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琰之死与毛玠之废

毛玠、崔琰这两个深受曹操赏识、重用的有功之臣，何以会落到或死或废的结局呢？有必要个案简析。《崔琰传》记录了“崔琰赐死案”的始末。起初，崔琰推荐钜鹿人杨训，被曹操辟用。操晋爵魏王，训上表称颂功德，时人讥笑杨训“希世浮伪”，并指责崔琰荐举失当。其后载云：

琰从训取表草视之，与训书曰：“省表，事佳耳！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琰本意讥论者好谴呵而不寻情理也。有白琰此书傲世怨谤者，太祖怒曰：“谚言‘生女耳’，‘耳’非佳语。‘会当有变时’，意指不逊。”于是罚琰为徒隶。使人视之，辞色不挠。太祖令曰：“琰虽见刑，而通宾客，门若市人，对宾客虬须直视，若有所瞋。”遂赐琰死。

总体看来，这是一桩带有“文字狱”性质的案例。此案首先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如何理解崔琰与杨训书信的内容？其二，告发崔琰的人是谁？

在崔琰与杨训的书信中，所谓“省表，事佳耳”，显然是针对训表称颂曹操功德而发，我认为其中隐含着不以为然和嘲讽的意味。下一句“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承上句之意，感叹时势变化而人心不古。但这句话容易生出歧义，陈寿认为，崔琰的本意只是讥讽“论者好谴呵而不寻情理”，也即是说，崔琰认为杨训的举动很入时，也很正常，而那些议论的人却未免喜好谴责别人而不合情理。这种看法反映的是为崔琰抱屈者的意见，将上下句分开来看，也勉强说得通。我个人认为，这并不是崔琰的本意。曹操是将两句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的，得出的结论是崔琰“意指不逊”，并非事出无因。

崔琰写给杨训的是私人书信，内容只是一些语意模糊的牢骚话，竟然有人抓住这种细微的把柄，向曹操告发崔琰“傲世怨谤”，构成崔琰之狱，可见这个人是处心积虑和颇有根由的。《崔琰传》注引《魏略》补充了崔琰案的有关细节，指出告发崔琰的人是“与琰宿不平者”，他偶然发现了崔琰的书信。《三国志》卷一二《徐奕传》注引《傅子》称：“崔琰、徐奕，一时清贤，皆以忠信显于魏朝；丁仪间之，徐奕失位而崔琰被诛。”清人姚范认为：“按《徐奕传》注，白崔者丁仪也。”明确指出告密的人就是丁仪。丁仪，沛国人，其父丁冲是曹操的旧友，曾建议曹操“匡佐”汉献帝，两人情谊深厚。丁仪凭借这层关系，受到曹操宠信，授职丞相西曹掾。丁仪成为曹操的亲信，由他告发崔琰，是很容易被曹操接受的。

丁仪处心积虑地要陷害崔琰，原因要追溯到立太子事件。建安十八年（213）曹操建立魏国后，迟迟未立太子，在曹丕、曹植之间难于取舍，并曾就此“密访群司”。当时，丁仪、丁廙、杨修、杨俊等人党附曹植，贾诩、崔琰、毛玠、邢颙、桓阶等人则支持曹丕。在支持曹丕的人中，崔琰的表现最为突出。据《崔琰传》记载：

时未立太子，临菑侯植有才而爱。太祖狐疑，以函令密访于外。唯琰露板答曰：“盖闻《春秋》之义，立子以长；加五官将仁孝聪明，宜承正统。琰以死守之。”植，琰之兄女婿也。太祖贵其公亮，喟然叹息，迁中尉。

何焯认为：“以密函下访，乃露板以答，非所以处骨肉之间。季珪之祸，实萌于此。”按，曹植是崔琰的侄女婿，崔琰违背曹操密函咨访的本意，露板回答，是为了避嫌。从崔琰的坚决态度看，大有“以人伦自任”的气概，其耿介的个性表露无遗。曹操是能够体察崔琰的苦心的，他器重崔琰“公亮”，将崔琰迁升为中尉。然而，崔琰的表现确实给自己埋下了祸根。他在大庭广众下公开支持曹丕，影响很大。丁仪兄弟在立太子问题上陷入甚深，曹植能否立为继嗣关系到两人的政治前途乃至身家性命，丁仪由此怀恨崔琰，寻机加以陷害是必然的。

探明了崔琰案的起因后，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曹操的处置措施。卢弼在《三国志集解》中对崔琰致死的原因有一段综合评析，他说：

或曰：“魏武之必除孔北海（孔融），势固宜尔。若崔季珪本为操之心膂，徒以口语猜嫌杀之，残恶极矣。”弼按：魏武有篡夺之心，而又欲避篡夺之名，琰与训书不啻窥见其隐衷，发泄其诡谋，故深恶之而置诸死地也。

孔融、崔琰都喜好讨论，又都因议论生祸，被曹操处死，人们很容易把这两个人联系起来考虑。但是，人们也注意到这两个人与曹操的关系有本质的差别，于是在理解曹操为何要杀孔融的同时，对曹操为何要杀崔琰感到困惑，只好归结为曹操的“残恶”。卢弼的看法在此基础上深入一步，追寻了崔琰书信内容的实质。不过，若说崔琰揭露了曹操的“篡夺之心”，因而曹操要置崔琰于死地，却不完全是事实。

丁仪告发崔琰后，曹操认为崔琰“意指不逊”，罚他为徒隶，意在折损他。如何进一步处置，曹操是留有余地的。问题在于崔琰在服刑期间不但丝毫不挠“辞色”，还“通宾客，门若市人”，公然与曹操对抗。曹操终于被激怒，“遂欲杀之”。若把以上情形置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中考察，则有着深刻的政治根源。前已述及，以冀州为主的河北士人进入曹操政权后，是较难驾驭的一个政治群体。曹操曾经针对冀州风俗“阿党比周”，专门发布《整齐风俗令》。尽管如此，他们仍然顽强地表现出独特的个性。邴原名重天下，即便在官府任职，依然我行我素，曹操因此感叹邴原“不为孤用”。田畴从征柳城有功，却再三辞让封爵，搞得曹操十分难堪，几乎要加罪于他。把这些事情联系起来看，“崔琰案”无疑是这个政治群体忤逆曹操的一次严重事件。崔琰在服刑期间尚能“通宾客，门若市人”，可见是有政治势力为依托的，这种政治势力就是以冀州为主的河北士人。因此，从个人的角度看崔琰之死，其耿直个性是直接诱因，前引胡三省所谓曹操“重崔琰”“害崔琰”的说法是颇有见地的。全面地看崔琰之死，则它是曹操对以冀州为主的河北士人的一次严重打击行动，由于超出了君臣间个人恩怨的范围，而为旧时史家所不能理解。

“毛玠案”是紧接着崔琰案发生的。据《毛玠传》记载：

崔琰既死，玠内不悦。后有白玠者：“出见黥面反者，其妻子没为官奴婢，玠言曰：‘使天不雨者盖此也。’”太祖大怒，收玠付狱。……玠遂免黜，卒于家。太祖赐棺器钱帛，拜子机郎中。

毛玠与崔琰长期和睦共事，崔琰被杀，毛玠内心不悦，当属情理之中。毛玠案的直接起因是有人告发毛玠诽谤曹操。据《三国志》卷二二《桓阶传》记载：“毛玠、徐奕以刚蹇少党，而为西曹掾丁仪所不善，仪屡言其短。”同书卷一二《何夔传》注引《魏书》载傅巽语何夔：“〔毛〕玠等〔丁〕仪已害之矣。”表明丁仪曾多次谗间毛玠，毛玠最终是被他诬告陷害的。丁仪陷害毛玠，也主要是因为毛玠在立太子问题上支持曹丕。

毛玠下狱后，大理钟繇严词讯问毛玠。毛玠在辩护状辞中否认自己有“谤毁”事，说自己“职在机近，人事所窜”，由于拒绝权贵请托，从而招来陷害，他坚决要求对质取验。《三国志》卷二三《和洽传》载，和洽认为“〔毛〕玠出群吏之中，特见拔擢，显在首职，历年荷宠，刚直忠公，为群所惮，不宜有此”，因而明确提出应“案实其事”。侍中桓阶也进言匡救毛玠。但是，曹操立丕、植为太子的意向未定而尤爱曹植，因此，“欲两全〔毛〕玠及言事者（丁仪）”，实际上是袒护曹植的支持者，而拒绝案实真相。毛玠最终在不明不白中被免黜。

毛玠案首先说明，毛玠被废的直接原因是丁仪密告毛玠诽谤朝政，毛玠却认为自己是因为掌典选举、拒绝请托而招来陷害，当事人的说法完全对立。这恰恰提示我们，在毛玠案的背后隐藏着围绕选举用人而展开的复杂斗争。毛玠长期掌管官吏的任免事务，受到了当朝权贵的排挤打击，已如前述。对于毛玠掌选崇尚功能，何夔曾提出过异议。当他继任东曹时，对曹操说：“以贤制爵，则民慎德；以庸制禄，则民兴功。”他认为选举要重视“道德”，应“核之乡闾”，杜绝“争竞之源”，曹操表示赞同。何夔将“慎德”与“兴功”并提而以慎德居首，与毛玠偏重事功的做法有很大差别。何夔的意见在选曹中有代表性，以后陈群任吏部尚书，创立九品官人法，是对上述意见的发展。尽管曹操一向赞赏毛玠掌选的章法，但选举斗争的实际情况表明，毛玠及其选举章法被摒弃终究不可避免。从这个意义上说，毛玠是曹操集团内部斗争，尤其是选举斗争的牺牲品。

其次，毛玠的结局毕竟与崔琰有很大不同。毛玠是曹操在兖州创业时的故吏，同前述程昱、满宠等其他兖州人士一样，曹操有理由在政治上充分信任毛玠。事实上，毛玠一开始就支持曹操建立霸业，以后又支持曹操晋爵魏公，是曹操的忠实拥护者。曹操只是免黜毛玠，而不是采取对待崔琰那样的严厉措施，确在情理之中。毛玠去世后，曹操特意赐棺器钱帛，亦可见其态度。

综上所述，一、毛玠、崔琰是以不同的身份，代表不同的社会势力，在不同的政治背景下进入选曹的。二、两人掌典选举时志趣相投，配合默契，但具体职责“分工”不同。曹操分别用其所长，使自己的治国方针通过选举环节得以实现。这是曹操用人最成功的范例之一。三、崔琰之死、毛玠之废起因于曹操集团内部的政治斗争，各有因由，两人在政治倾向上的差别，决定了他们结局的不同。

本文节选自柳春新《汉末晋初之际政治研究（增订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