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哈佛学者：美俄核博弈与中美关系机遇

作者：陆岑

俄乌冲突的持续给国际核态势带来了变化。美俄互相展示“核实力”，推高了核对抗和核军备竞赛的热度，并且影响了美国对中国核政策的高度关注及应对策略。美国极端右翼势力则在推动美国重启核试验，以加大同中国的竞争，给拜登-哈里斯政府带来扩大核武库的压力；而特朗普在大选期间谈到俄乌冲突时也警告了核战争的危险。那么，美俄核姿态的变化对国际军控谈判有何影响？世界核大国应该如何应对不断上升的核安全风险？中美俄之间未来是否有机会就核问题开展对话并达成协议？就此，中美聚焦北京编辑部在北京香山论坛期间采访了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的“原子管理项目”执行主任Francesca Giovannini博士。

Francesca Giovannini博士入职哈佛前，曾在联合国维也纳“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O）组织担任两年的战略与政策官员，并为多个国际组织提供咨询服务，涉及中东和太平洋地区。在采访中，她从核安全视角出发，就大国核军控挑战及未来中美关系挑战与机遇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问：Giovannini博士，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俄乌战争，它如何改变了美俄之间的核武态势？

Francesca Giovannini：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很高兴我们是从美俄关系开始讨论。多年来，美俄关系是全球“核秩序”的基石。毕竟，美俄两国拥有全球最大的核武库，关于核威慑和核军控的许多知识都源自于冷战期间的美苏对抗与威慑。现在的俄乌战争是一个转折点，它强化了北约，使得欧洲更军事化，但最重要的是，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它已经冻结了美俄之间举行任何实质性军控对话或战略对话的可能性，并显著增加了核安全风险。

坦率地说，俄罗斯也已经表明他们对与美国对话没有任何兴趣。去年，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曾表示，美国希望在没有先决条件的情况下与中俄会谈，并会遵守《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New START）的限制。但他同时提到，美国必须决定如何在当前俄乌战争的环境中行事，并保持常规优势。

▲9月13日，Giovannini博士（右二）参加第十一届北京香山论坛第七平行分组会议：国际军控的未来。

作为冷战的学生，拜登总统及其政府在“管控”局势升级方面做得很好，但冲突升级仍有可能带来显著的核风险。俄罗斯也正在修改核政策，可能会降低核武使用的门槛。美俄关系可能会持续削弱，恢复可能需要数年时间。

问：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俄总统普京多次威胁使用核武器，目前是什么阻止他采取这一极端举措？

Francesca Giovannini：美国非常清楚是什么阻止了普京这样做。拜登总统曾在电视上对俄罗斯人强调：“不要这样做（Don’t do this）。”美国意识到，俄罗斯确实曾非常接近考虑使用核武器。但最终是中国发出的信号阻止了这一局面的出现。根据美国情报机构的评估，2022年9月，俄乌冲突中使用核武器的风险达到了50%。而中方发出了明确的信号，促使普京重新考虑使用核武器的代价。美国不常表扬中国，但在这件事上，我们可以明确地说，中国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正是中国使得俄罗斯重新审视了使用核武器的成本。核威慑的问题在于，当威慑机制被极度拉伸时，其效力就会丧失。

问：核威慑机制是否依然有效？还是说它的效力已经有所减弱？

Francesca Giovannini：这是21世纪的重要问题。核威慑一直是维持大国之间稳定的宝贵机制，但它并不能阻止较低层次的冲突。例如，俄罗斯发出了核威胁，试图将核武器作为一种政治工具，但核武器从来不是为此设计的。当核武器被用来敲诈或强行推行某些外交政策时，核威慑机制就失效了。所以我们需要回归一个简化的核威慑理论，确保核威慑机制能按照预期的方式发挥作用。

问：关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NFU）政策。拜登在担任副总统时支持该政策，甚至在他2020年竞选总统时，也在重申对该政策的支持。但他上任后改变了立场，并在美国的新的核战略计划中首次将美国的威慑重心转向所谓“中国扩展核武库”带来的威胁”。拜登放弃NFU政策承诺的原因是什么？

Francesca Giovannini：奥巴马执政期间曾提倡NFU政策，时任副总统拜登也支持它。即便在拜登上任后的第一年，他也考虑过这一政策，就是他所宣布的核武器的“唯一目的”(sole purpose)，即仅将核武器作为威慑工具，而非战争手段。然而，美国内部有许多不同的利益集团。如今，很多政策制定者认为中国是一个比苏联更强大的竞争对手。因此，约束自身力量投射在政治上是行不通的。还有一个因素和美国对盟友的承诺有关，后者希望看到美国非常具体的力量投射。

但是，美国盘算还是以国内因素为主。我们已经输掉了军备控制的争论。早在考虑中国因素前我们就已经输了。实际上，这始于2001年小布什总统宣布美国退出1972年与前苏联共同签署的《反弹道导弹条约》（ABM）。所以，不能将军控受阻归因于中国。从历史上看，早在中国发展核武库之前，美国就已经放弃军备控制了。

问：特朗普和哈里斯两位总统候选人在核军控问题上有什么不同？他们是否关心核军控？您认为谁在处理中美关系时更可能重视这个问题？

Francesca Giovannini：两人各有优点和缺点，对于中国来说，他们或许都会带来一些重要机遇。我认为，中国目前希望看到一个务实的美国政府，一个不受意识形态驱动的领导人或总统，能够把中美关系视为全球最重要且影响深远的关系之一，并理解两国需要在合作中“管控”风险，扩大双方收益。

▲9月13日，Giovannini博士在北京香山论坛期间接受中美聚焦北京编辑部采访。图源中美聚焦

无论是“哈里斯总统”还是“特朗普总统”，对中国的影响都会截然不同。特朗普可能会在他的团队中带入一些对华强硬、自诩为对华“鹰派”的专家，如马特·波廷格（Matt Pottinger）、埃尔布里奇·科尔比（Elbridge Colby）和罗伯特·奥布莱恩（Robert C. O’Brien），他们主张加强对中国的威慑与遏制，甚至必要时与中国进行直接对抗。但在我看来，特朗普本人非常务实，并没有特别坚定的意识形态立场。在台湾和南海问题上，他的意识形态色彩可能会淡化很多。在经济领域，特朗普会异常强硬，通过加征关税在多个领域展开竞争。但在安全领域，我认为中国可以与特朗普进行坦诚的对话。

“哈里斯总统”可能会延续拜登的一些政策，包括加强与欧亚地区盟友的关系，寻求与中国在可能的领域展开合作，并在关键领域与中国竞争。但另一方面，哈里斯在经济制裁方面可能会温和许多，她明白中美几乎不可能脱钩。因此，她的政府可能会试图在一些关键行业继续“去风险”，使其不那么脆弱。

问：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有哪些可能的途径来加强与中国的接触？

Francesca Giovannini：我相信特朗普非常希望与中国达成成功的协议，因为他钦佩这个国家。比如，可以设想一些机制，来缓和亚太地区的危机，以及谈判解决俄乌冲突，而这绝不可能在没有中国参与的情况下完成。特朗普可能首先与中国讨论关于乌克兰战争停火的可能性，这将为联合维和行动打开大门。核谈判可能不会成为第一个议题，但这将是中美安全合作的一部分，并且为恢复战略稳定对话提供可能性。特朗普比大家想象的更注重交易，这对中国来说是个好消息。

问：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内，他曾试图将中国拉入美俄核裁军谈判，达成一项三方协议，限制三国的核弹头数量。中国拒绝了这一提议。中国国内舆论认为，美俄两大核武国家应当优先削减核武器数量。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您认为未来五到十年内三国达成新军控协议的可能性有多大？

Francesca Giovannini：在塑造军控协议话语权方面，美国军控界已经没有动力可言。尤其针对俄罗斯，美国普遍认为和它签署此类协议毫无意义，原因是担心俄罗斯的履约问题——美国许多人认为俄罗斯不可信赖，并且倾向于违反协议。因此，问题变成了：为什么还要去费心和俄谈判？这种情绪也蔓延到了对华政策领域，许多人认为与中国进行战略对话没有意义。

然而，这并不是美国政府内部的统一看法。美国国务院一直倡导与中国进行战略对话，但美国国防领域持有强烈信念，认为当前需要加强核威慑，要通过提升军力来展现美国的优势。因此，短期内我们不太可能看到三方严肃的军控对话或讨论。

特朗普政府最初将中国纳入军控谈判的努力最终以失败告终。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一直坚持的立场是，只要美俄核弹头数量都保持在5000枚以上，就不会参加三边军控谈判。中国始终要求，只有在美俄显著削减核武库后，才会考虑参与军控谈判。

关于俄罗斯，任何可能的核武器讨论都可能附带重要要求，最显著的是要求乌克兰保持中立地位。这使得美俄短期内难以达成协议。如果没有解决俄乌战争，美俄之间达成任何核协议将非常困难。展望2026年，由于美俄没有任何严肃的谈判，美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可能会在没有续约的情况下到期，到时候美国将不再受该条约限制核武器数量的约束，特别是在美国评估中国因素时，可能将此条约到期视为有利局面。

▲2010年4月，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与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签署《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NEW START）。

我认为中美可以恢复战略对话，但我认为未来十到二十年内我们不会看到非常广泛的条约或协议。我认为我们正进入一个以非正式合作伙伴关系为主的阶段，但暂时不会有实质性的正式协议。

问：那么未来10到20年，中美两国在未来的对话或非正式合作中，双方可以本着什么样的原则开展讨论，以及采取什么样措施来降低核安全风险？

Francesca Giovannini：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我们与中国的互动越多，就越能理解中国的立场。中国希望先确定原则，再讨论政策。而美国的运作方式恰好相反，美国倾向于不纠结于原则，更关注具体的政策。因为美国认为原则有些抽象且难以执行。尽管如此，我认为中国在追求“原则一致”的做法非常重要。中美可以合作弥合原则与政策之间的差距，这两者并不相斥。

在政策方面，中美可以讨论一些非常具体的事务，比如导弹试射的提前通报。这是美国、俄罗斯和中国都参与的机制之一，用来通知对方即将进行的导弹试验，这是建立信任机制的一部分。双方也可以在南海通过“降低冲突”的提议或机制来管控海上安全风险。

另外就是有助于建立信任的“战略稳定对话”。冷战期间，美苏并不总是理解彼此，但双方持续开展对话，以了解核威慑对彼此的意义，以及各自的核战略是什么。有时候，军控需要的只是对话，这个对话不一定要围绕具体数字展开，也可以从讨论彼此所坚持的原则入手，进而影响各自的核战略。我认为，华盛顿应该认真对待中国所倡导的“不首先使用”（NFU）核武器的立场。

所有这些小步骤最终都可能促成更大的协议。不要忘记，美苏花了20多年才达成并宣布核军控协议。因此，我提醒在华盛顿的同事们，不要期待与中国马上就能达成协议。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对话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工具，并不意味着妥协。有没有信任，双方都可以对话，对话并不意味着必须信任对方，它是基于你想了解对手的动机和意图。

问：最后一个问题，关于人工智能（AI）。不论是提升常规军事能力，还是扩展核武力量，AI技术的应用似乎都不可或缺。那么AI在核工业中扮演什么角色？像中美这样的世界大国，应该如何管理AI对核指挥与控制系统有效运作带来的风险？

Francesca Giovannini：关于将人工智能应用于核指挥与控制系统的问题有很多争论。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因为美国已经宣布，核指挥与决策过程中始终会有“人类参与”。这是中美领导人共同认可的原则，只不过，我们尚不清楚AI会在核基础设施的哪一级决策点上被整合。可以预见，在核指挥与控制系统中，围绕AI的竞争将日益激烈，因为实时获得准确数据，了解对手的意图，是至关重要的。

AI的整合在核指挥与控制系统中是不可避免的。我认为AI的整合已经在进行中了。比如导弹的运作、投送系统、计算机模拟、导弹的飞行轨迹以及所需要的时间，都会由AI模型化处理。关键是中美需要在这个问题上进行合作。无论AI可能在某些场景中为你提供什么样的数据，如果你足够了解这个国家及其核战略和意图，并且让“人类”对数据点进行审查，那么你依然可以做出明智的决定。

要移除AI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为了增强人类的判断力，必须仔细审查这些数据点。在这方面，中美两国政府已经开始推进相关工作。我认为，中美在AI领域的合作远比美俄之间的合作更具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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