个诉求，一个星期来不断扯皮，说这是服刑人员档案，不能复印，监狱方却把整套病历资料给了检察院。检察院派一个法警来保卫复印件不被家属拿走，各种制造障碍，哪有半点诚意？人名，在他们眼中如同草芥。

余华说，“作为一个词语，‘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都说时代的一粒灰尘，落在一个凡人身上，就是一座大山。多年以后，我们回顾这段历史，该如何来评价这个时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