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艳伟丨傅振伦与《刘知几年谱》之编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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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薛艳伟，男，山西吕梁人，太原师范学院历史系讲师，历史学博士，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主要研究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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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9月第46卷第5期，第478-4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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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傅振伦是20世纪中国著名史学家，而且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少有的在多个学科领域都取得显著成就的学者，史学史是其最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傅振伦是20世纪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重要开拓者。《刘知几年谱》一书是傅振伦史学史研究的代表作，也是傅振伦多年从事刘知几研究的系统性总结成果。全书内容丰富，特点显著，是关于刘知几研究的名著，在刘知几研究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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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傅振伦；《刘知几年谱》；《刘知几之史学》；《史通》

傅振伦（1906—1999），字维本，河北省新河县人，著名史学家。傅振伦在方志学、史学史、档案学、考古学、简牍学、博物馆学、陶瓷史、科技史、民俗学等许多领域都作出了杰出贡献，是其中诸多学科的奠基者和开拓者。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称赞傅振伦是“我国近代人文科学发展的同龄人”。傅振伦是20世纪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先驱之一，但学界对此关注甚少，而更多地把注意力集中于傅振伦在方志学、档案学等领域的研究上。刘知几的《史通》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该书自问世后，即受到历代学者关注。唐、宋、明、清各朝学者对《史通》的研究成果，基本上以版本校勘、笺注或评论的方式见诸后世。民国时期共出版三部关于刘知几研究的专著，即傅振伦的《刘知几之史学》《刘知几年谱》，还有吕思勉的《史通评》。《史通评》一书采用传统的逐篇评论的方式，颇多新见。1936年，著名学者齐思和在为《史通评》所写的书评中提及：“据余个人所知，关于刘氏之著作，近仅有傅振伦先生之《刘知几之史学》、《刘知几年谱》两书。与章氏相较，可谓冷落已极。”可见，傅振伦的如上二书在民国时期比较寂寥的刘知几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傅振伦的《刘知几年谱》是完全可以和胡适的《章实斋先生年谱》相媲美的名谱，虽然学界历来高度称赞《刘知几年谱》的价值，但是缺少专门研究的论文。故本文拟就傅振伦编撰《刘知几年谱》的动因、内容、特点、价值等四个方面进行详细论述，希望引起学界更多关注。

一

《刘知几年谱》的编撰动因

《刘知几年谱》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傅振伦为刘知几编撰年谱，主要是出于如下三方面原因：第一，受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整理国故”运动的影响。五四运动前后，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胡适先后发表《新思潮的意义》《研究国故的方法》《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等论文，提倡用科学的精神和方法整理国故，并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整理国故”运动大有弥漫整个学界之势。傅振伦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一时代思潮的影响。傅振伦在《刘知几年谱》一书中说：“迩来国人整理古籍之风蔚起，有以近代史学眼光批判《史通》，见于期刊者，往往而有。吾亦撰成《刘知几之史学》一书，仅对《史通》作初步之整理，至进一步之研究，尚有待于来日。”可见，尝试用近代科学方法整理《史通》，是傅振伦开始研究《史通》及写作《刘知几年谱》的重要缘起。

第二，受到其师朱希祖的引导和启迪。1925年，傅振伦进入北大史学系就读，时任史学系主任的朱希祖讲授的一门重要课程是“中国史学概论”。朱希祖所写的课程说明，明确表达讲授此课的方法是：“盖撷《史通》、《文史通义》之精华，而组织稍有系统，并与西洋史学相比较，使研究史学者有所取资焉。”可见《史通》是朱希祖的重点讲授对象，他对《史通》有精深的研究。朱希祖的《中国史学概论》一书就正史体例提出与《史通》不同的看法。罗香林称赞道：“此书驳正《史通》数十条，均为精深之论。”朱希祖后到中山大学史学系任职，曾直接开设“《史通》研究”课程。早在1922年，朱希祖就用张之象翻宋本《史通》和陆深本加以对校，拟作《〈史通〉校刊记》一文，并计划选择刊行一种《史通》的善本。同时，朱希祖还编纂有《刘子玄年谱稿》一书。朱希祖对《史通》的讲授引起了傅振伦的极大兴趣，据傅振伦回忆，自己阅读《史通》时“朝夕披诵，喜其文词，爱其史法”。“我自幼喜读乙部之书，在北大听朱希祖先生讲《史通》而深好之。喜其琅琅上口的四六骈体，而文意则不重复，尤喜其一反前人陈言，立论新颖。”可能傅振伦对《史通》的痴迷引起了朱希祖的注意。1927年10月，正在北大史学系第三年级读书的傅振伦被朱希祖推荐进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从事研究，并由朱希祖亲自辅导，研究题目就是刘知几。两年后，傅振伦提交毕业论文《刘知几之史学》（又名《史通研究》）并顺利毕业。1931年9月，该文由景山书社出版。在《刘知几之史学》中，傅振伦先后叙述了刘知几撰写《史通》的动机和经过，《史通》的编次、内容和义例，后世对《史通》的评价，刘知几史学的精神以及刘知几史学的概要，刘知几和郑樵，章学诚史学思想的异同，《史通》对后世的影响。此后，傅振伦在此基础上继续研究，终于写成了《刘知几年谱》这样一部名著。

第三，受到胡适和梁启超等当时的学术领袖鼓励青年学者创作年谱的影响。1922年，胡适在日本史学家内藤湖南《章实斋先生年谱》一文的启发下，写作出版了《章实斋先生年谱》一书，推动了中国国内章学诚学术研究的兴起。胡适的《章实斋先生年谱》甫一问世即成为名作，引起了很大的示范效应。1929年，青年学者姚名达在胡著基础上增补的《章实斋先生年谱》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为他带来很大声誉。1933年，商务印书馆排印了数年前梁启超在清华大学的授课讲义《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梁启超在该书中专门设立“年谱及其作法”一章，提出写作年谱有三大益处，号召青年学生通过写作年谱来训练历史研究的方法。在胡适和梁启超两位学术领袖的鼓励下，20世纪二三十时代中国学术界兴起了一股创作名人年谱的风尚。仅仅是何炳松主编的商务印书馆“中国史学丛书”中收录的史学家年谱就有《司马迁年谱》《班固年谱》《杜佑年谱》《袁枢年谱》《沈约年谱》《全谢山年谱》《崔东壁年谱》《邵念鲁年谱》《吕留良年谱》《沈寐叟年谱》等十余种，其中又以郑鹤声和姚名达两位青年学者的年谱写作数量最多。姚名达曾拟定撰写“史家传谱丛书”11种，其中就有《刘知几年谱》，但因故最终没有完成。郑鹤声也编纂有《刘知几年谱》，并已经交付商务印书馆等待印刷，可惜于上海“一·二八”抗战中毁于战火。在当时这种编撰年谱的热潮中，傅振伦也很容易受到影响。1934年11月，傅振伦《刘知几年谱》的初版同样由商务印书馆印行，该书也被何炳松收入其主编的“中国史学丛书”，从中不难发现其间的一些关联。

二

《刘知几年谱》的内容

傅振伦的《刘知几年谱》先后有三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1934年11月由商务印书馆印行的初版。1956年，傅振伦在《刘知几年谱》初版的基础上“稍加修改”，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这个改订本，这是《刘知几年谱》的第二个版本。1963年，傅振伦再次对该书加以修订，改由中华书局出版，此为第三个版本。这是傅振伦最后一次修订该书，改动幅度比较大，变化主要体现在增加了第七部分《史通要论》。中华书局版《刘知几年谱》也成为三个版本中最为完善的版本，傅振伦称其为《刘知几年谱》一书的“定本”。因此，本文以中华书局的这个本子为基础讨论《刘知几年谱》的体例和思想。

《刘知几年谱》全书共包括“引言”“刘氏世系”“刘知几之家世”“刘知几之学行述略（上、下）”“年谱”“史通要论”和“年谱后记”等八个部分。其中“引言”部分首先叙述了中国古代史官和史书之源流，接着纵论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进程。傅振伦认为中国古代史学萌芽于孔子和左丘明，司马迁和班固为集大成者。刘勰的《文心雕龙》是我国第一部论史学的著作，《史传》篇寥寥数语就阐明了史学之义蕴，但是刘勰并没有“自创条例”。直到唐代，刘知几的《史通》批评史家、史书和史事，“莫不洞中肯要”，刘知几可谓“史家申韩”。清代的章学诚继承刘知几之遗绪，议论史学更加翔实和精湛。傅振伦综合认为，中国的“历史之学，则始于刘氏《史通》”，唐代之后的正史体例变得更加精密，刘知几的《史通》起了很大作用。傅振伦在“引言”部分对刘知几在中国两千年的史学发展长河中予以明确的定位，肯定刘知几对中国史学的贡献。当然这也是傅振伦写作该谱的重要缘起。

第二部分为“刘氏世系”，傅振伦考证了刘知几的家世源流。傅振伦同意刘知几在《刘氏谱》中所指出的刘氏是陆终后裔，并非如《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说的刘氏出于唐尧。唐代围绕彭城刘氏是出于刘邦之弟楚王刘交，还是出于汉宣帝之子楚王刘嚣的问题，一直有争论。如《元和姓纂》认为彭城刘氏是出于楚王刘交，刘知几的部分族人也认同这种说法。但是刘知几在《刘氏谱》中考证认为，他是汉宣帝之子楚王刘嚣的曾孙居巢侯刘恺之后，因此刘知几后来请求朝廷封他为居巢县子。傅振伦详列这两种不同的说法，最后采纳刘知几本人的意见。该部分还有傅振伦绘制的《刘氏世系表》，上起汉宣帝，下至刘知几的曾孙。读者浏览此表，即可对刘知几的世系一目了然。

第三部分为“刘知几之家世”，叙述了刘知几的家世背景。自刘知几的从祖父刘胤之讲起吗，一直到刘知几的诸孙，中间包括刘知几的从父刘延佑、父亲刘藏器、长兄刘知柔、长子刘贶、次子刘餗、三子刘汇、四子刘秩、五子刘迅、六刘迥等人。傅振伦指出，刘知几的家族世代以擅长文辞知名于世。

第四和第五部分为“刘知几之学行述略（上、下）”，傅振伦在这两部分详细剖析了刘知几学术思想之渊源。上篇主要指出刘知几受到王充、刘勰和李延寿等学者的影响。下篇指出，与刘知几同时的徐坚、朱敬则、刘允济、薛谦光、元行冲、吴兢、裴怀古等人都是刘知几志同道合的朋友。除了裴怀古之外，其他诸人都参与修史，且都是正直博学之士，他们互相砥砺学术和品行。傅振伦认为刘知几的学术思想受到这些挚友的影响，从中可以一探他的学术思想渊源。

第六部分为“年谱”，按照时间顺序依次胪列刘知几的生平事迹。开始于唐高宗龙朔元年（661），这一年刘知几出生，结束于唐玄宗开元十年（722），为刘知几去世后一年，总共62年之事。“年谱”采用大部分传统年谱都用的纲目体，第一行顶格书某朝、某年号、干支纪年、公元纪年、刘知几几岁。第二行以下都低一格，用简明扼要的文字写出关于刘知几的生平大事，是为“纲”。第三行以下低两格，引用原始资料对“纲”进行解释和说明。这样年谱就纲举目张，我们阅读该谱，就可以提纲挈领地对刘知几的生平有个全面的认识和了解。如该谱记载刘知几四十二岁这一年的事迹曰：

武后长安二年壬寅公元七0二年年四十二岁

是年，知几以著作佐郎兼修国史，寻迁左史，撰起居注。

《史通·序》云：“长安二年，余以著作佐郎兼修国史，寻迁左史，于门下撰起居注。”《史通·自叙篇》原注亦云：“则天朝为著作佐郎，转左史。……长安中，以本官兼修国史。”

如上第一、二行为时间，第三、四行即为“纲”，用简短的文字说明刘知几这一年的行迹。第五行以下为“目”，作者列出原始资料作为“纲”的史料依据。仅将“纲”依次排列起来就是刘知几的生平大事编年，读者浏览“纲”即可对刘知几的生平有大概的了解，如想进一步加深认识，则可继续阅读“纲”之下相关的“目”，“目”的内容一般比“纲”更加详细和充实。

第七部分为“史通要论”，这部分内容是傅振伦撷取他早年所作《刘知几之史学》一书的精华而来。主要内容有七个方面：第一，刘知几撰述《史通》之动机及经过；第二，《史通》的内容；第三，刘知几的历史观点；第四和第五，《史通》的流传和评论；第六，列举有关《史通》的论著；第七，《史通》对于学术界的贡献。在第三部分，傅振伦将刘知几的历史观点概括为八点：第一，用归纳的方法整理和研究以往的史书；第二，主张用客观的态度撰述新史；第三，对于前史不只为消极之客观的批评，更提出了积极的建议；第四，疑古之精神及其方法；第五，史学应脱离文学而独立；第六，史书应因时改革，并注重社会进化；第七，扩大史学之范围；第八，撰史应当详近略远。

第八部分为“年谱后记”，傅振伦将刘知几的生平事迹划分为四时期：第一期为读书时期，从刘知几年幼至20岁；第二期为初仕时期，自弱冠至37岁；第三期为著述时期，从38岁到51岁，因为刘知几在此一时期的著述以史书为主，也可称为修史时期；最后一期是为政时期，自51岁直到刘知几去世。傅振伦的这一划分存在诸多缺陷，前后矛盾之处不少，傅振伦本人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如将20岁之前定为读书时期，但是刘知几真正开始认真钻研史学则是他20岁考中进士之后，这时他做了地方官，有了余暇读书。又如，将51岁以后定为为政时期，可是刘知几的所谓为政，也主要是担任史官，承担修史任务，这样最后一期又可划入第三期的著述时期。再如，刘知几自20岁起就一直在地方或中央任官，因而他的成年时期都可称为为政时期。虽然存在这些自相矛盾的漏洞，但傅振伦根据刘知几一生中不同时期为官治学的显著特征，将其划分为几个人生阶段的做法，还是值得称赞的。

最后，傅振伦又罗列了刘知几的著作目录，包括自撰和与他人合著两类，这样就让读者对刘知几一生的学术成就一目了然。傅振伦认为，从总体上来看，刘知几的个人著述要优于与他人合著者，他认为刘知几的自撰著作“多能自辟蹊径，皆有精到之处，发明甚宏”，而成于众人之手之书，则难以做到直笔，多非刘知几的本意，且不足以表达刘知几的见解。

三

《刘知几年谱》的特点

傅振伦的《刘知几年谱》是一部有诸多显著特点的名谱。概括地说，该谱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点第一，考证精确。傅振伦对于和刘知几有关的事迹和年代，特别是存在争议的事情都进行了认真考证。如《旧唐书》和《新唐书》的刘知几本传都记载刘知几于武后证圣元年（695）上表论时政得失共提及四事，《资治通鉴》也沿用了这种说法。傅振伦经过考证认为，这个记载是错误的，实际上刘知几于武后证圣元年只上表陈述了两件事情，其余的两件为刘知几于天授二年（691）上表所提之事。又如《旧唐书·刘子玄传》记载：“知几长安中累迁左史，兼修国史。擢拜凤阁舍人，修史如故。”这和《新唐书》的记载也大致相同。也就是说《新唐书》《旧唐书》都认为武后长安四年（704），刘知几在担任凤阁舍人的同时，还兼任史官职务。《史通·自叙》篇原注曰：“长安中，以本官兼修国史。会迁中书舍人，暂罢其任。神龙元年，又以本官兼修国史，迄今不之改。”傅振伦据此提出，长安四年刘知几已经不再担任史职，直到次年即唐中宗即位后的神龙元年（705），刘知几被任命为著作郎之后才重新担任史官。傅振伦据此考证认为《新唐书》《旧唐书》都记载的刘知几担任凤阁舍人的同时依然修史如故的说法是错误的。类似的精密考证在《刘知几年谱》中还有不少，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第二，注释详明。傅振伦对于刘知几一生任职的官职、年代和地名等都以按语或注释的形式予以详细的说明。如刘知几于长安四年担任凤阁舍人一职，但是“凤阁舍人”是哪一种职务，一般读者并不清楚。傅振伦根据《唐会要》的记载，指出所谓的“凤阁舍人”其实就是中书舍人。接着傅振伦又引用《新唐书·百官志》的相关记载说明中书舍人具体有哪些职能，读者就可以据此推想出刘知几这一年主要从事的是替朝廷起草文书之类的工作。又如，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年号更改频繁，特别是武则天时数年一改，有时一年数改，容易使后人感觉混乱，阅读时一头雾水。傅振伦在碰到更改年号的年份时，都用按语详细说明年号的具体改动。如傅振伦在武后证圣元年加按语道：“是年延载二年三月朔，改元证圣；证圣元年九月甲寅，改元天册万岁；天册万岁腊月朔，改元万岁登封。”这样就能使读者在头绪纷繁的年号中稍稍有些条理。

第三，载录刘知几的重要文章。刘知几仅是唐朝著名史学家，还是当时知名的文学家，《新唐书·刘子玄传》就说他“与兄知柔俱以善文词知名”，文章在生前就深受世人好评。《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有“《刘子玄集》三十卷”，可是由于年代久远，《刘子玄集》今已散佚不存。后人只能从《唐会要》《唐文萃》《全唐文》及《文苑英华》等大型类书或丛书中辑佚出刘知几除《史通》之外的零篇断简。傅振伦在《刘知几年谱》中将这些散见的文章分别记载于相应的年份下面。如刘知几在武后证圣元年上书表达对朝廷施政的看法，傅振伦原原本本地照录了这两篇奏折，从而使读者从中了解刘知几的忧国忧民之心。再如，刘知几在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参加了朝廷关于乘马著衣冠的讨论，傅振伦就于该年之下节录了刘知几的《衣冠乘马议》一文，使读者略见刘知几关于车服礼治思想之梗概。

第四，记载了刘知几所处时代的大量时事。古人说“知人论世”，任何一个历史人物都脱离不了他所生活的时代，他的各种行为和思想不可避免地会打上时代的烙印。同样，刘知几的很多主张都是有为而发，也是时代的产物。傅振伦在“年谱”中除了记录刘知几本人的事迹外，还记载了刘知几的诸位好友如徐坚、朱敬则、刘允济、吴兢、裴怀古等人的事迹。如武后如意元年（692）记载：“知几友人薛谦光上疏言慎选举，明赏罚。”又说：“知几友人徐坚、朱敬则，或上书请疏退酷吏，或请省刑尚宽。”在薛谦光和徐坚之前，刘知几也有类似的奏疏。这说明刘知几周围有一个志同道合的学者群体，这样就可以将刘知几的所作所为放在时代背景下加以考察。又如，刘知几的史馆修史“五不可”之说，就是针对当时史馆修史受到各种掣肘造成效率不高这样的现象而提出来的。正如梁启超所言：“有一种文人，和当时的政事有密切关系。假使他的年谱不记时事，我们竟无法看懂他的著作，认识他的价值，而时事亦即因此湮没不少。”傅振伦非常注意记载刘知几时代的时政大事，如武后执政时宠信宦官，施行严刑峻法，虽求贤心切，但是任官冗滥。傅振伦引用姚崇的《大事要说》和韦承庆《明堂灾极谏疏》中的有关言论，并总结说：“是时政治，可见一斑矣。”这条似乎与刘知几无关，其实数年后，刘知几上书言事，针对的就是如上武后执政的弊端。这样傅振伦的前说就实际上是为后面叙述刘知几的上书张本，形成前后相互呼应之势。总之，傅振伦在“年谱”中记载了大量与刘知几有关或看似无关的时事，既有利于读者加深对刘知几学术思想的认识，也可以使读者通过阅读该谱，对刘知几生活的时代有大致的了解。

四

《刘知几年谱》的价值

《刘知几年谱》一书异于其之前民国时期的其他年谱著作，和其后问世的年谱著作，也有诸多不同之处。《刘知几年谱》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傅振伦在《刘知几年谱》中提出的很多史学创见直接影响了其后的研究者，为后来学术界对刘知几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如傅振伦对刘知几学术思想渊源的探讨就很有代表性。刘知几的代表作《史通》是对先唐史学，特别是对汉唐之际史学的一次系统性总结和评论。在盛唐时期之所以能够产生刘知几这样杰出的史学家和《史通》这样的史学名著，存在深厚的学术渊源，并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紧密关系，否则就是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因此，探讨刘知几的学术思想渊源就成为关于刘知几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而傅振伦是最早系统研究这一课题的学者。可以说，后来中国学界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都是建立在傅振伦相关研究的基础之上。总结起来，傅振伦认为，刘知几的学术思想渊源，主要有如下几点：第一，古文经学的影响。傅振伦认为，刘知几“深于史学，其学说近古文学派”,并提出了四条理由。第二，王充的影响。傅振伦认为，刘知几的批判精神有来自《论衡》的因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反对儒家是古非今的思想；其二，反对五行迷信，抨击谶纬学；其三，反对天命论。第三，刘勰的影响。傅振伦第一次将刘知几与刘勰的相关史学思想条分缕析地逐一加以比对，他用坚实有力的证据说明：“《史通》一书更就《文心雕龙·史传》篇意推广而成，其全书亦就彦和《史传篇》‘寻繁领杂之术，务信弃奇之要，明白头讫之序，品酌事例之条’诸义，而详加发挥者。《史通》各篇，亦多仿《文心》。一论文学，一论史学，并具卓识。”傅振伦认为，《史通》全书在体例上模仿《文心雕龙》。此外，刘知几和刘勰的史学思想在有关历史的目的是“以古传今”、皇后不应列入本纪、史书贵详近略远等十七点上存在相同之处。第四，李延寿的影响。傅振伦认为《史通》的《叙事》《载文》《核才》《书志》《邑里》诸篇的思想，多借鉴了李延寿。他说虽然刘知几对李延寿评价不高，但是“阴取其说”的痕迹并不容掩盖，刘知几受到李延寿的影响实际上很大。第五，家庭的影响。傅振伦指出，刘知几家族世代以文学出名。刘知几的从祖父刘胤之，曾参与编修国史。刘知几的从父刘延佑、父亲刘藏器、长兄刘知柔皆有文名。刘知几自幼成长于这样的家庭，不可能不受到这些家族长辈的影响。第六，朋友的影响。徐坚、朱敬则、刘允济、薛谦光、元行冲、吴兢、裴怀古等人都是刘知几的好友，他们也互相影响。另外，傅振伦认为孔子作《春秋》、司马迁撰《史记》以及刘安著《淮南子》都对刘知几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他认为《史通》实际继承了孔子和司马迁的传统，采用了《淮南子》的著作形式。刘知几还提到了六种古典名著：扬雄的《法言》、王充的《论衡》、应劭的《风俗通》、刘劭的《人物志》、陆景的《典语》、刘勰的《文心雕龙》。傅振伦认为，刘知几熟读以上六书，《史通》的精神实质事实上与这六种著作是一脉相承的。当然，其中又以刘勰的《文心雕龙》对刘知几的影响最大。由此可见，傅振伦对刘知几学术思想渊源的探讨是相当系统和深入的。后来的研究者在讨论这一问题时，还是没有超出傅振伦对此一问题的研究范围和其所能达到的研究深度。

其二，《刘知几年谱》最大的价值是开创了一种新的年谱体例。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年谱形式，革新了传统的年谱体例。在传统的年谱中，以编年记载谱主生平事迹的部分毫无疑问地构成了全谱的主体内容，但是在《刘知几年谱》一书中记载刘知几生平事迹的“年谱”部分只占全书的三分之一。论述刘知几学术思想的《史通要论》部分，也占了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刘知几年谱》既记载谱主的家世背景和生平交游，又详细分析了谱主的思想，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一部内容充实的刘知几评传。英国剑桥大学的麦大维很欣赏傅振伦创造的这种年谱新体例。乔治忠等评价《刘知几年谱》体例说：“将研究论述与年谱一类文字穿插于一书的写法，在年谱著述中是一种特例。”并且称赞《刘知几年谱》为“研究刘知几史学可信赖的参考著述”。中国香港学者许冠三在其《刘知几的实录史学》一书的自叙中说：“我要……谢谢所有促成本书早日出版的海内外友好，特别是刘学研究的先驱者之一，《年谱》作者傅振伦教授。没有《年谱》做参考，《刘知几的实录史学》，肯定是不能在两年半内完成的。”许冠三在该书中引用《刘知几年谱》的条数接近二十次，如该书正文的第一个脚注即云：“除焦竑之说外，各家引文均见傅振伦《刘知几年谱》。”由此可见，许冠三对该谱的重视程度。

余 论

傅振伦的《刘知几年谱》是一部关于刘知几研究的杰作。该谱是中国学术界第一部用年谱的形式，对刘知几的史学思想进行系统阐释的著作。傅振伦在该谱中对涉及《史通》研究的诸多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如刘知几编纂《史通》的动机、《史通》的内容和体例、刘知几的历史观点、刘知几学术思想之渊源、《史通》之流传与影响等，这些都是被后来史学家反复讨论的关于刘知几研究的重大问题。无论承认与否，该书的相关内容和观点，大都可以从20世纪后半期的关于刘知几研究的诸多著作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在刘知几研究史上，傅振伦的《刘知几年谱》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该谱为后来学者对刘知几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在该书问世后的近90年时间里，关于刘知几研究的成果汗牛充栋，成为中国史学史领域的一个热点话题。但是，关于刘知几的年谱著作，至今中国学术界仍然没有出现超越其价值的作品。该书的学术价值在同类著作中仍是独占鳌头的，在年谱著作中也是独一无二的。因此可以说，傅振伦在20世纪刘知几研究史上的贡献是相当巨大和突出的，他也无愧是研究刘知几的大家。傅振伦的《刘知几年谱》一书也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刘知几研究的名作，具有不朽的传世价值。

信息采集：张嘉威

文字编辑：李 响

媒体编辑：魏霆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