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民最新演讲：请注意，全球经济金融2025展望，这个世界是真的变了

朱民资料图，本文为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副总裁朱民在由第一财经和中国银行联合举办的2024上海全球资产管理论坛上的主旨演讲。本文为新经济学家智库编辑，有删改，未经本人确认。本文标题为编辑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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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民：全球经济金融2025

重塑与应对

给大家汇报一下我对世界经济金融的观察，所以我的题目是全球经济金融2025，整个经济金融的重塑，以及我们的应对。

想说的第一个就是，全球经济是处于一个持续性的低增长的过程，这是一个新的特征，我觉得理解这一点还是很重要的。第二个就是去全球化、贸易碎片化以后，贸易不再成为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这又是一个巨大的变化。第三个，政府的债务、财政赤字，全世界都在上升，使得金融风险在不断的积累，所以这是一个重大的潜在金融风险。第四，加上地缘政治，全球的这个不确定性和地缘政治的风险是急剧上升的。我想这个是我们看到2025全球经济金融的几个比较主要的特征。

顺便说一下，没有悲观和乐观之说，我只是把我们观察到的一些事实给各位做一个汇报。

世界变了，变了不由我们。从思维方式来说，我觉得很简单，变化的世界这四条就是在座各位的新的约束。在座各位一直是成功者，你们不断的在一个约束的环境里优化你们的业务，所以约束变了，大家得重新做你们的约束模型，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现有的趋势和结构变化，我觉得改不了，改变改变自己的经营模式，这是使你成为未来赢者的最重要的方面。所以我一直说没有悲观和乐观之说，只是你看到什么。

国家也作出了重大的战略调整，提出了新增长模型。中国的新增长模型有新的发展，主要的是注重国内的消费市场，因为国际波动，与此同时，注重我们的核心的竞争力，制造业，这个特别重要。培养未来的核心竞争能力，就是碳综合转型、科技、数据资本，在这个情况下，以这些来应对整个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

所以当我们看到整个经济的增长趋势在下滑的时候，其实中国的经济将面临巨大的结构性变化。

在座的各位其实都知道，对于各位做业务的来说，增长重要，其实结构变化更重要，因为盈利机会主要在结构变化之中，但在过去的长时间里，增长的趋势太强了，是增长推动结构变化，所以大家把结构的变化把在第二位，而在未来是结构的变化拉动经济的增长，请注意。

所以当经济增长下滑的时候，不用担心，因为未来一切的机会在结构变化之中，我觉得这个是今天的全球经济金融和中国经济金融变化对各位最重要的和最关键的一点。

好，我把故事说完了，剩下就很简单，我就用一些数据把我想说的事情简单的给各位做一个汇报。

全球经济持续低增长，大家可以看到2022年经济反弹，当中是黑的是全球，这是发达国家，前面是发展中国家，红的，2024年有一点的反弹，2025年现在看来基本和2020年持平，本来预测还有点前进，基本就持平，然后缓缓地还是往下走，整个经济在今年也就是2.7左右的增长，明年也就是2.7-2.8左右，大概会维持在这个水平在今后3-5年左右的时间，这是一个相对比较低的全球增长水平。

为什么？有几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创伤还是很大的，如果没有发生疫情，全球经济我们预测走的是黄线，疫情的2020年下跌，乐观的估计在2022年的时候我们估计可以走这个红线，强劲反弹。

但是结果2023年底、2024年现在预测的话，全球经济会沿着蓝的线走，这个缺口就是疫情造成的创伤，这个缺口是永久性缺口，它永远回不去了，已经给全球造成了7万亿美元的缺口，所以这根曲线回不去，我们等于在原有的增长轨迹平行的下移，走到一个低的增长轨迹，我觉得理解这一点很重要。

没有回到均衡，只有新常态。我们总是以均衡的关系认为它会回去，它是回不去的，所以这个影响很大，我们进一步发现特别有意思，全球劳动生产率普遍下降，特别有意思，比如说蓝的是发达国家，红的是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在2000年到2004年大概是2%的增长速度，但是在未来的几年估计大概是1.5%不到的速度，其中有资本的渗透率下降，就业率下降，劳动生产率下降，就把它分解的话，为什么经济下降和劳动生产率下降，其实有几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产业链的重造，贸易的推动力不再存在，地缘政治的波动，它对整个生产的组织结构发生了冲击，现在还在调整和形成过程之中，人工智能还没有形成新的生产力，所以这张图将会主导未年未来几年的基本的经济趋势。

我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的时候，我发现，每当有经济危机的时候，经济增长在危机后都会下跌。2001年到2008年的时候，全球经济增长平均3.5%,2008年危机，2009-2019年这10年就变成了3.12%，下降了0.4个百分点，这是很大的。我们预测在未来也就是2.5%-2.6%左右的全球GDP增长速度。

顺便说一下IMF也是我的老东家，用的是PPP,所以它是3-3.1%，如果用美元现价的话,2.7%左右。相对于3.5%的2001年到2007年的增长速度，这是0.8个百分点的平均下跌，这是很厉害的。

高盛最近做了个预测，他说长期到2070年，全球经济增长是缓缓下降，全球下降到1.7%左右，这张图很有争议，因为核心是人工智能chatGPT能多大程度上改变这张图，不清楚，但是如果人工智能不发生大的变化，这张图大概现在的共识是基本趋势。

理解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这是我们所有人的约束。经济下滑，地缘政治变化引起很大变化，所以贸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实贸易从2008年就开始变化，大家可以看到，贸易全球增长很快，从30%涨到60%，2008年左右，其中涨的特别快的就是2001年、2002年到2008年，这是什么？这是中国加入WTO。

但是从2008年开始，大家可以看到，贸易是不断的波动，其实都在60%这个比重没有动过，这是贸易占GDP比重，也就是说在2008年以前贸易增长速度永远超过GDP增长速度，贸易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火车头，2008年以后贸易和GDP增长基本同速，所以它增长的比重没有变化，贸易不再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火车头。这又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

在这个下面大家可以看到科技产品的出口急剧下跌，这就是地缘政治。大家可以看到制造业的出口急剧下跌，这就是地缘政治。产业链的重置，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中国的电子产品出口到美国，2018年以前达到的美国进口的40%，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跌得非常厉害，上升的是什么？是东盟向美国的出口，顺便说一下，相当部分是中国的企业在东盟的再出口，但是它改变了一个根本的东西，它改变了全球的产业链配置，同时它改变了中国的GDP和GNP配置，因为在上面那个曲线是中国的GDP，下面这个曲线哪怕是中国的企业生产的，这是什么？这是中国的GNP，所以贸易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在贸易发生变化的时候，金融的变化也是很深刻的。

金融最深刻的变化就是财政的赤字急剧上升，同样是我们做的预测，如果没有2000年的疫情的话，全球平均，政府的赤字应该是从83%左右逐渐走到87%，有点增长，不是特别厉害，但是疫情以后急剧的扩张，以后有所下跌，最近又开始逐渐上升。到2028年，15年以后，全球赤字会达到100%，这可是一个新的标准。大家还记得2000年欧元成立的时候标准是什么？我们历来学的财政标准是3%的赤字，60%的债务，这是铁的杠杆是不允许超过的。欧元成立的时候这就是标准，今年是100%，这根曲线急剧上升，一方面是对疫情的恐惧，一方面是民粹主义，像美国、欧洲、日本为了讨好民众大规模的财政赤字，而这根曲线继续回不来继续上升，一个是民粹主义民众的需求，社会服务开始增加，一个是利率高了以后，政府的债务成本上升，所以这根曲线下不来。这根曲线下不来，全球的金融就不可能安全，因为金融根本上是跟着财政走的，财政的债务对金融市场的影响是巨大的。日本的债务最高，政府债务250%，美国都130%的，美国人曾经嘲笑欧洲的债务，现在美国的政府债务超过了欧洲，债务结构发生很大的变化。

我们举一个美国的例子来看，预测美国到2028年，4年以后，灰的是它的基本赤字，大概3%左右，这个还是3多一点，3.5还是可维持的，粉红色的是它的付息成本，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付息成本上升非常厉害，为什么？因为利率水平高了，之前是0利率，现在是5%，政府的财政支出在不断赤字，付息成本不断上升的话，财政赤字是不可能控制的，所以财政赤字上升是金融未来一个很大的风险，财政赤字谁买单？央行买单。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以美联储为例，2008年的时候，当初美联储扩张的这一节，从0.7万亿美元左右的资产负债表涨到了1.4，翻了一番，我们都觉得了不得的太厉害了，以后逐渐上升，2020年大家可以看到，美联储一下上升一大截，灰的是欧央行，黄的是日本。

大家可以看到全球的央行资产负债表扩张是非常的厉害，现在就是高出了，就这一点，现在按照我们理论的假设，这一块都要拿掉，如果能回到这里的话，我们觉得金融会是比较安稳的，但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回到这一点就是金融危机，就是经济危机。所以其实要理解像美联储现在在这个位置上，就在高位上，它是往前也不能走，往后也不能走，所以货币政策只能是走走停停，停停走走，财政持续扩张，货币停停走走，走走停停，这就是金融业最大的潜在风险，我觉得这个风险它是一个不断的积聚的风险、积累的风险。那么央行的利率水平在这个情况下要降，降不下来，所以我们做这个曲线，我们可以看到央行的利率到了水平5.5以上就逐渐往下降，但它不可能降到0，就是日本在0，它还是会维持在3左右这个水平，所以这个是回不去的，央行的利率维持在一个高的水平，通胀在3%左右，央行在3-3.5%左右，经济增长速度在2.5%左右，就是我们能看到未来的新常态，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全球的新的经济金融的环境和约束，理解这一点还是很重要的。

在这个上面，我讲的是一个基本的面它的变化，然后我们也来看看有哪些意外的事情会对基本面造成冲击，产生波动，产生各位负责的资产的价值的变化。

这是最新的关于不确定性的两根指数，第一个是脆弱指数，大家可以看到全球经济的脆弱指数上升得非常厉害，这个是蓝的曲线，红的曲线是地缘政治，在俄乌冲突以后有所下降，最近随着两场战争的进展急剧又在上升，所以全球的脆弱性和地缘政治的风险都上升得非常厉害。同时，全球经济的碎片化很厉害，我们统计几乎吓坏了我们自己，也包括所有人，2023年一年全球各个国家自己增加的产业政策，大家可以看到从几乎是一个极其低的，1月份的水平，100左右，涨到了1600 、1700左右，全世界产业政策。所以全球化在哪里？全球经济进一步被割裂，这是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又一个重要的潜在影响，这个影响也是很大的。

中美的冲突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地缘政治。这是一张500年的图，我们看大国的崛起，大家可以看到橘色的是荷兰，荷兰的崛起以后又下降，这是英国，工业革命以来逐渐往上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往下走了。

美国从1760年建国以后经济走得非常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现在随着中国起来也逐渐下降，中国从明末，红线，一直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在清末逐渐下降，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急剧上升，现在这两根线要碰到，美国人说这是修昔底德陷阱，所以中国挑战美国不可避免。中国说我们是追求我们共同利益的命运共同体，但是这两个文化的冲突还是很大。

对比一下日本的例子是很有意思的，这次我们因为是赶超，是用GDP对比美国GDP的比重，日本的GDP占美国的比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急剧的上升，通过贸易的发展，涨得非常高，美国人开始和日本人打贸易战，80年代没把日本人打下去，开始和日本人打金融战、货币战，货币战以后日元升值，日本GDP占美国的比重急剧上升，当然美国人日本人自己犯了很多的宏观政策错误，日本GDP占美国的比重1997年、1998年以后急剧下跌。

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日本占美国GDP的比重25%左右，什么概念？25%这个概念，也就是日本人50年以前的概念，不是说日本人50年没有增长，他增长很多，但美国也在增长，所以50年相对美国的经济实力，日本没有增长，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深刻的历史的案例。

中国在美国的GDP一直10%不到，改革开放以后急剧的上升，2017年、2018年、2020年达到顶峰，现在下降我们增长还是快的，主要是汇率的影响，这根曲线怎么走？所以美国就要全力的打压，原因也在于此，所以我们现在要稳住基本盘，稳稳的发展，保持这根曲线的持续的发展，我觉得这个变得特别重要，但这是一个长时间的博弈过程，所以地缘政治触动是非常大的。

世界经济论坛论坛最近发布了2024全球金融风险报告，我是世界经济论坛的董事，做了20年了，所以我也知道这个报告，但这个报告出来以后我特别的惊讶，大家可以看到，未来两年主要的风险是什么？是信息错误，极端气候、社会分化、网络不安全，国家间的武装冲突，第六是经济机会，第七是通货膨胀，第九是衰退。未来两年全球十大经济金融风险，3个是经济，7个是政治，未来10年，极端气候、生物多样化、资源、信息、人工智能、移民、网络、社会分化、污染，没有一项是经济。

说明什么？我和他们讨论，在全球化的过程里，我们都认为我们自己活在一个经济的世界里，今天这个世界变了，我们今天活在一个巨大的政治和不确定性的世界里，所以在考虑整个全盘的约束的时候，它不只是一个经济约束，还有很多我们以前不熟悉的因素，现在都会成为新的约束条件。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所以全球的不确定性上升是非常严重，而不确定性时时刻刻会冲击，经济和金融的脆弱性，这是个很大的变化。

在这个情况下，中国怎么应对？我觉得国家提出的重大战略是提出了新增长模式这个概念。大家可以看到中国的经济从增长的速度来说，从2008年以后其实缓缓下降，因为规模大了，经过2000年的反弹，缓缓的稳在5%左右，我们人均GDP还是不断的保持一个增长的势态，那么下一步的任务就是让它稳稳的稳在10.5%到5%左右区间，因为整个盘子大了，我们从13,000美金的中等速度逐渐往前走，增长速度放缓，这是一个自然的现象，但增长的质量会提高。

所以这里的几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扩大国内需求，因为面对全球的不确定性，把自己的重点放在国内变得特别重要，我们把国内需求比重看其实特别有意思，大家可以看到中国的物质产品的需求比重占GDP比重32%左右，从40%下降，就从人均收入增长下降，很正常，这个在全球是很高的，但是我们对物质产品的需求不可能再提高了，因为我们已经有了13,000美金以后，我们的必需品的消费在下降，我们的房地产的需求也在下降，因为人均已经42平米了，已经在中国在全球的顶尖了。

什么是未来的要求？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未来关于整个的文艺，整个的旅游，整个的卫生，整个的医疗，空间还是相当大的，消费的核心正在从物质产品的消费走向发展消费，转向服务消费，这是中国在今天人均1.3万美元的阶段上必然的结构转化，所以消费的前景非常大，中央正式提出消费要在供给端改变和发力，是特别重要的。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是制造业，做大做强制造业，中国的制造业占全球制造业的30.3%左右，中国的制造业是美国、日本、德国和韩国的总和，我们占了30.3%，他们4家占了29.9%。特别是疫情以来，我们充分意识到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其实是制造业。改革开放40年前20年，我们把中国的制造业做成了世界上最便宜的制造业。改革开放的后20年40年里，我们把它不但作为便宜，而且做成世界便宜又好的制造业。未来20年，中国的制造业变成又便宜又好又高科技的制造业，而且我们希望能够维持着30%的比例不变，中国的制造业打遍天下无敌手，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变化，也是我们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变化。

这是三中全会中央提出的发展新质生产力相关的产业，新兴产业，科技、生物、新能源、新环境，以及培育未来的量子信息，人形机器人甚至是人工智能等等，所有的一切都围绕着便宜、好的质量和高的科技的全球制造业这方面发展，这是特别重要，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制造业的投资走得非常厉害，制造业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从2000年以来逐渐下降，2017年之后现在一直上升，已经占到整个投资的50%以上了，所以制造业是个重点。

布局未来的话，一个很重要的是碳中和。因为在绿色的领域里，总书记在2020年对全球郑重承诺，但它对中国来说特别重要的意义是前一个40年我们还在工业化的追赶模式，后一个40年我们希望在绿色领域，我们不但是追赶，而且我们可以并跑和引领世界。中国要走向全强国，走向世界。绿色转型是中国的必经之路，我们做过分析，到2050年，中国的GDP会翻两番，达到400万亿人民币以上，但中国的碳排放量会消减90%，大家想想，这是多么重大的结构调整和科技的发展。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剩下的工作时间里一定是和碳中和为伴，这是一件特别重大的事情，碳中和的第一步是能源革命，因为中国的煤占了全指消费的能源消费的57.7%，第一个把煤给革掉，我们看未来的话，整个能源结构里面风电在这里，光电在这里，煤会降到22%左右，核电会不断上升，所以整个能源结构会从今天到未来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但是中国在这方面布局早，走在前面，所以今天光电的成本低于煤电。2021年的时候，我们在四川的光电已经1毛4一度电了，这个电把它运到河南驻马店，低于驻马店的煤电，所以那天我写了个报告，我说这一天宣布了中国光伏企业的上升以及中国煤的死亡，他不是说煤一天退出，但是成本是决定一切的，如果光电的成本低于煤，我们就有希望不断的扩建光电，所以在这个之后光电急剧发展，风电现在是2毛5左右的成本，降到两毛，我们觉得基本上可以在全球竞争了，现在朝这个目标走，已经很近了。

我们的新能源的装机上升得非常厉害，全球领先，大家可以看到全国发电容量37.5%就是新能源了，现在唯一的是什么？唯一的是储能不够，电网不够，发电量不够。所以下一步的改革就是电网改革和增加储能设备，把这个能量用起来。氢能起来了，因为有了这个干净能源，生产氢，我们现在的氢的成本大概可以三美元一公斤，三美元一公斤在国际上就可以竞争了。所以在上海已经开始出现出口氢的产品，比如说氨等等其他，所以我们的氢的产业链起来了，因为氢是储能，氢是重卡，氢是化工，这个能源结构变化了，核电站，我们重新启动了276座核电站。中国银行非常骄傲，中国第一座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是中国银行融资的，首创的项目融资，这是特别值得骄傲的。

我们进口的法国的模式，我们进口的俄罗斯模式，全世界最好的4台核电站是美国的AP1000，全部在中国运营，因为美国不允许核电站运营，所以我们自己的研发，我们有了自己的华能一号，所以核电在中国会发展，这是一个很大的产业，而且现在用中子来撞击的话，可以把核消耗的污染以及把它的废料下降到10%左右，核电起来了，剩下的就是改革电网，改革电网的第一步就竞价，竞价上电网。第二个就是电网建立并行的去中心化的电网系统，我觉得这个都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

在后面支撑的是两大国家特别重视的支柱，就是科技力量。第一个就是人工智能，在人工智能领域里，我想我们都承认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智能时代，在以前是观察到科学，这是牛顿时代，到技术到产品，今天是从数据到知识，直接到产品。自己在人工智能的研发，我们进一步意识到人类有史以来找到了第二个知识的认知的途径，是机器认知，而且我们第一次发现机器认知可能不只是重复人的认知，可以丰富人的认知，这个世界是真的变了。

大模型我们现在全力的介入中国的产业链，在新能源方面中国遥遥领先，在传统能源数字能源中国领先，通讯设备中国领先，消费电子品牌领先，电子元器件我们感到非常厉害，但是现在美国开始对我们禁运有影响，但还是很厉害，我们前面三项，半导体、半导体设备和云，现在集中突破的是云，第一项，所以全面构建人工智能的产业链是一个很大的发展。在这个下面，我觉得结合中国的制造业，我就举两个，我觉得将来会有重大突破，而且会在中国突破的。

第一个就是无人驾驶汽车，全世界无人驾驶汽车的几家，大家可以看到除了特斯拉是一家，剩下的5家全部是中国企业，现在是L3水平中上,逐渐走向L4，中国的试点，而且中国用城市的路网配无人驾驶，这个以后会发展很厉害。

具型机器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未来，因为这是一个把物理空间、人工智能和机械制造业结合的一个产业，我知道上海是会成为我们国家机器人的特别重要的发展的城市。中国有很大的优势，我们看到全球的产业链，从手、胳膊、肘、从感应器等等的元器件，中国都占了全球的产量的50%左右。

所以发挥中国的优势，走机器人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我已经没有时间了，所以我再占用30秒，把最后一个我认为同等重要的题目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汇报。

数据的资本化。在发展人工智能的时候，人工智能算力、算法和数据，美国人卡我们的算力，我们的算法受到影响，我们剩下的核心资源是什么？是数据。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数据大国，这是我们预计2025年中国会超过美国，其实今天已经超过了，问题是怎么用这个数据，所以中央在去年做的重大决策，提出的数据20条，这个20条特别有意思，我们摒弃了一直缠绕我们的所有权的问题，沿用1978年的包产到户改革的政策，先把所有权放一边，我们定义了数据的我们叫持有权，你持有就可以，生产权，你把它做成产品，经营权，三个权利都可以盈利经营，这一下就把数据余额大门给打开了。

紧接着去年8月财政部发布了一个特别重要的文件，数据可以入表。数据入表就是可以作为资产，可以作为负债，也就是说可以作为资本。这一条路打开，数据资本的发展挡不住了。所以我们在全国观察到一系列的数据抵押，数据加强，数据贷款，数据投资等等的现象，规模从几千万到几个亿都有，全国开始了政府数据的授权经营管理，把数据放开。

我前两天在上海的数据交易所看到浙江的一个中小的城市把数据打包在上海上市，交易成功，这个也是走在很前面。

如果我们把所有的几件事放在一起的话，我们看未来的话，全球经济金融还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低增长、高财政赤字和金融不确定性，贸易的碎片化，地缘政治和不确定的上升，这都是我们面临新的环境，而在在这个新的环境下，中国的决策是保持定力，我们构建新的一个增长方式，关注于国内消费市场，关注于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制造业，关注于未来的绿色、人工智能以及数据资本的大潮。

这个世界真的变了，我们以前关注的是增长，我们现在需要关注的是结构变化，结构变化的机会会大于增长，祝未来都成为未来的赢者，谢谢大家。■

以下为朱民近期相关文章：

朱民资料图。本文来源：新浪财经、澎湃新闻。

2024年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论坛于6月25日-27日在大连召开。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世界经济论坛理事会成员朱民出席并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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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民：消费占GDP比重降低的几个原因

朱民称，目前，消费占我国GDP的比重与2000年相比，有所降低。为何会发生这种变化？

朱民说，首先，我国已经进入中高收入国家之列（新经济学家智库确认，今天广泛传播的高收入国家是翻译错误，正确为中高收入国家。），以往人们的消费更多是在生活必需品和基本消费品，而现在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奢侈性消费、发展式消费等服务性消费，因此，消费的商品变少了，从物理角度来看，消费的实物商品是有限的。另外，医疗行业的消费在不断增加。“这是经济体的规律”，朱民说。

“综观全球，在过去的100年当中，从人均GDP3000美金到13000、20000美金，（这种转变）肯定会发生，这是经济体的规律”，他说。

第二，人口老龄化。朱民说，随着老年人数量的增长，他们消费的产品就会变少。“我的衣服穿了十年了，也还在穿，我的消费变少了，因此，老龄化是一大挑战”。

第三，中国特有的消费格局。朱民说，中国的消费模式、消费格局非常有趣，从婴儿到大学阶段，消费非常多，这是每个人消费最多的年龄段。而当人们一旦开始工作，消费就会减少。“比如22岁开始考虑买房、结婚，就会开始存款了，导致消费降低”。

“为什么说年少阶段消费多呢？因为有四个祖父母给小朋友钱，再加上父母，六个人给一个小朋友花钱。所以，中国的玩具都是最贵的，中国的游乐园都是最贵的”，朱民说。

“现在生育率下降了，没有这么多的小朋友了，这个消费群体就降低了”，朱民说，22岁到60岁的人应该消费更多才对，这是中国应该鼓励消费的群体，而关键的问题就是要提供给这部分群体所需要的消费品。

朱民强调，20岁到60岁群体是未来中国社会的消费主力，但目前来说他们没有可消费的适当的产品组合。

“当然，也可能大家太忙了，没时间去消费，但这是很重要的，从政策制定的角度来说，必须看到架构性的变化”，朱民说，“我们没有很好的供给侧产品，因此抑制了消费者的需求”。

他建议，经济结构应更多向服务业倾斜，此外，要提供医疗、教育、娱乐、旅游等个性化服务。

谈及房地产市场，朱民认为，中国房产消费占GDP比重是全球最高的，大概为GDP的16%。“现在房地产市场不断下行，可能回退到12%”。“看一下其它的国家水平，像西方一些国家，我们越来越接近于他们，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朱民说，中国居民在房产领域的消费会更少，如果政府能够提供廉价长租公寓等政策，年轻夫妇们就不需要再去买房了。“如果他们能租到（廉价长租公寓），成本就会低很多，就能够释放4%-5%的GDP用于消费，这是非常重要的”。

朱民还提到，中国服务业的生产率比工业还低，应致力于提升服务业生产效率。

谈及社会保障，朱民表示，中国社保已经大幅度改善，而且涵盖的网络非常广泛，“虽然程度比较低，但我们现在给很多人提供了社保，这非常重要”。

朱民还建议，随着人口逐步老龄化，政府应该拿出超过1%的GDP预算投入教育、医疗的等领域，这也是国际经验。“如果我们进入老龄化社会，政府就需要花更多预算，投入社会和社保方面，而不是在投资方面”。■

朱民资料图。

朱民：测在未来5年到8年，全球经济维持3%左右的低增长

“博鳌亚洲论坛2024年年会”于3月26日至29日在海南举行。3月28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朱民在博鳌亚洲论坛指出，国际经济增长速度在放缓，预测在未来5年到8年，全球经济继续是维持3%左右的低增长环境。

对于当前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朱民认为，最根本的推动力来自满足消费者不断的需求和满足提高效率的需求。“这两个是最根本的推动力。我们不能为了研究人工智能，要人工智能而去做人工智能。”

在朱民看来，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空间巨大。其中，美国的人工智能模式大多是平行的，主要是探讨人的一般智能，所以是朝着前走；中国的模型更多是垂直的，是应用型。

“当大家都在做模型，中国有百模大战的时候，其实你仔细想一个企业，他不要去做人工（智能）模型，因为你做不了，那是科学家的事情，企业要做的是找一些好的数据专家，研究自己企业的情况，再用现有的大模型来把它做成垂直系统，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满足需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如果中国的垂直模型能不断普及的话，中国有望在让人工智能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走在前面。”朱民表示。

以下为部分发言实录：

王波明：你能不能评论一下在国际经济，通过进出口这块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

朱民：首先感谢波明总邀请，又一次回到论坛。这个国际经济增长速度确实在放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刚才把今年的增长上调到0.2个百分点，也就是3.1左右，3.1对比过去5年10年3.5以上到4，那当然是个低增长。我们预测在未来5年到8年，全球经济继续是一个低增长的环境，大概也就是3%左右。这里有很多原因，疫情造成的创伤，劳动生产力的减低，地缘政治物流不畅等等，原因很多，但是大概基本上维持这个格局。当然对中国的外部需求有影响，我觉得这个是对的。

如果看中国情况的话，在我来看大概有三个维度：

第一个维度就是我们整体的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从以前30多年来的一个高速增长，现在进入一个中高速稳健增长，这是个很大的变化。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在1978年龙部长说人均GDP才178美金，现在是12000了。我们看历史所有国家的案例，到这个阶段增长速度都会放缓，今后大概我们如果能维持在5%左右的增长速度，这就是一个了不得的事，从日本经验看，其实还是可以维持5%左右一个相当的时间，这个要宏观。

王波明：你觉得5%能维持个若干年？

朱民：我们要宏观政策合适，维护劳动生产力的发展维护，从日本来看，但日本后来犯了很多宏观错误，经济进入危机，这是另外一个故事，也有很多教训。所以第一个得认识到我们过去以为的高速百分之十几的增长以为永远会持续不存在的，你就得面对中高速稳稳当当5%左右的增长，而且逐渐还会往下走。我觉得这是一个客观事实，我们得接受，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第一个国内的实际情况。我们传统的三驾马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现在挪向新三驾马车，国内消费这是第一个，但是国内消费怎么发力怎么走龙部长说让所有的人有房有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其实消极的消费的升级换代，结构变化其实有很大的空间。

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转向制造业的数字化发展，其实空间很大，因为中国的制造业占全球制造业的33%，是美国、日本、德国和韩国的总和，给数字化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场景，怎么把制造业的数字化让它在价值链往上走，这是能够维持中国经济未来稳定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但是这个也要很长路要走。

第三个就是绿色转型，绿色转型空间很大。我就讲个很简单的数字，中国的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的17.7%，这17.7%将来都会被新能源至少取代到37.7%，我们都会留10%左右，这空间是巨大的，现在的中国的光伏成了全球光伏制造业的80%左右，但是中国去年的新能源装机是180个GW，占了全球新能源装机的40%，但是180个GW，只是占了中国新增能源需求的51%，还没有动47.7%，所以这个空间是巨大的。我们现在新能源从2021年开始，在四川光电的成本是0.14元一度电，把这个电送到河南，低于河南的煤电，我们的氢电2.5美元一公斤，这个产业链现在都起来了，氢制重卡、氢制化工的原料和能源、氢制储能，我去看龙羊峡大的一个水电站，现在著名的水电站，现在正在改造成储能水库。为什么？光伏电源太多了。现在接着要改什么？改电网，要把电网改掉，改成分布式的更灵巧的，把电价系统改掉。因为这个都会逼着往这个方向的（发展）空间很大，但是维持住旧产能不容易，新产能的发展也不容易。

我觉得从这三个维度来说，中国的产业结构从传统的三大样走向新的三大样，这个转移很大，中国的经济从一个强的高速转向中高速，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企业都得琢磨。今天我找我在哪里？我要去哪里？想清楚自己的应对措施，我想这个大概是题目要突围所说的。谢谢！

王波明：你讲的是终极拷问，莎士比亚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提问：我们都认为人工智能它是通用技术，它一定会提高productivity。但是我们从过去的数字经济的经验来看，全球的宏观的经济学家说，我们没有看到数字经济推动经济增长，所以在人工智能的这一波大的浪潮中，我们觉得它非常强大。Productivity gain我们什么时候能够看到全局性的体现？谢谢！

朱民：讲得非常好。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就是对人工智能的科研科学家说，我有爱好，我有兴趣，我要探索人的智能的集中表现，这是一个概念，你说为什么要用人工智能？我觉得这个根本动力从企业社会来说，其实就是两条，一条满足消费者不断的需求，而且是不断变化的新的需求，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第二个就是提高效率，满足需求这个概念有多种维度，满足需求，不是说你满足今天的需求，比如说苹果手机出现的时候，它其实是预测了人性对未来的手机的需求，所以人工智能在这方面是很有潜力可挖的，所以满足需求这是很重要，你只有满足了需求，你才能转换成一个商业模式，转换成一个利润和现金流转化成一个产品，我觉得这是归根结底是要满足这一条。

第二条就是满足效率，效率有多个维度，效率包括生产效率成本降低，效率包括消费的便利。现在有各种无缝的连接，LGC提供各种各样的销售客户的服务，包括无人车以后就变成了一个永远不断迭代更新的机器，变成了一个数据库，这个都是满足不断的效率的提升。我觉得这个是最根本的，就这两个是最根本推动。我们不能为了研究人工智能，要人工智能而去做人工智能。

三个问题就变得很重要，为什么现在还没有看到劳动生产？没有看到劳动生产力，因为我们现在还在初级阶段，所有科技起来的在初级阶段都不会反映成劳动生产，就是因为它最终要物化成满足消费者需要和提高效率。

现在这两个阶段都在起步，所以我们在科研层面，亚勤科学家走在很前面，我跟达沃斯在我跟山姆奥特曼我们俩聊了很久，他说5年以后人机智能超过人的智能，所以走在很前面，但它在产业落地方面其实还是有很大的距离要走，亚勤现在做的是产业落地，其实这个空间还是很大的，所以有很大的空间要去改进，逐渐的来提高劳动生产力。

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美不同的人工智能模式可能又会有不同的结果。我们看到美国的人工智能模式大多是平行的，我们叫哈尔山头，因为它主要是探讨人的一般智能，所以它是朝着前走，中国的模型更多的是垂直的，是应用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要考虑它的满足不断的需求和提高效率来说，中国的垂直模型在不断的升华中，其实是有它的意义的。再进一步说，我们当大家都在做模型，中国有百模大战的时候，其实你仔细想一个企业，他不要去做人工模型，因为你做不了，那是科学家的事情，企业要做的是找一些好的数据专家，研究自己企业的情况。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这个时候如果中国的垂直模型能不断普及的话，中国有望在让人工智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走在前面。■

图为朱民。1月24日，由朱民、张礼卿主编的《变局与应对：全球经济金融 趋势与中国未来》在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正式发布。下文整理自发布会嘉宾现场分享，及《变局与应对》部分内容。

朱民：世界距“大通胀”仅一步之遥

从“三低一高”到“三高一低”

自 2008 年金融危机后，全球处于稳定的“三低一高”状态，即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高债务。企业投资扩产能和增加就业低迷，居民消费意愿降低，总供给与总需求处于“低均衡”状态。

疫情后，强力刺激政策推动的总需求上升打破了这种均衡，居民消费行为的变化使商品供不应求，导致食品、商品等领域高通胀。全球供应链压力达到近 25 年最高，供应“瓶颈”凸显，生产要素价格因此大幅上涨，主要国家 PPI 与CPI“剪刀差”不断扩大，加剧结构性通胀并增加通胀向下游传导的压力。

与此同时，乌克兰危机持续加大全球短期和长期通胀压力，把疫情后全球货币财政刺激政策推动的高通胀推向持续性高通胀。

短期来看，乌克兰危机将主要通过增加能源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压力，以及加剧供应链扰动等渠道推动全球通胀。中长期来看，乌克兰危机将加快已形成的“逆全球化”和碳中和趋势，并同人口老龄化进程一起，成为推动全球长期通胀的主要力量。

全球自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低通胀时代或将一去不返，世界进入了一个高通胀、高债务、高利率，低增长的“三高一低”新局面。

在这一阶段，以美联储为代表的各经济体央行在“保增长”和“控通胀”的两难抉择中更倾向于前者，天量的流动性以及供应链扰动等因素造成通胀爆表，全球通胀逐渐由“暂时性”“单一性”向“持续性”“全面性”转变。叠加长期劳动生产力下降、人口老龄化、地缘政治导致的供应链扰动、能源危机等要素，乌克兰危机更是“推波助澜”，加速世界经济进入走向“滞胀”。

总体而言，全球经济走向“滞胀”已初现端倪。“滞胀”将引起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从“滞”的角度来看，影响经济增长的长短期因素叠加，已经使全球经济进入低轨道增长。从“胀”的角度来看，如今的全球经济现状与 20 世纪 70 年代的“大通胀”极为相似，两个年代的通货膨胀均源于大规模的财政政策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且本轮通胀发展更为迅猛，外部环境更复杂，距离失控仅一步之遥。

以美联储为代表的各经济体央行将面临解决“滞”或“胀”问题的两难选择，政策的不确定性或将带来世界经济和金融的更大波动。同时，美联

储加息、债务高企也增加了债务危机或金融危机爆发的概率。

地缘政治化加剧经济不确定性

现在国际上有很多新概念，新全球化，新华盛顿共识，新产业政策，新资本主义，新区域主义，新供给经济学等等。所有的“新”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就是地缘政治化。

近年来，美国政府推行的美国的制造业回归、友岸外包和近岸外包等战略，打破了经济全球化时代形成的世界产业分工模式，对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格局产生了重大的负面影响。这些变化不仅增加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也降低了分工效率，从而削弱了中长期的世界经济增长潜力。

俄乌冲突进一步加剧了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地缘政治和安全因素已越来越成为各国经济发展和国际合作的重要制约。作为应对，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加强了合作，金砖国家成功实现了扩容并且有望继续扩大。全球经济的碎片化和阵营化趋势可能正在形成。

在这样的新国际环境下，中国也要营造一个更加开放、更加市场化、更加法治的环境，做好自己的事情是最重要的。而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法治建设，把科学搞上去，把法治搞上去，把经济的国际化搞上去，这可能是中国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的一个选择。

数据要素市场正在成为国际合作竞争的新高地

过去一年，人工智能技术以大模型为代表，实现了突破性的进展。

尽管金融的风险不断增长，政治面临巨大的不确定，但科技、GPT、大模型给未来带来很大希望，除了人工智能技术的革命性影响，数字技术的发生的系统性变革，正在重塑世界经济格局。A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B 区块链（Block Chain）、C 云计算（Cloud）、D 大数据（Big Data）、E 边缘计算（Edge Computing）构成了当前“ABCDE”数字技术的主要内容。

“ABCDE”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促进了产品消费、生产制造、城市治理、医疗卫生、教育研发等多个领域的新经济形态——数字经济的兴起。数据已经成为与土地、技术、资本、劳动力并列的第五类生产要素，对经济生产活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基于数字技术突破而产生的新经济形态，具有强大的创新能力和推动经济增长的潜力。数据要素是催生数字经济的核心生产要素，同时数据要素市场为数据要素的交易和共享提供了平台，使得数据能够流动和流通。这意味着，建设数据要素市场不仅有助于促进数据要素的价值释放，还能让数据在不同的组织和领域之间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和利用，实现数据价值最大化。

从自身发展角度看，数据要素市场有助于促进国内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释放经济活力。数字经济的发展为本土企业带来了创新机会和竞争优势。高质量的数据要素市场能够赋予企业拥抱数字时代红利的便捷机会，促使企业在产品、服务、生产流程、营销等方面进行创新，从而提升其竞争力。

大国博弈间，中国如何找到应对之道？

全球产业政策之变

过去两年，美欧社会打破自由市场原则，突破产业政策禁忌，从经济

学、安全与其他国家竞争的角度，增加了产业政策必要性和贸易限制的讨论，从是否实施产业政策转为关注政策实施过程。当下全球范围内的新型产业政策有别于以往，具有其特定的框架逻辑。

尽管学术界和全球产业国际分工合作，并将这一现象视为重要的趋势。但是，如果将时间跨度拉长，在 21 世纪全球化大发展时代，回望工业大生产以来的世界经济史，不难发现现，经济在政府干预与不干预、贸易自由化与保护国内产业之间呈现出交替变化的现象。

以美国来说，19 世纪 60 年代—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实施自由放任市场主义，“大萧条”结束了这一思潮。20 世纪 30 年代—20 世纪 70 年代，从“罗斯福新政”到“滞胀”的国家干预主义阶段，经济政策经历了一轮交替。从 20 世纪 80 年代至特朗普上台，从“里根经济学”到特朗普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发生又一轮交替。

历史交替变化的背后是各国根据现实状况，选择当下最符合自身利益的政策，尤其是在战后的经济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该特征更加明显。利用有效的国家产业政策，引导和扶持产业发展方向、控制市场风险，仍然是政府经济政策的常规操作。

俄乌冲突凸显了供应链的可靠性，以及战略资源安全、掌控尖端科技垄断权的极端重要性，从而催生出实施产业政策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安全成为首要考虑因素，欧俄能源脱钩对欧洲能源安全的影响、美欧滥用制裁对俄工业和金融安全的影响、供应链突然中断对产业的影响、地缘冲突阵营对立导致的“卡脖子”影响等，都不断警示各国从安全和发展的角度考虑产业政策的必要性。

过去，自由市场经济促成了经济全球化和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分工细化，其与市场竞争和贸易自由化相辅相成，共同构建了全球各国相互依赖的繁杂供应链体系。目前，美欧社会的经济理论和产业政策关系也进入了新的阶段，以往反对产业政策为主的态度出现松动，并发生实质性的转变，且由于地缘冲突对立无法完全消除，这种变化将继续自我强化。

产业政策必然要在考虑现存的自由市场、国际分工合作的背景下，平衡考察出台的政策对国内产能和进口供应安排的影响，以及生产供应稳定性和经济收益的关系，从被动考虑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转为主动从安全角度思考和建设产业链、供应链，实施新型综合产业支持政策。这导致当下的产业政策有别于以往，是一种正在形成一种新型产业政策。

美欧的新型产业政策

过去，美欧的产业政策重点在于支持基础研发阶段，技术突破后依赖市场商业化发展。该模式下，产业政策消耗政府财政资源较少，旨在促进科技创新，对生产制造和消费阶段仅有间接影响，避免直接违反世贸组织框架下的《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等规则。

但在新型产业政策之下，政府针对重点领域制定和实施专门政策，不仅支持研发端，更直接运用补贴支持生产端和消费端，将制造业做大做强与技术提升、创造就业紧密地联系起来，维持美欧制造业在全球的领先和优势地位。

生产环节，美欧广泛采取税收减免的方式促进制造业回流。如今的美国政府以行政令要求，实施更严格的政府采购规定，实施“购买美国货”方针与《美国制造法案》，增加购买美国制造的产品数量，实现“美国制造”目标。欧盟在国际采购工具、《关于外国补贴扭曲欧盟内部市场的条例》中，增加了采购第三国产品的限制，变相支持本地产品采购。

事实上，建立产业链、稳定供应链已然是欧美产业发展的一体两翼。该类政策主要包括：一是重视本地产业链、供应链建设，将补贴与供应链本地成分挂钩；二是实施贸易措施管控供应链，避免个别环节的规避影响整体政策效果；三是在供应链国际合作中，划分志同道合的伙伴和竞争者，重塑供应链布局。政策覆盖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关键技术、关键原料、关键零部件、关键伙伴等，

以美国出台的“友岸外包”政策为例，部分产业链加速转移，部分领域供应链呈现“区域化”特征。跨国公司为降低风险，在不放弃中国市场的前提下，将加速建设“中国 +1”备份供应链，在兼顾中国市场优势的前提下，通过产业链布局降低潜在风险。

此外，美欧新型产业政策以国家安全、劳工、环保等“政治正确”因素为名，利用调查或实施长臂管辖制裁等工具削弱其他国家对本国产业的竞争挑战。在出口管制方面，法案的实施范围已经远远超过立法初衷，从原有的针对武器出口扩大到针对单个国家的商业产品，其政策意图已严重影响产业格局，以实现维持本国产业竞争优势，限制其他国家发展先进技术产业、高端制造业的目标。

在环保、绿色发展、可持续性等领域，碳边境调节机制和“绿钢俱乐部”均意图针对钢铁等美欧处于竞争劣势的传统工业产品，以环保、绿色减排为名，设立新型贸易壁垒，从而削弱其他国家的成本优势和竞争力，以达到支持本国产业的目的。

中国的应对之道

当前，美国产业政策转向扮演“剧场效应”中第一个站起来的人的角色，欧洲及其他国家也随之调整了各自的产业政策。美欧政策导向从过去的效率公平优先转为竞争优先，进而引发了全球“补贴竞赛”“逐底竞争”。为了能够在各类危机中独善其身、转移国内矛盾，很多国家和经济体出现过度安全焦虑，以国家安全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来推动制造业回归，分化供应链体系。

美欧新型产业政策如不加以规范，必然将引发新的乱象。美欧产业政策转向将对中国产业升级、参与全球竞争产生影响。尤其是美欧均强调“对盟友和伙伴国家的合作”“志同道合的伙伴”，在全球范围内与中国争夺发展空间，与盟友合作限制中国发展。

欧美实施产业政策的转向是中国自改革开放和入世以来在经济发展中从未遇到过的新情况，需要打破以往全球化国际分工的思维惯性，借鉴美欧做法，充分重视新型产业政策体现出的政策设计思路之变。

一是美欧充分结合各国自身情况制定政策。如美国的本地成分与限制中国的政策，欧盟引导民间投资的政策。在中国的产业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要结合国情和发展特征，充分考虑制定产业政策的经验优势、实施产业政策的体制优势，更加精准、有效地实施中国的产业政策，同时尽量降低国际争端发生的风险。

二是美欧新型产业政策重点支持关键产业链、供应链重点环节。中国在制定产业政策时需以底线思维综合考量与美欧在重点领域的竞争与合作，同时要对美欧新型产业政策管控工具的相关动态保持敏锐。

三是不断调整政策，解决制定政策面临的两难问题、执行政策的衍生问题。在制定思路、战略方向、产业安全、战略领域顶层设计等方面，增强政策协同性，平衡自主创新和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合作，及时调整产业政策以防止保护过度导致效率低下和浪费。

四是要制定符合WTO 纪律的产业政策。充分利用国际规则给予的空间，实施高效、透明度高的普惠产业政策，削弱行政机构自由裁量权，杜绝操作的随意性，避免权力寻租。

五是通过风险补助模式推动政府引导基金对实体产业的支持。有效推动财政资金杠杆放大效应，促进创业型或科技型企业发展，让社会资本真正发挥主体作用，通过真正的市场化运作和专业化管理，实现权责对等，以避免道德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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