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拍失独家庭10年，我看到的人间明暗

本文授权转自：十点人物志（ID: sdrenwu )，作者：灯灯

今年47岁的范俭是一名独立纪录片导演。

从业二十多年，范俭拍过形形色色的人：想捐献器官赎罪的年轻死刑犯，因拆迁而失去土地的农民（《吾土》），汶川地震中的失独再生育家庭（《活着》），身处舆论风暴中心的诗人余秀华（《摇摇晃晃的人间》）……多部作品在国内外各大电影节中获奖，影响深远。

这是一个少有人选择的职业，对于70后来说尤甚。

这份职业的A面是自由、宽广、精神世界丰盛的生活——范俭和妻子臧妮住在重庆，妻子是一名剪辑师，两人搭档做纪录片，扛着摄影机天南海北地游荡，记录陌生人的故事，融入当地人的生活，从他人的生命里汲取能量。拍摄结束回到重庆的家，每天读书、看电影、爬山，花很长时间休息。

导演范俭

相应地，这份职业的B面则是漂泊、风餐露宿和长久的蛰伏。纪录片的拍摄周期很长，需要足够的体力和耐心，要习惯等待，习惯不确定，以及一开始就做好“这一行赚不到什么大钱，只能维持生计”的心理准备。

不久前，范俭的首部非虚构文学作品《人间明暗》出版，我们与范俭聊了聊这些年拍摄纪录片的生活。选择一条少有人走的路，需要付出什么？记录他人的故事，见证陌生人生命中的重大时刻，对于拍摄者本人有哪些意义？

以下根据范俭的讲述整理。

32岁，确定一生的志业

1999年，我从武汉大学新闻系毕业，在山东电视台做一档法制节目。

法制节目大多时候拍的不是人物，而是事件，梳理一个案件里面的是是非非。但是有一次，我偶然得到了一个机会，去拍摄一名死刑犯。

我在看守所见到他，意外地发现他非常年轻，没比我大几岁，说话轻声细语，眼神里的光很柔和。一个看起来这么温柔的人，怎么会杀人？

采访中得知，他是农村人，前几年被一个哥们儿带入歧途，抢劫了烟台的一个出租车司机，司机反抗，他们就把司机勒死了，那人是主犯，他是从犯。两人畏罪逃跑，一直跑到东莞才被警察抓住。他说，被抓以后，心里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想把遗体器官捐献给医学研究，用来赎罪。

我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他超出了我对杀人犯的认知，这让我思考人性的多面性。之后我们又去了他的老家，采访他的父母。两位老人特别懊悔，觉得没有教育好孩子。临走前，老母亲还抓了好多花生，一把一把地塞给我们，托我们带给他儿子。老人不知道儿子第二天就要被执行死刑了。当时我的眼前一片模糊，差点当场痛哭。

回家以后，我整晚整晚睡不着，拍到的每一个画面都在脑海里发酵。那时候我意识到，我想拍的是人情、人性，这些东西远比法理意义上的是与非更能打动我。后来这个短片拿了山东省的纪录片奖，我才知道，原来这就是纪录片，或许我以后可以干这个。

工作中的范俭

在山东电视台干了两年多，我就辞职了，去央视做没有合同的“黑工”。其实山东台的工作很稳定，有编制，收入不错，各方面都有保障，但我还是觉得不满足，想去更大的平台实现创作理想，而不仅仅是过一种安稳的生活。

我在央视的《东方时空·纪事》栏目组待了五年，拍纪实风格的纪录短片。与此同时，我还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纪录片方向的研究生。那时候年轻，干劲足，我一边工作，一边上学，竟然还拿到了组里的“劳动模范”，研一那年成了全组出片量最高的编导。

然而，2007年《劳动法》修订后，对企业非正常用工有了严格的法律限制，央视要清退一大批没有合同的员工，而我也在被清退之列。

30岁，我突然成了一个没有单位的人。那两年确实很迷茫，很焦虑。独立纪录片这条路不好走，我不确定自己是否要走这条路，也不知道我走不走得下去。

我尝试过写电影剧本，也拍过宣传片，结果发现都不行，我的性格、经验还是更擅长做纪录片。我对纪录片的选题有敏锐度，也擅长理解、共情与我截然不同的拍摄对象，我不需要太大的团队，就可以把这件事完成得挺好。

2008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汶川大地震。多年来做新闻的惯性告诉我，我必须去记录，必须在场。但当时已经有太多媒体在报道这场灾难，我没有找到更好的角度。

到了2009年，这件事我还是放不下，于是去四川走了一大圈，从北川走到都江堰，发现物理上的重建没什么可讲的了，但是灾后人们心理意义上的重建，还有很多值得讨论的问题。

我接触到一个心理援助团队，发现都江堰有许多失独家庭在准备重新生小孩，而他们最震撼我的一点是，这群父母中的绝大多数人，想通过重新生育，让逝去的孩子进入轮回，重生。

我带着这个题目参加了广州纪录片大会，反响出奇的热烈，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媒体，都认为这是非常棒的纪录片选题。也是在那段时间，我找到了独立纪录片的运作方法，对于如何找资金、组团队有了概念，确定这条路能走得通。

我后来发现，很多人都会在30岁左右经历一段迷茫期，有些人的迷茫会持续很久，我算幸运的，32岁时明确了一生的职业方向，我就是要拍纪录片，拍我感兴趣的人，一直拍到老。

现在回看，当年的失业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人如果一直待在某个单位里，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自己真正想做什么。失去体制的庇护，人才能自由。自由会带来恐惧，但恐惧会催生真正的自我。

生活本身是扑朔迷离的

在都江堰，我通过心理援助志愿者接触到了一批准备再生育的失独家庭，祝俊生和叶红梅夫妇就是其中之一。

地震前，他们唯一的女儿祝星雨在市中心的新建小学上二年级。地震时，教学楼塌了，祝星雨没能跑出去。

我没有着急拍摄，而是先花了一段时间融入他们的生活，让他们接纳我。比如跟祝俊生一起喝酒，陪叶红梅一起做饭，弄弄菜地，她想聊的话题，我都愿意听。我还学了一口蹩脚的四川话，尽量用他们的语言和他们交流。

祝俊生和叶红梅夫妇

头两次去他们家，我身边的摄影助理是个男生，过了几个月再去，摄影助理变成了臧妮。祝俊生和叶红梅很喜欢臧妮，经常开我和臧妮的玩笑。不光是我了解他们，他们也走进了我的生活。

熟悉了以后，这对夫妻对我非常敞开。他们睡觉，我在旁边拍，他们只会说一句“走的时候记得关灯”。祝俊生和叶红梅已经很习惯家里有我和臧妮存在，我们像亲人一样。

拍摄的两年间，叶红梅历经辛苦，终于怀孕。预产期前一天，我小心翼翼问她，能不能进手术室拍她生孩子？她毫不犹豫，“没得问题，你拍嘛”。

我们相约早上八点拍她进产房，结果那天早上七点半，医生就想把她推进手术室。叶红梅坚持等我，因为她知道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我这个陪伴了他们两年的人应该在场。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情谊，让我特别感动。

这是我第一次拍生孩子的场景，听到孩子发出的第一声啼哭时，我瞬间热泪盈眶。因为我太清楚这些人经历了什么，以及这个孩子是出于什么原因来到世上。

我强忍着哭泣的冲动，强作镇定地继续拍摄，镜头摇到了叶红梅，她的脸上却没有喜悦和兴奋，只是淡淡地说了句，“这下祝老四（指祝俊生）要不高兴了”。

孩子是个男孩，并非他们一直期待的女孩。后来叶红梅跟我说，有些地震后再生育的女人“生反了”（生下来的孩子和之前的孩子性别不一样），就在手术台上大哭，因为那一刻她们觉得，逝去的孩子永远失去了。

叶红梅和婴儿被送回了病房，祝俊生看着婴儿车里的孩子，目光谈不上温柔，更像某种疑问。第二天中午，我跟着他回了趟家，他家客厅的电视机上仍然摆着祝星雨的照片。大概是中午喝了点酒的缘故，看着女儿的照片，祝俊生慢慢开始落泪，越哭越伤心，对着女儿的照片说，“幺儿，你回不来了！”

那一刻我意识到，这个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我很想知道，或者说是担忧，未来祝俊生会怎么对待自己的儿子，怎样建立新的父子关系？还有这个孩子，长大后，他怎么理解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缘由？他如何建立和父母、世界的关系？

叶红梅和祝俊生的儿子川川6岁时，我开始了第二轮的拍摄。川川是个内向的孩子，在家只黏着妈妈，有话只和妈妈说，和爸爸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川川和爸爸祝俊生

这对父子时常呈现出一种别扭的状态。祝俊生其实很想参与川川的事情，但他的方式很粗暴，用四川人的话来说就是“装怪”，大意是找茬、没事找事、阴阳怪气，比如说把川川训一顿，或者直接夺走川川手里的东西，孩子当然反感。

在我看来，祝俊生对川川的情绪很复杂，不能说他不爱川川，但他确实会经常拿川川和逝去的女儿作比较——姐姐成绩好，爱读书，感觉比弟弟聪明些，弟弟太贪玩；姐姐很听话，但弟弟只听妈妈的话，不听爸爸的。

叶红梅一家人的故事，我持续拍摄了十多年，每年川川的生日，以及一些重要的节日或纪念日，我们都会见面。这些年，这对父子的关系起起伏伏，时好时坏。

川川和爸爸一起晨跑

我最近一次见到他们是在前年，川川已经12岁了，变得又高又壮，话也很多，而祝俊生明显衰老了，父子俩的关系随着父子力量的此消彼长在改变。

我很难用一条故事线去总结这对父子关系的起承转合，因为真实的生活不存在这样的东西。生活本身是扑朔迷离的，其复杂性远不是故事能够概括的，这也是拍摄这个题材带给我最大的启发。

记录的意义

2014年那会儿，我特别想拍一个诗人，不是职业写诗的，而是业余的诗人，日常生活和他的诗歌最好能形成反差，我想透过这样的人找到生活的诗意。

2015年初，余秀华突然走红，有平台让我去拍她，我很感兴趣，因为我读过余秀华的诗，很喜欢，于是有了后来那部关于她的长片《摇摇晃晃的人间》。

余秀华

余秀华说我是她的男闺蜜，前几年还经常把我当成“军师”，每次遇到麻烦，尤其是一些情感问题的困扰，会第一时间打电话问我该怎么办（笑）。她其实并不弱小，她的智商非常高，她只是需要听听我的男性视角，来印证一下她的想法。

从一开始，我和余秀华就是以两个创作者的身份在交流。我没有强烈地觉得她是残疾人，她只是腿脚有点不便，我更看重的是她的作品。而她也很尊重我的创作。当时剪完《摇摇晃晃的人间》给她看，她觉得有些镜头拍得她不好看，但她从来不会要求我把它删掉。

《人间明暗》这本书中有三分之一的篇幅在写余秀华的故事。写完第一稿我也挺忐忑的，因为其中很多经历对她来说没那么愉快，但我发给她看以后，她让我一个字都不要删，一是她知道我费了挺大的力气，我们之间有创作者的互相理解，二是她说这些事情都是真实发生过的，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不可以面对？

范俭的首部非虚构文学作品《人间明暗》

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余秀华真的很强大，也很坦荡。虽然她有时特别直言快语，说话有点儿刻薄，但她会用行动来支持朋友，为朋友做很多事。她是一个无法无天，但是有情有义的人。我非常感激她对我的信任。

回看这些年的作品，总的来说，我喜欢拍摄那些“在创造”的人，有坚定的信念，择一事而终一生，他们身上的光芒会照耀到我，给我很多精神上的滋养。

比如最近我在拍摄我国宫颈癌防治及公共卫生专家，其中有的人都70多岁了，仍然奔走在一线，在中西部农村地区为那里的女性健康做很多事情，为他们觉得有价值的工作忙碌。拍他们的过程，我也很受鼓舞，我在想，我70多岁的时候，能不能也像他们一样，还在从事热爱的事业，并且仍然不辞辛苦、充满意义感地做这些具体的事情？

早些年拍纪录片，我更在意事情的结果。片子去影展参赛有没有拿奖？推出后有没有赢得掌声？

但是这些年，我越来越觉得过程本身更重要。即使片子真的拿了大奖，喜悦也是短暂的，真正影响我的是漫长的创作过程。我遇到的人，我和他们共同经历的事，这些东西本身弥足珍贵，它会让我对于世界产生更深刻的理解。

每拍摄一个题材，我都在学习新的内容，比如拍余秀华的时候，我看了大量女性主义的书籍，试图去理解一个女性创作者的处境。在这一点上，我的太太臧妮也影响了我很多，她为作品加入了细腻的女性视角，也拓宽了我对女性的认知。

余秀华行走在田埂中

我们没有孩子，因为我太太坚决不想生小孩，我完全可以理解。生育对于女性而言，意味着巨大的挑战和付出。而且没有小孩的好处是，我们没有太大的消费，这样就不需要挣很多钱，可以更专注地做自己想做的事。

拍纪录片不是一个赚钱的行业，我从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

作为个体拍摄的社会现实题材的纪录片，从来没有进入过时代主流，也从来都不被大众追捧。但我仍然没有丧失意义感，因为我认为，纪录片工作者是记载历史的人，当“在场”本身变得越来越艰难，迈开脚步、抵达现场就是有意义的行为，记录的行为则更有意义。

如果有一天，我成为纪录片的主角，我希望这是一个人在游走中不断修正自我的故事，也是一个择一事而终一生的故事。头发花白了，依然还在拍片现场——这是我对自己的期待。

文中插图均来自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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