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死有错吗？

放弃治疗，帮助减少病患临终前的痛苦，但加速了死亡的到来，这种方法是应该被允许的吗？

这一问题近年来在不断引发激烈的争议。

对立一方主张尊重病患的体验感受，对那些在医学上已经被证明没有救治希望的患者，没有必要继续进行干预过多的治疗，甚至指出那样的治疗会比疾病、死亡还要糟糕。

另一方则指出，病患的体验感受具有多变性，不能因为病患某个阶段对病痛或是诊治过程感到无法忍受，就贸然允诺帮助其放弃治疗，并认为包括医护人员以及病患家属甚至病患自己在内，无权在具备治疗条件和时间前提下，放弃治疗。

不仅如此，反对放弃治疗、“姑息疗法”的一方还认为，一些医学专家和医护人员的行为构成了故意谋杀。

这类指控在美国已经出现多起，且已经证明，确实有极少数但并非孤例的医护人员，以各种目的实施对病人的谋杀。甚至有医护人员被控一连杀害了十一位病人，最终判决死刑。还有小儿科护士被指控伤害了大约五十名婴幼儿。

在法国，一名被判决对六名病人的死亡负有责任的护士，后来在一本书中写道，她帮助了大约三十名临终病人结束了生命。其他一些国家也曝出类似的案件。这使得主张放弃治疗的观点，合理理据发生了动摇。

人们有理由担心，就像是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出台强制将精神病人送医或送入其他禁闭监管机构的法规后，滥用法规者甚至将完全意义上的健全人，以怀疑患有精神病强制送入精神病院一样，如果放弃治疗正式成为医者以及病患家属的特权，很可能引发突出的道德危机，会让相当数量的患者被活生生的剥夺求生的希望。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近日引进出版了美国马萨诸塞州塔夫茨大学精神病学教授、贝斯代特医疗中心临床研究员、姑息治疗和临床医疗专家刘易斯·M.科恩所著的《死亡的视线：医学、谋杀指控与临终抉择争议》一书。

这本书围绕病人临终选择、医生及家属放弃治疗的合法性、伦理性争议，结合美国等国家近年来发生的个案，进行了深入的梳理讨论。为写作这本书，书作者深入采访了涉及相关抹杀指控的医护人员，以及提出指控者，接触了为残疾人奔走的社会活动家、医疗护理人员、政治科学家、生命伦理学家，还有美国相关地方的执法人员。

“安乐死”、放弃治疗、姑息治疗近年来在中国也被越来越多的提及，争议也同时出现。

不少人对上述疗法抱有善意的希望，主张减少病患痛苦，并起到更新社会观念，以减轻病患家庭救治的支出负担的作用。当然也自然有反对的声音，特别是部分家庭因为房贷压力较重，如果获得放弃治疗、姑息治疗的机会，病患和亲属都可能倾向于作出放弃的选择，或者亲属迫使老人、女孩在自愿选择的同意书上签字。

《死亡的视线：医学、谋杀指控与临终抉择争议》这本书可以帮助国内读者，较为平衡的看待上述双方之间的争议，增强对于生命存在、生命尊严等宏大概念的具体化认知。

《死亡的视线：医学、谋杀指控与临终抉择争议》书中其实也提到，在美国，尽管一些医学专家、医护工作者认同放弃治疗、姑息治疗的合理性，但同时也有更多的医护工作者持反对态度。

后者的态度不仅源自一直以来的医者伦理，而且确实有相当多数的病人通过痛苦度很高的治疗，延续了生命，身体机能被（部分）保留，思维和意识也没有混乱。

而那些认同放弃治疗、姑息治疗的医护工作者，以及主动、在清醒意识下作出上述选择的病患，与病患严重程度有关。放弃治疗、姑息治疗的做法，包括中断维持生命的治疗手段，如透析，拒绝给予心肺复苏，甚至注射有关药物。

这本书的作者刘易斯·M.科恩毫无疑问是赞同放弃治疗、姑息治疗走向合法化。

在书中，他坚持指出，“对一个包容差异和尊重价值选择的社会而言，个人才是身体的最终决定者……如果治疗的痛苦超过其带来的好处，现在就可以由病人和他们的代理人——他们深爱的人，家属，以及医疗人员——来决定病人的身体”。

书中以美国为例，梳理了社会公众对患病死亡、治疗、过度医疗、临终选择的态度转变过程，指出艾滋病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以来的突出扩散，造成患者生活在极其痛苦的状态之中，在相对稳定而有效的治疗药物和疗法出现前，一些患者及其家属、医护人员开始在没有法律许可的情况下加速死亡。

已故美国著名的心脏外科医生迈克尔·德贝基的案例，则为另一方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明。

2006年，97岁的德贝基自诊发现患有主动脉夹层动脉瘤。在被送入医院后，医院方面引用了德贝基曾经签署的不接受手术的声明，不愿为他做手术。最后，是在德贝基的妻子以及工作搭档的反复坚持下，手术才得以进行，救回了德贝基的性命，他本人清醒后也表示家人和搭档的选择是正确的。

2008年，99岁的德贝基去世。也就是说，亲属和同事的坚持，让德贝基多活了两年，而当初如果遵循医院主张的放弃治疗，这位著名医生的最后两年生命就完全不存在。

面对命运的捉弄，很多时候我们很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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