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三个和尚有水吃

中国有句俗话：“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住在景颇山上，每天要去山箐里的水潭取饮用水，来回200米。景颇族社员用竹筒取水。竹筒容积有限，即便背箩里装满了竹筒，需要往返多次。我们用一根竹扁担拎两只水桶去挑水，效率大大提高。共瓦山上的三个“和尚”知青户：苞谷（高六七届4班赵翼明），哑巴（高六八届1班陈国惠）和我谁有空就去挑水，用不着轮流。三个“知青和尚”饮水的“难题”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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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颇族世代居住山顶，农田和梯田在山沟里。出工劳动，下山一个半小时，上山一个半小时，每天三个小时的时间浪费在路上。回家途中，男人砍些树枝扛回家做烧柴，女人们则顺道搜寻植物茎叶带回去喂猪，都是满载而归。

景颇族女人特别能吃苦耐劳，走路时把背箩顶在头上，空出来的两只手捻棉线或搓麻绳。背箩装满东西后非常沉重，我体验过一次“头顶重物”的滋味，很快就感觉头皮发麻，脖颈僵硬。从那以后，看见景颇族姑娘头顶背箩就会想，如果把“头顶背箩”的生活方式改掉，她们会长得更高一些！

刚到村寨，我们没有马上和社员一起每天往返三小时去田里劳动。山寨里有一块大约两亩的山坡地，长年种植烟叶但产量不高。我们新来乍到，生产队安排我们去这块坡地劳动，继续种植烟叶。

坡地坐北朝南，日照充足。虽然海拔较高，但空气湿润，雨量充沛。烟叶产量为什么不高呢？我们三人经过分析，判断原因就是没有深耕细作。于是，我们每天扛着锄头去坡地挥汗如雨。先做“表面文章”：把地面上的树根杂草清除干净，然后深挖每一寸土壤，将所有的碎草树叶全部深埋地下。种烟叶时，生产队长派了一位社员来协助。

在烟叶地干活的时候，我和哑巴一边挖地一边就“是否有必要学习景颇话”展开了一场辩论。

我认为没有必要学景颇话。理由是：首先，景颇话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再过五十年，最多一百年，这样的语言会消亡。其次，我们坚持讲汉话，促使景颇族社员向我们学习汉语，有利于汉话的普及和推广。比如我们知青每天早晚都要刷牙，就树立了一个榜样，景颇族社员看见了就会跟着做。先进取代落后，不对吗？

我虽然是辨题的“反方”，自以为真理在手，振振有辞。

哑巴说：非也非也！恰恰相反！正因为寨子里绝大多数人不会说汉语，当务之急就是尽快学习景颇话。唯有我们能听、能说景颇话之后，才能有效地帮助他们学习汉语，相互交流。否则“欲速则不达”，这就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作为辩题的“正方”，哑巴以守为攻，稳操胜券。

哑巴平时喜读史书能言善辩，一般人不是他的对手。我俩是高六八届一班的同窗知己，“哑巴”这个外号就是我为他取的，反其义而用之。虽然关系铁杆，一旦观点分歧，我们争辩起来毫不相让，针尖对麦芒，都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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苞谷是六七级的兄长，高我们一届，站得高看得远。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苞谷就是我们三人中的那个“师”。我和哑巴辩论时，苞谷保持中立。他的观点高瞻远瞩：欲改变现实者，先适应现实！知识就是力量。西方哲学家有一句名言：“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过去，景颇话以口授相传的方式世代延续，今后，景颇语还将与汉语长期共存。历史已经证明：任何客观事物的发展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很快，我就发现我的那一套美其名曰“坚持讲汉语就是胜利”的理论根本行不通。道理很简单：我听不懂景颇族社员说的话，景颇族社员听不懂我说的话，在一起只能是“鸡同鸭讲”，白费口舌。

大方向错了，知错就改！马上开始学习景颇话。我和哑巴每天收工后，第一件事就是把各自听到的景颇话用汉语拼音标注下来，资源共享。一开始进展很慢，手势，动作加表情，见人就打招呼，指着什么说什么。听清楚了就赶紧记下来，没听明白的问过一遍再问一遍。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半年后，我们的景颇话张口就来，滔滔不绝。最高兴的人莫过于生产队长了。从此，寨子里开社员大会，我和哑巴轮流将《云南日报》社论、公社通知和毛主席语录直接翻译成景颇语念给社员们听，遇到复杂难懂的地方，就用景颇族生活中常见的事物现象举例加以解说。

有道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不消说，因为“深耕细作”，这一年坡地里的烟叶长得非常好而且产量最高。家家户户分到的烟叶比过去多，人人喜笑颜开。各家各户把烟叶晒成金黄色，然后切成细丝，一部分直接用于抽烟，一部分和槟榔果混合。抽旱烟和嚼槟榔，这是景颇族社员每天的生活享受，不可一日无此君。

后来我们开始下山去田里劳动。返回的路上，社员们争先恐后爬到“牛犊子果”树上把熟透的摘下来送给我们。“牛犊子果”就是“榴莲果”，掰开外皮，浓郁的蜜香味扑鼻而来！“牛犊子果”树最高的有二、三十米高，最大的“牛犊子果”比洗脸盆还大。在景颇山上第一次亲眼看见了那么高的榴莲树和那么大的榴莲果，我们真心感谢大自然的恩赐。

回到山顶竹房，三人一起动手做晚饭。我负责挑水洗菜，哑巴负责生火煮饭，苞谷负责切菜炒菜。做一次饭菜要够吃两顿，晚饭吃一半，第二天上午吃另一半。

饭后我们出去散步，大部分时候是在牛厩前面溜达。傍晚时分，牛厩前的空地上汇集了一群半大的景颇族男孩。我们没有出现时，他们互相追逐打闹。我们出现后，他们立刻默不作声，安静地跟在我们身后听我们讲话，观察我们的一举一动。

早晨起来，三人端着脸盆绕过牛厩，下到山箐的水潭边去洗脸漱口。清晨中的森林异常安静，参天大树密不透风，凉爽清新的空气沁人心脾。

有一天上午，我们亲眼目睹了母牛生小牛的整个过程。小牛生出来后，母牛用舌头不停地舔小牛的身体。一小时后，小牛犊居然能够自己站立起来！中午，刚出生的小牛就活蹦乱跳地跟着母牛离开牛厩。不是亲眼所见，简直不刚相信这会是真的！相比之下，我们人类的“成长过程”太长！婴儿要长到一岁后才开始学走路，实在太缓慢了！

散步回来，我们三人在竹房里各自看书到熄灯睡觉。书都是文革前出版的旧书，藏在下乡的行李中带来的。偶尔能阅读报纸，地点在生产大队，原来叫乡，在半山腰里，距离寨子一个半小时路程。邮递员每三天送一次报纸和信到生产大队，等报纸和信转到生产队，也就是各个村寨，又耽搁了两三天。因此，外面世界发生的任何事情，我们一周后才会知道。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地球照样每天在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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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颇山寨古风犹存：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我们的竹房白天也不锁门。偶尔有翻山越岭抄近道的知青经过，不用问就看见 “知青户”在牛厩对面。简陋的竹房门外贴着一幅对联 —— 上联：身在景颇山，下联：心怀全中国；横批：放眼世界。过路人推门而入，休息参观。三个“知青和尚”的厨房虽小，柴米油盐一应俱全，房后菜地种着青菜黄瓜四季豆红辣椒，肚子饿了自己动手。

《三国演义》开篇第一句便是：“ 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第二年春天，公社发来通知说县里要修水库，在陇川江上游处建坝蓄水。兴修水利是百年大计，造福后代，全县人民齐心协力。公社所有的生产大队均要派人去水库工地劳动，限期报到。经过商量，我和哑巴认为苞谷去水库工地最合适。

果然不出所料，全县各乡寨派去的劳工基本上都是知青。水库工地特别成立了“知青直属排”，半军事化管理，集体住宿，食堂吃饭。到了水库工地，苞谷与生俱来的组织能力和办事周全细心的优秀品质立刻让他脱颖而出，被推举为“知青直属排”的排长。当时，参加修建水库的知青分别来自昆明市不同的中学，人才济济。是金子总会闪光！工地上到处都能看见苞谷的忙碌身影。

我和哑巴两个和尚挑水吃的日子没过多久，乡里的民办小学教师家里发生变故，请求调离。以前民办教师请假数天，都是哑巴去代课。这下好了，我也临危受命，跟着去生产大队的乡办学校“客串”过几次“代课老师”。我把学生带到教室前面空地上排队，立正，报数，向前看，向左转，向右转，跑步走！然后教他们投篮，这是体育课。有时也上音乐课，我凭记忆把《歌唱祖国》的全部歌词写在黑板上：“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敬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一边让景颇族孩子们认汉字，背歌词，一边手打拍子教他们唱。

这首歌是所有的中国人都会唱的。

寨子里有一个年近50岁的景颇族男子叫木敢，一条腿有点瘸，走路一歪一斜的。犁田插秧的农忙季节，木敢因为腿脚不方便就住在农田旁的窝棚里。知青户既然只有我一个人和社员一起出工，也住在窝棚里和木敢做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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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天吃的蔬菜一半靠木敢的老婆女儿下山时带来，一半靠在水田里摸鱼抓泥鳅补充营养。窝棚里的火塘上架着一个铁锅，一天的劳动结束后，我们俩个人用铁锅煮饭烧汤。吃完饭后我躺在火塘旁和木敢东一句西一句地说话。木敢是个生性腼腆的景颇族汉子，从早到晚总是沉默不语，无论我说什么，他都很认真地倾听。白天劳动太累，说着说着，我就睡着了，偶尔半夜醒来，瞧见木敢仍然歪坐在火塘旁一边烤火一边抽旱烟。火光把他的身影放大，投映在窝棚的竹篱笆墙上，像一座岿然不动的大山。

木敢十多岁时因为砍竹子用力过猛，不慎将自己的左腿膝盖砍伤，流了很多血，差点死掉。寨子的人先把他抬到章凤，然后送出境到外国教堂求救。教堂里的洋人医生免费治好了木敢的腿伤，虽然不能完全伸直，但能够行走自如。木敢的遭遇令我对外国教堂感到好奇，心想将来有机会出国，一定到教堂去看个究竟。

农闲时，生产队会放几天假。男人们则进山砍些粗大的树桩回来劈开，抓紧时间把家里的柴垛填满加高。景颇族女人在家里除了养鸡喂猪煮饭带孩子外，有空儿就织布。她们织出来的布条幅不宽，很厚，花色鲜艳，主要用于做围裙、头巾和挎包。织布用的棉纱是她们每天头顶背箩时双手捻出来的。

大多数时候，景颇族男子钻进树林子里几天不回家，那就是进深山打猎去了。不论几个人一起去或单枪匹马去，猎获麂子或野猪，都会将肉割成许多小块带回来和全寨的人平分。我们三个人的知青户也有一份，“无功受禄”。这就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分配法则 ——“人人有份”。打到猎物时，正好遇见陌生人路过，景颇族猎人会割一块肉送给陌生人。这叫“见者有份”。

哑巴不去上课教书时就呆在竹屋里练书法，今天颜真卿、明天王羲之，外加柳公权。我好动不喜静，便去社员家串门子。没有了语言障碍，就能和他们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同劳动。真是“近墨者黑”，连我们的模样也变得和景颇族一样，皮肤黝黑，赤脚行走，脸瘦发长。

有一次，几个从公社来的干部路过我们村寨，看见景颇族社员在田里劳动，停下来用景颇话打招呼聊天，了解民情。我站在田里用熟练的景颇话与干部们对答如流，最后，公社干部问寨子里的知青怎么样？好不好？我用景颇话回答说“他们好得很！天天都和社员一起出工！”

终日和景颇族生活在一起，我已经能够以假乱真。

就在第二年农闲时候的一个下午，哑巴的腹部开始疼痛。我们备有治胃病的药，治拉肚子的药，治肠道消化不良的药，治蛔虫的药，治伤风感冒的药，阿司匹林和各种消炎药，统统都用不上！真是要命，最不希望发生的“疝气”发作了！

当时的我对疝气的严重性不甚了解，望着哑巴痛苦万状的样子，心急如焚。

终于熬到天亮，我抱着两床棉被和绳子跑出去找人，把最先看见的两个男社员叫住，砍了两根粗壮结实的树干做成一副担架。回到竹房，我将一床棉被铺在担架上，放上枕头，三个人合力把哑巴抬到担架上赶紧走。因为下过一场大雨，山路又陡又滑。我和两个社员轮流着抬担架，空出来的第三人则负责保持担架的平衡，防止哑巴从担架上滚落下来。

要快！要抢时间，越快越好！在哑巴的呻吟声中，三个人一路跌跌撞撞，山路崎岖，险象环生。三个小时后终于到达县城医院，挂号来不及了，直接进手术室。

医生开刀的时候，一名护士出来对我说这个知青的运气真好！他的疝气已经化脓即将穿孔，要是再晚来一步将有生命危险！

哑巴捡回了一条命，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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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栽秧的时候，我也得了一场大病。我和生产队长去公社开了两天的“抓革命、促生产”会议，夜里睡在公社小学校的教室里，被蚊子叮了几口。正是农忙季节，回到寨子我直接搬到山下窝棚去住。一周后，我忽然感到全身发冷。大白天烈日当空，我却浑身冷得发起抖来，用棉被加毯子裹紧全身仍然冷得牙齿打颤，如同掉进冰窖一般！一个小时后，突如其来的极度寒冷自动消失了。紧接着的另一场折磨来袭：全身开始发热，头痛、恶心、呕吐。体温越高，呕吐的次数越多，天旋地转，五脏六腑都要吐出来了！

经过数次冰火两重天的反复折磨，我已经虚脱得站不起来了，昏昏迷迷地躺在窝棚里，面色蜡黄。第二天中午，生产队长带着社员从山上下来劳动，听说我生病了，马上进窝棚探望。

我挣扎着坐起来，用笔写下“疟疾”和“金鸡纳霜”。金鸡纳霜又叫“奎宁”，一种专门治疗疟疾的西药。

生产队长立刻派人返回山腰去生产大队医务室拿药。接下来的三天，我不吃饭，只喝水，一日三次服用“金鸡纳霜”，终于将潜伏在红血球细胞里的疟原虫基本消灭。

“疟疾” 通过蚊虫叮咬传染，又名“打摆子”或“寒热病”。科学不发达的时代，这种神秘的传染疾病被边疆地区的老百姓称作“瘴气”，视为“魔障附身”，一度谈虎色变。就在下乡第一年， 曾耳闻昆六中的一名初中男生染上疟疾，因为被误当伤风感冒治疗而不幸身亡。呵呵，我大难不死，也会是有后福之人了！

下乡第三年快要结束之际，省里来的招工单位到陇川县内昆明知青插队落户的各个公社选人。我和哑巴的名字出现在推荐名单的最前面。一年365天，我和哑巴在生产队出工天数都在320天以上！这个数字立刻引了云南省冶金局招工人员的注意。

我和哑巴是第一批返城的知青。我们走后不久，苞谷从陇川水库工地直接被省里的一家机械工厂选中，也返回昆明。

我和哑巴被分配到省冶金局的一个研究所。由于学校停课，研究所很多年没有大学生可以招收，这种局面继续下去，科研机构将后继乏人。老三届里的高中生基础知识尚在，可以加以培养，算是权宜之计吧。

研究所对每一个新招来的人员又进行了一次严格的“政审”，查祖宗三代。哑巴留下来了。我则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淘汰出局，转到郊区云南冶炼厂基建队当工人。

离开研究所，许多人都担心我会伤心难过，会满腹牢骚。然而我没有说一句怨天尤人的话，也没有任何想不通。

经历了上山下乡的磨练，我的性格日臻成熟，心态平静坦然。我哥哥（文革时昆明工学院冶金系二年级学生）的那句话我一直记着：“兄弟，别人一分努力得到的，我们要付出十分的努力才能得到！”

世界从来就是不公平的。每个人的何去何从，上天自有安排。

后记：

苞谷（赵翼民）在机械厂当了一段时间的工人后，因对书籍的爱好和多年积累的藏书知识，破格调到昆明市图书馆。市图书馆每年春节期间都到农村售书为农家写春联，1997 年2月12日，苞谷从乡下售书写春联回来后在家中突发脑溢血，好友李志圣和哑巴接到电话后最先赶到，拉着苞谷的手时还是温热的，呼唤已无任何回应。出殡那天，全昆明很多当过知青的都来了，在陇川插过队的，没在陇川插队的，送别的队伍浩浩荡荡。苞谷去世时未满49岁，英年早逝，令人扼腕长叹。

哑巴（陈国惠）在恢复高考后离开了研究所。他以高分被师范专科学校录取，毕业后成为一名深受学生欢迎的中学语文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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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离开研究所后，1973年被工厂推荐，以“工农兵学员”身份进入昆明工学院学习。毕业后先在冶金机械厂子弟中学当老师，不久调到云南省科协普及部工作，于1983年11月离开家乡赴美与母亲相聚。（感谢知青情缘主编刘乐亮老师荐稿）

作者：陈明杰（高中六八届1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