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中国银行总行在进行内部审计查账时，发现了一笔12000英镑的存款，而这笔存款竟是在1967年7月8日以周总理的名义存的！
从1958年开始周总理每月的工资是400元钱，他的夫人邓颖超每月工资是347元钱，根据统计，两人从1958年到1976年工资总收入是161442元。
周总理向来清正廉洁，大公无私，将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这12000英镑又是怎么回事呢？按照汇率这12000英镑折合人民币是82308元，这笔钱在当时可是巨款，那么这笔钱又为何会以周总理的名义存入中国银行呢？这钱真的是周总理个人存款吗？
中国银行在当时查出这12000英镑后，立刻就上报给上级领导，领导收到报告后十分重视此事，立马就派人对这笔存款的来历进行了调查。可是结果没想到，通过调查这笔存款竟然牵扯出了半个世纪前的一段故事。
这件事还得从1940年说起，那时正值二战时期，德国对英国伦敦进行了长达10个月的轰炸，一个22岁名叫多利的英国女孩因为公司被毁，被迫失业，为了能够生存下去，她找到了和前公司同一栋楼的中国银行伦敦分行求职，想要应聘柜员。
中国银行伦敦分行是我国在欧洲的一个重要金融枢纽点，它不只负责英国的业务，还负责整个欧洲和非洲的分行业务。
而多利因为之前在贸易公司工作过，有相关的办公经验，加上人也机灵，就顺利的被录用，成为了中国银行伦敦分行的一名外籍员工。
多利的工作不只要在柜台做出纳和接待日常办理业务的客户，同时还要给在海外的国民党海员发放每月的工资，办理汇款等。
多利和这些海员打了一段时间交道后，慢慢也熟悉了，她发现这些海员染上了和英国男人一样的坏毛病，只要一领到工资后就去吃喝嫖赌抽，大肆挥霍。
为人正直的多利知道中国和英国一样，正处于危难时刻，遭受着法西斯国家的侵害。因为她体会过战争的残酷和对人民带来的伤害。她不愿看着这些海员对自己国家的安危不管不顾，肆意挥霍工资，便多次劝说这些中国海员捐钱支援自己的祖国，早日将入侵者赶出去。
刘道蕊和刘本堃
海员们醒悟后，就让多利给自己办理汇款业务，而多利也在自己的权利之内尽量给他们降低手续费来帮助他们。因此，业绩出色的多利也因为自己的正直备受领导和同事们的喜爱。
可是在1944年冬天，多利却受到了他人的针对。
当时正值国内抗日重要时期，为了帮助国内老百姓和战士们顺利赶走入侵者，中行伦敦分行在柜台上设立了两个募捐箱。
一个募捐箱是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设立，名义是给中国政府募捐，另一个是则是红十字会的。
往中国政府的募捐箱里捐的钱，经常会被负责募捐的国民党募捐官员们侵吞，中饱私囊。多利知道此事后，就把宋美龄的募捐箱放到柜台下面，把红十字会的箱子放在柜台上面，让人都往红十字会的箱子里捐。
多利的这个举动惹怒了负责募捐的国民党官员，因为多利挡了他们的财路，于是直接找到银行，然后以私藏政府募捐箱为名义，要求银行开除多利。
虽然银行经理知道多利是正义的，不想开除她，但是迫于压力，还是不得不选择向这些贪官污吏们屈服。
这个时候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刘本堃站了出来，他与银行据理力争，最终帮多利保住了工作。
而这两位富有正义感的年轻人，也因此相识，逐渐走到了一起，并在1949年结为了夫妇，婚后多利还给自己取了个中文名——刘道蕊。
刘本堃和刘道蕊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而此时远在伦敦的中行人面临了一个选择，此时英国并没承认新中国，他们需要选择是倒向在台湾的国民党政府，还是回归祖国的怀抱。
由于新中国刚从战争中脱身，国内百废待兴，急需资金刺激国内经济，而中行伦敦分行手上握有大量外汇，能给新中国的建设起到很大的帮助。
周总理为了保护这些国家资产不被国民党给转走，就在中国银行设立了总管处，通知海外各行工作员工，冻结资产，等待接收 。
而中行伦敦分行里的员工此时各怀鬼胎，伦敦分行的领导倾向国民党，他不愿意接受总管处的管理，而且还准备把分行内的外汇转移到台湾。
心在祖国的刘本堃为了对抗领导，联合其他4人组成了5人起义小组，而当时伦敦分行也就只有10多个员工。
于是他们5个人以中行的名义找到了伦敦的汇丰银行，开了一个英镑账户，而且还规定必须有他们5人中的人签字，这个账户里面的钱才能进行提取。同时向北京中行总管处发送电报，表示愿意和祖国人民站在一起，等待总行的接收。
也正是在他们5人的努力下，保住了大量外汇。刘本堃在事后也被总行任命为襄理，生活条件也一天天的好了起来。
虽然刘本堃和刘道蕊一直在伦敦生活了十年，也买了房子车子，但是他有一个愿望一直没有实现，那就是回到祖国的怀抱。
刘本堃和妻子刘道蕊说了自己的想法，没想到刘道蕊竟然没有反对，而且还愿意和他一起回中国，并且放弃英国国籍，加入中国。要知道，建国初期国家十分的困难，人民的生活条件要远远落后于英国，可见刘道蕊能做出这种决定是下了多么大的决心。
于是在1957年，刘道蕊放弃了英国国籍，加入了中国国籍。并在十年后，也就是1967年初，经过中行总行的批准，刘本堃低价变卖了伦敦的家产，带着妻子刘道蕊踏上了回家之路，
回国后的夫妻二人，继续在中行工作，虽然生活没有在英国时那么的安稳，但是他们仍然没有想过回到英国，而是继续坚持建设新中国。
他们将变卖房子的12000英镑通过银行汇给了周总理，并且还写了一封信，夹杂在12000英镑的汇票一同寄给了周总理，希望周总理将这笔钱用于国家建设。
事实证明他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周总理在接到信和汇票后，当即做出了批示：个人存款，国家不能接收，尽快找到捐款人，将钱退回去。
但是因为正处于一段特殊的时期，寻找捐款人的工作一直没法正常进行。为了保证这笔钱的安全，负责调查的工作人员就以周总理的名义把钱又存入了中国银行，而这笔钱也在中国银行一躺就躺了三十年。
1997年，中国银行找到了当时负责调查的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决定继续执行当年周总理的指示，找到捐款人，要将钱退回去。经过反复查找，终于找到了刘本堃夫妇，要将这笔钱连本带利共计467000元退给他们。
虽然此时刘本堃夫妇的退休生活并不好，但是他们坚决不肯收回这笔钱。后来经过协调，他们决定将这笔钱捐给中国银行，成立刘本堃基金，用来奖励给银行内优秀的员工。
1998年，刘本堃因病去世，而刘道蕊也在2013年3月走完了她的一生。
基辛格在他撰写的《论中国》一书中有这么一句话，“我认为中国最大的幸运，是有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在竭尽全力地保护它。”
刘本堃虽然多年在外漂泊，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身上流淌的是炎黄之血。即使生活再困难，也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国家做贡献，因为他知道，没有国有怎么会有家呢？没有大国崛起又何来小民尊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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