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红山文化足迹 探源中华文明

本文转自：人民日报海外版

近日，参加“红山文化”命名70周年研讨会的专家学者来到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下洼镇——

追寻红山文化足迹 探源中华文明

本报记者 赵晓霞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24年10月21日 第 11 版）

今年8月，位于辽宁朝阳的牛河梁遗址博物馆经过近半年的修缮，重新向公众开放。近3500平方米的博物馆依次展陈“序厅”“红山古国”“文明发端”“人文始祖”等7个主题单元，展出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石器、陶器、玉器。
新华社记者 潘昱龙摄

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元宝山积石冢遗址随葬玉器出土现场。
本文配图除署名外均由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元宝山积石冢遗址考古发掘项目组提供。

元宝山积石冢发掘全景。

9月下旬，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下洼镇八旗村北1.5公里处，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等的专家学者齐聚于此，近距离探访元宝山积石冢。

为大家介绍相关情况的是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党郁，她刚在“中华文明的璀璨星辰——‘红山文化’命名70周年研讨会”上介绍了元宝山积石冢的发掘概况。

●元宝山积石冢考古成果发布

站在元宝山红山文化积石冢遗址现场，跟着专家的介绍，可以发现其北部为一处大致呈南北向的延伸坡体，东北为二凳山，东西两侧分别为元宝山、四棱子山。南部坡下为东西向流经的教来河，隔河远望，可见坤天皋山、开花山、九头山等。遗址所处位置三面环山、一面向水，且背山面水，地理环境十分优越。

据党郁介绍，对元宝山积石冢的考古发掘是一次抢救性发掘，于5月正式启动。目前已明确该遗址是一处集墓葬建筑与祭祀建筑于一体的红山文化遗存，也是目前所知内蒙古自治区唯一的一处南方北圆、南坛北冢的红山文化晚期建筑遗存。最新的测年数据表明该遗存属于红山文化晚期，距今5100年至5000年。其中，M15出土的玉龙是红山文化目前考古发掘出土的体量最大的一件玉龙。

目前可知，北部的圆形积石冢的外冢墙直径23.5米，晚期积石堆直径可达28米。冢墙整体保存残高0.4米到2米，为层层内收的六至七层台阶状墙体。保存较好的北部墙体处摆放的黑彩带高体筒形器原位保存，局部还可见摆放在内圈冢界墙上的矮体扁钵式的筒形器。外圈冢界墙由东西两侧向南延伸时形成直墙，在南部围成方坛。

据介绍，元宝山积石冢红山文化时期的遗存除了坛冢建筑本体外，还发现人骨遗存、墓葬、火烧坑、筒形器坑等。“玉器大多集中出土于墓葬上方、冢与坛相交的南冢墙内外区域，如冢墙墙体内、墙根下以及放置于墓葬上方的大石板的外围。这些非出土于墓葬的玉器、火烧的动物骨骼、火烧小坑、石块简单围成内埋筒形器片祭祀坑以及整个垫土层大量分布的碳屑颗粒等现象，反映了南部方坛浓厚的祭祀之风。”党郁说。

从出土器物来看，除玉石器、无底筒形器外，还有少量彩陶折腹圈足盆、塔型器、彩陶器盖等器物。其他也有打制石器、细石叶、蚌贝类及骨器等。

从南坛北冢到出土的遗物等，元宝山积石冢考古成果一经公布，便引发关注。在相关专家看来，一次性出土百余件红山文化玉器，基本涵盖了红山文化玉器的大部分类型，其中还出土一件与凌家滩文化玉冠饰相似的器物，填补了内蒙古自治区红山文化考古出土玉器研究的空白；出土的大量玉料、钻芯、玉器残件等为探讨红山文化玉器加工技术、玉料来源与使用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同时，元宝山积石冢的发掘，显示出与河套地区的石城建筑、藏玉于墙的文化源流。

“元宝山积石冢坛冢合一的建筑本体，冢内及坛内发现的红山文化墓葬，出土的大量形制不一的无底筒形器、玉石器、彩陶器、蚌贝器物等，对深入了解红山文化晚期的社会形态、组织管理、人地关系、玉器加工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党郁说。

●红山文化丰富内涵不断揭示

红山文化考古发现与研究，和百年中国考古学发展相伴始终。锦西沙锅屯、赤峰红山后等考古发掘，拉开了红山文化考古的序幕，但红山文化的正式命名在70年前。

1954年，尹达先生根据梁思永先生的建议，在其《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书中正式提出“红山文化”的定名，指出红山文化是北方细石器文化和中原彩陶文化结合的产物，对于研究长城以北和以南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相互关系问题具有极大的启发和帮助。

“尹达先生命名‘红山文化’，由此建立了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第一支考古学文化，成为中国考古学理论建构的重要一环。70年来，考古工作者深耕田野探研求索，陆续发现蜘蛛山、牛河梁、魏家窝铺等一系列重要遗址，不断揭示红山文化丰富内涵，让照亮中华文明的曙光璀璨绽放。”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在“红山文化”命名70周年研讨会上如是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介绍，红山文化的发现与发掘分成几个阶段。其中，从1954年到1980年，红山文化发现进一步增多，红山文化的面貌进一步明确；在1981年到2017年间，发现并发掘了大量红山文化聚落，包括居住址及埋葬祭祀遗址，红山文化的发现与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引起了有关中华文明起源进程与机制的讨论，其在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中的作用与地位日益得到重视。

1981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以孙守道、郭大顺先生为代表的辽宁省考古工作者于这一年调查并试掘了牛河梁遗址，1983年开始正式考古发掘。女神庙、女神像、“五冢一坛”引发关注，玉雕龙和斜口筒形玉器等代表性玉器相继出土。

相关专家表示，正是由于牛河梁遗址的突破性发现，中国考古学家苏秉琦提出了探索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这一重大课题，使得红山文化成为研究西辽河上游地区文明化进程及中华文明起源特征的重要内容。

“2018年至今，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持续推进和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的深入，有关红山文化内涵与特征的认识进一步深入，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源头性地位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陈星灿说。

●“文化遗产保护是世世代代要做的事”

从地理位置看，红山文化以大小凌河和西辽河流域为中心分布，其遗址广泛分布在辽宁省西部、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和河北省北部。据相关专家介绍，红山文化是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考古学文化，发端于距今6500年前后，上接辽西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以其玉器传统、礼制建筑闻名中外。

随着红山文化考古发现与研究的深入，对其的阐释与保护也在逐步推进。

1981年12月，孙守道、郭大顺向中国考古学会杭州年会提交论文《论辽河流域的原始文明与龙的起源》，确认了20世纪70年代在赤峰、阜新、朝阳地区发现的玉龙、玉龟、玉鸟等玉器应均为红山文化玉器，这是对红山文化考古新发现研究的开始。此后，一系列与红山文化相关的研讨会议相继召开。

时间来到2008年，国家文物局和辽宁省人民政府正式启动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项目建设，并于2012年竣工，作为其中重要组成部分的牛河梁遗址博物馆也正式对外开放，将第一、二地点的重要遗迹进行了原址保护与展览。今年8月，经过数月改造修缮，牛河梁遗址博物馆以全新的形象和面貌，重新面向社会大众开放。此次改造，主要开展了第二地点周边安全综合治理工程、博物馆综合馆维修改造工程等项目，并在文物保护、游客服务、展陈方式等方面进行了提升。

也是在2012年，内蒙古赤峰红山后遗址、魏家窝铺遗址与辽宁省牛河梁遗址共同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进一步提升了红山文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两地也以此为契机联合推进红山文化申遗工作，同时还加强了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工作，确保珍贵的文化遗产得到妥善保存和传承。

一直致力于申遗工作的赤峰博物院院长陶建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申遗是文物保护目标的一个过程、一个节点，“文化遗产保护是世世代代要做的事，这是最重要的”。

链接

202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文博机构和高校院所开展的“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项目被国家文物局纳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项目从聚落特征反映的社会变迁、礼制的形成、资源分布、生业形态、手工业生产发展等方面深入探讨红山文化社会的发展与演变，以期了解红山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和区域特征，认识多元一体中华文明中的“红山元素”，丰富并完善中华文明起源的理论体系。

通过一系列的研究、展览与阐释，学术界普遍认可，红山文化晚期社会发展进入鼎盛期，主要表现在6个方面：一是遗址分布密集，人口迅猛增加，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手工业生产专业化加剧，以建筑、玉雕、陶塑为代表的高等级技术能力集中出现；二是等级制度确立，聚落内部出现高等级社区，社会分层更加明显，以玉为载体的礼制形态最终确立；三是公共信仰和祭祀礼仪系统成熟，祖先崇拜、天地崇拜、龙图腾崇拜成为红山文化先民的共同信仰；四是社会管理体系表现为神权和王权的统一；五是以种植粟、黍为主导的成熟的旱作农业体系和发达的渔猎经济传统助推了社会发展；六是科学和艺术成就超越以往，以天文学知识的科学积累和玉雕技术的空前发展最具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