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冯玉祥的亲戚，后来成为红五军团一把手，因人挖墙脚不幸牺牲

1931年12月16日，江西宁都固厚圩王布头村标语耀眼，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人流如织，热闹非凡，村里的儿童团、赤卫队、红军和老百姓有的打着火把，有的举着三角小红旗，有的敲锣打鼓，呼着口号唱着歌，比过年还热闹。热茶、热馒头、热黄滋，煮鸡蛋送到每一个起义战士手里，使每一位起义官兵深深地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温暖。这支部队，便是宁都起义开拔根据地的原26路军的起义部队。

紧接着，部队在这里驻扎下来，次日清晨，临近冬日少有的阳光普照大地，起义部队集合在王布头村的一个开阔的打谷场上，虽然没有搭建专门的台子，在打谷场中央摆放两张大的方桌，此时，中央红军派来的代表刘伯坚英武矫健地走到讲台前，声音洪亮地宣读中革军委的命令，正式宣布：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今天成立了。接着，颁发军委最高领导人签发的委任状：任命季振同为红五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为参谋长兼第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为第十五军军长。

刘伯坚宣读完后，整个会场沸腾了，会场上先是爆发出一阵排山倒海的掌声，继而震天动地的口号呼喊声，鞭炮声噼噼啪啪地响起来，手持铜号的号手们鼓足腮帮，吹起了嘹亮的军号。会场上起义官兵高兴地举起手中的钢枪，摘下军帽在头顶上欢快地挥舞。会场外围儿童团、赤卫队，的有手持大刀，肩扛梭镖，从白发苍苍的老人到满脸稚气的孩童，情不自禁地跟着高呼起来，欢呼声汇成一股激动人心的暖流，荡漾在每个人的心里，无不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中。

接着，被任命为红五军团总指挥（即军团长）的季振同面带笑容，迎着阳光，伴着轻风昂首阔步，来到方桌前，只见他一袭红军灰军装，佩戴红领章，头戴八角帽，帽缀红五星，显得十分英俊又潇洒，威武又雄壮，他用他乌黑深邃大而有神的眼眸环顾站立四周的官兵们，透着棱角分明的脸庞张扬着高贵与优雅。然后信心十足，精神抖擞庄严宣告：原二十六路军官兵不堪忍受军阀的压迫，集体起义加入到红军队伍中来，具有历史意义的宁都起义胜利了！光荣的红五军团诞生了！

当天，季振同亲笔签署《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宣言》，并通过广播通电全国：我们第二十六路军全体官兵，不堪受军阀压迫，不愿意替军阀卖命，撕毁青天白日旗帜, 高举着红军旗帜, 加入工农红军队伍, 红军是工农大众自己的军队。我们全军团指战员表示：打倒一切反动派，为中国的真正独立与统一而英勇奋斗!……

这庄严的宣告，这雄伟的声音，在固厚这个小山村，经过无线电的广播，传到长城内外、大江南北，象漆黑夜空中一道耀眼的闪电，象沉闷宇宙中一声震耳的惊雷，让全中国人民看到了红军必胜的希望和信心。

这一消息更是使老蒋如坐针毡，气急败坏，立即召见尚在养病的孙连仲，孙此时已成光杆司令，惶恐不安且羞愧万分。蒋令其速回江西收拾残部，孙胆怯地说道：“队伍都没了，还收拾什么。我就在这儿接受处理吧，不必回去了。”蒋很会笼络人心，嘱咐孙道：“红军有本事拉走你的队伍，你要想办法把它再拉回来，你是西北军的一面旗帜嘛！你不去谁去？我告诉你，只要还有一个兵，你就还是总指挥。”

的确，自从1927年的南昌起义之后，从来没有发生过如此数量成建制的军队起义，那个时候，红军从井冈山来到赣南闽西开辟根据地只二年多时间，红一、三军团两支武装力量，加起来也只有3万多人马，且武器装备比较简单，面对的却是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在敌强我弱的背景下，训练有素、战斗作风强悍的主力部队26路军1.7万人，携带的武器20000多件，集体加入红军，使红军的力量增加三分之一，壮大了革命力量，有力地支持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发展，给敌人的打击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后来红五军团取得了骄人的战绩，在红军长征的路上被誉为“铁流后卫”，为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然而，不容否认的是，26路军 这支部队在起义之后，毕竟是旧军队，比如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取消军官特权，官兵一律平等”等一些做法出现偏差，在改造成人民军队的过程中，也是经过了一系列事件，不过，当时红军对一些人的抵逐情绪并不勉强，有些人都发给路费回家。

而红五军团一把手季振同通过思想改造，他的进步很快，根据与他共事的红五军团政委萧劲光回忆，季振同对革命充满了信心，带头帮助组织派来的政治干部搞好整编改造工作。无论是在指挥战斗或者日常工作中，都表现得非常积极，思想进步得很快，起义不久就加入了组织。

就在红三军团攻打赣州战役失利之后，这时，国民党开始派特务深入五军团乘机策反，尤其是他的老上司孙连仲、冯玉祥等，更是认为失去了军队就失去了一切，千方百计都把部队拉回来，所以，有的策反信通过某种途径送到季振同手里，特别是有一次冯玉祥的高参胡景陶、刘骥带着冯的亲笔信来找季振同，原来是一封劝谏“反正”的信，季振同当面拒绝了冯玉祥的要求，并把信交给了组织，以示自己襟怀坦荡，赤胆忠心。但对这一件事情，不少人本来紧张的弦立即绷紧，毕竟季振同是冯玉祥的内侄女婿，两人是实打实的亲戚。

原来，季振同，原名季振佟，号异之，又名季汉卿，河北沧县张官屯乡狼儿口村人。他的家族明清两朝为津南望族，祖辈是当地有名的富户。季家不但在本村有大量土地，几十里以外的南皮县大满庄、小满庄也有他家的庄田。因此，他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在读书期间，参加了冯玉祥的模范军连。在军队里经受了严格的军事训练和艰苦的军队生活的锻炼，由于表现突出，性格开朗好交朋友，花钱大方，很快就得到提拔，由班长、排长到连长、营长，后来提拔为冯玉祥卫队团团长。

这个时候，冯玉祥为了拉拢这位英俊潇洒，年轻有为的团长，便把自己妻子刘德贞的侄女刘玉芝介绍给他为妻。冯玉祥的原配夫人名叫刘德贞，是北洋军官陆建章的内侄女，人称沧州刘家，有四个姑娘嫁给军界要人，被当时的人称为沧州刘氏四夫人，显赫一时，为时人所称羡。这四个姑娘，一个嫁给陆建章，一个嫁给冯玉祥，一个嫁给北洋陆军第二十师师长、陕西督军阎相文，最后一个嫁给历任冯玉祥的参谋长、西北军第六方面军总指挥、陕西省政府主席石敬亭。说来凑巧，沧州刘家的四个女婿，三个督军、一个省主席，都是开府于陕西。冯玉祥她人很贤惠，他生下了二男三女。

季振同自从与冯玉祥的侄女刘玉芝结婚后，更是成为军中红人，加上他一身好武艺，好枪法，很快提升为冯玉祥的王牌旅手枪旅的旅长。这个旅装备精良堪称一流，每个士兵都配置有三个大件：手枪、冲锋枪、马刀及五颗手榴弹。视这个旅为“命根子”，爱护有加，冯对季振同也特别青眯。

季振同手枪旅任职期间，治军有方，用人公道，不问亲疏，只重有才，致使许多军中精英都愿意投入他的麾下，黄仲岳就是其中之一。黄为人正直，性格豪爽，作战勇敢，身先士卒，深受士兵爱戴，后季与黄结拜“金兰”，情同手足，并被委任为手枪旅第一团团长，两人友爱深厚是不可分割的挚友。

中原大战后，冯玉祥部队瓦解，残部交给孙连仲收容，季振同的手枪旅改编为第十四师他任师长，部队被蒋介石收编为二十六路军，季振同由师长降为旅长，对此他颇有意见，后调来入宁都参加对红军的三次“围剿”，随后与赵博生、董振堂一起领导了著名的宁都起义。由于他的军事素质及其各方面的因素，季振同被任命为新成立的红五军团的一把手。

红五军团成立后，在季振同的领导下，打了一系列的胜仗，然而，改编之路是坎坷的，后来因为作战的需要，上级对红五军团的建制进行了调整，即对一些部队进行了调动，在这个时候，毕竟他们出身旧军队，仍然维持惯性思维，认为部队是自己安立命之本，时间不长，各项思想工作没有做得到位，一些指挥员就出现了思想波动，尤其是十五军军长黄中岳，因为他起义之前的职务不算高，只是季振同手下的一名团长，参加红军之后一下当上军长，出现这种连续多级跳跃的晋升，手下个别人有微词，他在一些场合说了一些不应该说的话，很快就被上级知道了，特别是当时“左”倾领导人把持权力，自然认为他这是妥妥的反革命言论！是“变心”“叛变”前兆。

客观地说，黄中岳的这些话只是一时的气话，根本不至于率部“叛变”，因为当时在革命的大熔炉中，起义的26路军官兵大多数已经融入了红军大家庭，“左”倾教条主义者却这不么认为，当时保卫局抓捕了一个所谓冯玉祥的代表刘佐华，此人不知是故意还是被人利用，竟然诬陷15军军长黄中岳是想要叛回，就在一些挖墙角小“线索”的牵引下，漳州战役期间黄中岳被逮捕。

而在这关键时期，有些心灰意冷的季振同不合时宜地对组织提出想离开部队，去苏联学习的要求，得到上级批准之后，他将自己的私人物品悉数分送他人。“左”倾教条主义者看来，这是不寻常的举动，并结合他的把兄弟黄中岳的事情，便炮制了所谓的所谓的“季、黄谋叛案”关押，在红军长征前夕，两人都牺牲。

在随后的岁月里，红5军团的革命道路很曲折，特别是1937年在河西走廊损失了，但诸多将领却继续为革命事业而奋斗着，并最终看到了革命胜利的那一天。从这支起义部队走出了1位上将，6位中将和23位少将。在这些战友的努力下，季振同、黄中岳牺牲四十多年后的1981年，上级为他们平反，恢复名誉，对他们在宁都起义的历史功绩进行了公正评价，沉冤近半个世纪的错案，终于得到了公正合理的解决。

季振同的家乡人为了纪念这位红军的高级将领，在他的老家沧县张官屯乡狼儿口村修建了故居，房屋属于硬山式建筑，前殿结构属于六檩前出廊式，两侧带有侧殿。在旧居西厅，展出了季振同用过的笔筒、烈士证等；季振同与冯玉祥妻侄女刘玉芝生有一女，名叫季平龄，她坚持收集有关他父亲的书籍、报刊，还将描写父亲革命经历的各种文字亲手抄录收藏。她说，作为一名革命者的父亲，要是不遭遇变故英年早逝，能活到建国后，其军衔至少是大将以上。虽然他牺牲了，但其功绩将彪炳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