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地名中通名的隐喻和转喻：命名认知规律探究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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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学界对于地名中的隐喻和转喻在地理命名中的角色和作用尚需给予更多重视。该研究基于认知语言学中隐喻和转喻的概念映射理论，综合运用案例分析和统计分析的方法，对香港地名中通名的隐喻和转喻进行研究，揭示两者在香港地名形成过程中的认知机制及应用规律，归纳出两大命名倾向，即人文地理类通名转喻命名法和自然类通名隐喻命名法。前者以地理环境作为概念映射的源域，通过转喻利用事物的临近性为人文地理实体命名，后者则以人体、地理环境为源域，通过隐喻利用事物特征的相似性为自然地理实体命名。该研究的结果不仅深化了在认知语言学和术语学上对地理通名的理解，还扩展了概念映射理论的应用范围，为命名和术语生成研究增添新的维度。

关键词：香港地名；地理通名；认知术语学；隐喻；转喻；概念映射

0 引言

地名是特定空间位置上自然或人文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复合地名通常由专名（specific term)和通名（generic term）两个部分构成。前者赋予地名独特的标识，是地名识别的关键，后者则承担着分类的功能，界定地理实体所属的类别。例如，在“维多利亚港”这一地名中，“港”是通名，标识其类别为港口，而“维多利亚”是专名，标识该港口的特有身份，把它从众多港口中明确识别出来。香港作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其地名与内地的地名虽有不少相似之处，但也因其独特的历史和社会环境而展现诸多特色。例如，香港特区政府为满足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需求修建了许多公共屋邨。这些屋邨的许多名称，例如“石硖尾邨”“横头磡邨”和“彩虹邨”等，都为这座独具特色的都城再增色不少。然而，在使用以至探讨这些地名时，专名部分往往受到更多关注，通名的特色和价值则因其看似普通而容易被视而不见。比如“彩虹邨”与彩虹之间的联系可能会引发更多好奇，但“邨”这一通名的独特性却很少引发思考。在内地，“邨”通常指乡村，但香港却用它来描述高楼林立的住宅区,尤其多用（甚至专用）于公共屋邨。这样有趣的通名还有许多,比如“黄金海岸”这样的住宅区，为什么使用表示海滨陆地边界的“海岸”来作通名呢? “东区走廊”作为一条交通干线，又为何会选择表示有顶的过道的“走廊”来作为通名呢？这些通名的背后实际隐藏着许多涉及隐喻(metaphor)和转喻（metonymy）的认知过程，只是由于已被广泛接受和使用，大家习以为常，不以为意。从术语学的角度看，探究这些名称形成的认知过程及其背后的规律性，对于理解地理通名的生成机制具有学术意义。

香港的地名因其鲜明的地域特色，已引起一批学者的关注和探究。这些研究主要依托历史学的方法论，通过田野调查、史料对比和文献分析等手段，探究香港地名的来源及含义、分类以及方言特色等，侧重对专名部分进行分析，而对通名在地名体系中的作用则甚少关注。此外，尽管香港地名中的通名大量涉及隐喻和转喻，却鲜见学者从认知的角度进行研究。因此,我们希望认知语言学的引入可以为香港地名的术语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认知语言学界其实早已注意到隐喻和转喻在地名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并依据概念隐喻和转喻理论开展研究，其中包括转喻在地名中的应用和制约因素、转喻和 隐喻在地名中的命名理据、基于转喻和隐喻的地名分类等等。但是，这些研究对于地名中的专名部分普遍专注有加，而对于通名部分的探讨则相对乏善可陈。这种研究趣向上的不均衡性表明，概念隐喻和转喻理论在地理通名中的应用亟待启动和加强，将其引入香港地名研究，可以拓宽我们的学术视野，扩展香港地名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为此，本研究基于概念隐喻和转喻理论，融合案例分析与统计分析两种研究方法，深入分析香港地名中通名的隐喻和转喻，挖掘个中的认知规律。案例分析部分探究这些语言现象背后的认知过程及其应用的合理性，而统计分析部分则揭示了两种主要的命名倾向：人文类通名转喻命名法和自然类通名隐喻命名法。这些发现对于理解隐喻和转喻在通名形成或抉择过程中的作用和规律性，拓展专名和术语生成的研究视野，都具有重要意义。

1 理论基础:概念隐喻和转喻理论

概念隐喻和转喻理论在认知语言学中具有重要地位。该理论认为隐喻和转喻不仅是纯粹的修辞手法，而是作为认知方式，广泛渗透于人类的思维和行为之中：将一个概念域（称为源域）映射到另一个概念域（称为目标域），从而借助前者的特征来理解和表述后者。

作为人类的思维和认知手段，隐喻和转喻虽有一定的相似或相同特征，但在概念映射的范围、基础性和数量等方面，又必然有着根本的差别。从映射范围来看，隐喻的源域和目标域不构成同一域矩阵；相反，转喻涉及的两个概念域则可以构成同一域矩阵。就映射的基础而言，隐喻建立在相似性（similarity）的基础上，它通过识别两个不同概念之间在某特征或维度上的相似性来实现其功能；而转喻则依赖于概念间的临近性（contiguity），包括如因果、容器﹣内容、生产者﹣产品、部分﹣整体等多种多样的具体关系。从映射的数量来看，隐喻允许从源域到目标域的多重映射，也即，一个源域中的多个特征可以映射到目标域中的多个相应特征 ；而转喻只能是单一映射，即源域只有一个特征映射到目标域。

举例来说，在“时间是金钱”这个常见的隐喻中，时间和金钱这两个概念域并不属于同一域矩阵，但是基于对两者认知的相似性，例如它们都是有限而珍贵的资源、都有价值、都可以进行管理等，金钱（源域）便可以被借用来理解和阐释时间（目标域），将时间的稀缺性、价值性和可管理性通过人们对金钱的普遍认知得到强化。在这个过程中，金钱的诸多特征被映射到时间这个目标域上，这种映射是多重的而非单一的。又例如,“麻子”这个绰号常被用来指称脸上有很多小瘢痕的人。在这一转喻中,人和麻子共属人体这一域矩阵。由于两者存在部分﹣整体的关系，基于这种概念临近性，我们就可以采用“麻子”这一凸显特征来称呼这个人。这个过程仅涉及单一的映射，即“麻子”这个特征被映射到整个人，从而可以借用“麻子”来指称这个人。

2 案例分析

转喻和隐喻在香港地理通名中十分普遍。本节通过对一些典型实例的深入剖析，揭示这些地名背后的深层认知机制及其合理性，同时为后续的统计分析奠定基础。《香港地名探索》为香港地名研究提供很多原始资料，尤其对中文通名进行了详尽的阐释和例证。本研究将该书中关于通名的实例和释义作为主要分析对象，并辅以其他相关文献资料，对这些通名实例涉及的隐喻和转喻进行分析。地名的繁简转换严格参照权威字典进行，以确保转换的规范、准确以及一致性。

2.1 地理通名中的转喻

在香港地理通名中，转喻十分常见，尤其是“地点转喻”：人、机构、事件等与其所在的地点紧密相连，使得这些要素间的名称互代成为可能，形成地点的转喻表达。然而这些地理通名往往十分微妙和隐蔽，不太受人关注。例如表示乡村的“林”“洲""围”等，表示住宅区的“花园”“海岸”“台”等，都是相当常见的例子。

“林”的基本含义是土地上成片的树木，但香港的地名中广泛使用“林”作为通名，用以指树木茂密的地方或乡村，例如“薄扶林”“梅子林”“蕉林”“百花林”和“白鹤林”等。这种以“林”命名树林所在地的方式是地名中典型的转喻用法。在此转喻中，“林”作为源域，代表特定的植被类型；而作为目标域，则指这些植被所在的地理区域。“林”的含义通过转喻映射发生了改变。以香港岛的“薄扶林”为例，“薄扶”源自于一种名为“薄凫”的鸟类，因为它们曾在此地的树林中聚居栖息，所以该地最初被称为“薄凫林”，此时的“林”仍然指树林。后来，随着人口的迁入和村落的形成，薄凫数量逐渐减少，最终在当地消失。“薄凫林”随之演变为“薄扶林”，成为港岛太平山南麓一座小山村的正式名称。在这个山村名中，“林”字已经从具体的树林经转喻变身为指称整个村落的地理通名。又如“梅子林”，是香港一个拥有四百余年历史的古老村落，因其周围曾广泛种植梅子树，并以出产梅子而闻名，随之借用“梅子林”来命名。如今这个村落已不再盛产梅子，也难觅梅树踪迹，其名称中的“林”字已脱落了最初树林的含义，转而成为村落名字中的通名。这个含义的演变，借助的也是转喻，是村落历史变迁的见证，体现了通名随时间演化这个有趣的语言现象。通名的形成和变迁，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众多地点不约而同地采用同一词汇来指称同一类别的地理实体时，该词便悄然演变为一个通名。显然，转喻是促成此演变的一个重要途径。

香港凭借其得天独厚的海港地理位置和重要的经济地位，发展了众多的码头设施，例如著名的“中环码头”“尖沙咀天星码头”等。“码头”这一通名，现今广泛用于指称临水的泊船建筑。然而，其历史渊源可追溯至“马头”一词，该词到南北朝初期已被用于描述功能相似的泊船建筑。后来，“码头”被用来指新型的西式码头，以区别于传统的中式“马头”。清末之后马力运输渐渐式微，“马头”的使用慢慢减少，“码头”才逐渐成为通用的术语。最初一度选择“马头”来命名泊船建筑，和马匹在古代船只运输中的重要地位息息相关，“马头”的使用不仅形象地描绘出兵马入船的场景，而且也反映了在物资装卸过程中，利用马的头部作为计数参照的方法这种基于概念临近性的映射，属于典型的转喻命名方式，借用该地重要的凸显特征事物“马头”来命名，有助于便捷识别和记忆。

经由转喻形成的地理通名保留了地理实体与其所处环境的紧密联系，也通过凸显其重要特征增强了地名的辨识度。此外，这种命名方式还能适应语言的发展变化，扩展和丰富词义。这些有利因素的共同作用，让转喻在地理通名的应用中展现出广泛的适应性和实用性。

2.2 地理通名中的隐喻

在香港地理通名中，隐喻性的命名同样很常见。例如，表示陆地末端的“尾”、表示陆地尖端的“角”、表示海峡的“门”等等，不胜枚举。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那些借用人体部位作为概念映射源域的通名。这种命名策略将地理实体比拟为人体部位，基于相似性，将我们对人体的认知方式投射到地理实体的理解和命名上。具体来说，被命名的地理实体在位置、形状和功能等方面与人体部位存在相似性，我们就借用相应的身体部位名来称呼这些地理实体。

通过图1的示例，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山体的通名是如何通过位置上的相似性，与人体部位建立起隐喻性的联系。例如，“头”“脑”和“顶”位于人体上方，在香港大屿山的“老虎头”、西贡区的“大脑”和大鸦洲的“大洲尾顶”等地名中，则指山的高处或顶部，而“脚”在人体下方，在地名如“横山脚”中则指地势较低的山脚区域。这种隐喻的命名方式简洁且直观地指明了地理实体所处的上下相对位置。

地理通名中，“肚”一词借鉴了人体腹部的形态，与具有相应特征的地理实体形成直观的类比。作为人体的一个部位，其特征是整体平缓而中部略微凸起，因而也用作地理通名表示具有相似形状特征的地理实体。具体而言，它通常用来指山间平地，尤其是中央部位有轻微隆起的区域。位于香港青衣岛的“寮肚”、北区的“塘肚”等都是用该通名来命名的具体实例。这种命名方式生动贴切，反映了人类对自然界形态的细致观察和理解。

地理通名中的“口”，其隐喻借助的是功能上的相似性。作为人类和动物的基本生理器官，“口”不仅是饮食和发声的器官，更是连接体内生理系统与外部环境的关键通道，尤其是食物的入口。而作为地理通名，则指进出通道或港口等处于边缘地带的重要交通枢纽区域，如香港西贡区的“高塘口”“塔门口”等。这些区域作为货物和人员的流通要道，同样承载着重要的连接功能。基于这种功能上的相似性，生理器官的“口”通过隐喻转化为指称交通枢纽的通名，以形象生动的方式凸显出这些地理实体的功能和重要性。

这些通过隐喻方式形成的地理通名，是基于我们对自己身体的熟悉，利用身体部位名称来形象地传递不同地理实体的位置、形状及功能特点等信息。该方式简短而高效，在有限的命名空间内能够传达丰富的信息。这种信息传达的形象性和高效性，是隐喻在香港地名中高频使用的一个重要原因。

3 统计分析

在前述案例分析的基础上，本节进一步对香港地理通名中的隐喻和转喻进行统计分析，旨在揭示这些语言现象背后的认知机制，并尝试归纳出一些普遍适用的规律性和命名法。

本研究将具有多重含义的通名视为多个独立的实例进行分析。例如，“半岛”这一通名既指三面环海、一面连陆地的地形，也指临海的大型住宅区。这两种含义对应不同的地理特征，也展现了对不同地理实体的识别过程和命名机制。因此，在统计分析时，它们被区分为不同的通名实例进行考量。本研究在香港地区共搜集了191个地理通名，考虑到多义性的影响，实际上涵盖208个独特的通名实例，每个都体现了特定的语义。

通过详细分析，本研究共识别出83个通过隐喻（55个）或转喻（28个）的方式形成的地理通名实例。所涉及的源域可以进一步归纳为三个主要类别：地理环境、人体以及其他。其中，地理环境56个，人体10个，剩余的17个分散在多个不同小类中，每类数目都不多，一并归为“其他”类，包括生活用品（如布料、盆子，共5个）、动物身体（如尾巴、马头，共4个）、建筑元素（如门、城墙，共3个）、自然现象（水流奔涌，共1个）、动物巢穴（鸟窝，共1个）、动作（观察，共1个）、乐器（鼓，共1个）以及空间位置（中心，共1个）。目标域则根据其形成因素分为两大类：自然地理类（54个）和人文地理类（29个）；简称自然类和人文类。前者涵盖地形、水域、植被等由于自然因素形成的地理实体；后者包括乡村、建筑、街道等由于人类活动所形成的地理实体。按此分类，通名相应分为自然地理通名和人文地理通名，分别用于指称上述两类地理实体。

图2显示目标域与源域、映射方式之间的数量对应关系，其中色带的宽度与数量成正比，例如，目标域中人文地理类与映射方式中转喻之间的色带（橙色），明显宽于它与隐喻之间的色带（绿色），这直观地反映出命名人文地理实体时，绝大多数通名使用转喻的映射方式，而相对较少使用隐喻。

通过图2可以发现，目标域中的人文和自然两类地理通名是带有明显的倾向性与特定的源域和映射方式相关联的。基于这些初步观察，我们进一步探讨它们之间的相关性，以期揭示地理通名形成过程中的内在认知机制和规律。

3.1 目标域和源域的相关性

表1列出了各类源域与目标域具体的数量关系。数据显示，当目标域为人文地理类时，地理环境作为源域出现次数的占比（85.2%）明显高于人体（1.8%）和其他（13.0%）；而当目标域为自然地理类时，人体、地理环境、其他三类源域出现次数的占比则相对接近，分别为31%、34.5%、34.5%。我们使用独立性卡方检验（Chi-Squared Test of Independence）进一步验证两者的相关性，结果显示，卡方统计量χ2=24.79，自由度df=2，对应p<0.001,证实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

3.2 目标域和映射方式的相关性

表2展示了目标域和映射方式之间的数量关系。数据显示，当目标域为人文地理类时，转喻的使用次数占比高达87.0%，而目标域为自然地理类时，隐喻的使用次数占比则达72.4%。这反映出，在命名人文地理实体时，转喻是一种更普遍的选择；而在命名自然地理实体时，隐喻则更常见。进一步的独立性卡方检验结果显示，卡方统计量χ2=29.84，自由度df=1，对应p<0.001，这表明目标域的类型与映射方式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性。

4 规律总结与分析

在香港地名中，约有39.9％的通名是通过转喻或隐喻方式形成的。这说明，这两大认知方式在香港地理通名的形成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以上分析显示，目标域和源域以及映射方式都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具体而言，人文地理实体的命名中，概念映射的源域多为地理环境，例如水井、树林、丘陵、田地、围墙、走廊等；对于自然地理实体的命名，尽管三类源域的使用频率大致相当，但由于“其他”类别中包含了多种源域，每种数量不大，因此可以认定人体和地理环境是主要的源域，包括嘴、鼻、颈、背、肚等人体部位，以及水流、石头、泥沙、山峰、山谷等地理环境因素。此外，人文地理实体的命名更多使用转喻，而自然地理实体的命名则更多使用隐喻。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归纳出香港地理通名中的两大倾向或命名法：

1．人文类通名转喻命名法：在命名人文地理实体时，主要通过转喻的方式形成通名，源域的选择多为地理环境。简称转喻命名。

2．自然类通名隐喻命名法：在命名自然地理实体时，主要通过隐喻的方式形成通名，源域多为人体和地理环境。简称隐喻命名。

4.1 转喻命名的成因

通过细致分析人文类通名中的转喻现象，我们发现其中大多数是通过前文提到的“地点转喻”方式实现的：地理实体与其相关的事物间经由转喻发生了名称互代或转借。该方法之所以被广泛应用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人文地理实体与处于同一地点内的事物由于天然的紧密联系，相互之间构成了临近性的概念，这为转喻的使用提供了基础。其次，“地点转喻”的基础通常建立在较为直接的联系之上，尤其是空间上的邻近性联系，这种直观性使得转喻易于理解。相反，隐喻需要寻找源域和目标域之间属性或特征上的相似性，这通常涉及更加复杂的认知过程。因此，相较于隐喻，转喻实际上提供了一种更为直接和易于理解的认知途径，因而在人文类通名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转喻也因其在人文地理实体命名中的独特之处而备受青睐。尽管在涉及转喻的命名过程中存在众多具有邻近性的概念可供选择，但由于人类倾向于关注和记忆事物的凸显特征，命名者通常会选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概念作为源域。转喻恰能满足这一点，常常能够强调地点的关键特征，从而增强地名的辨识度。例如，案例分析中的乡村名“薄扶林”，通过将“林”字作为通名，可以有效激发听者对其附近树林的联想；香港的住宅名称如“黄金海岸”和“蓝天海岸”中，“海岸”这一通名则突出了它们靠近海边的地理位置优势。类似的例子在香港比比皆是，例如“擎天半岛”“笔架山花园”“维景湾畔”“帝景峰”等等，初看似名不副实，有滥用、夸张甚至吹嘘误导之嫌，但仔细体味又未尝不可，毕竟转喻是准允此等命名的。

在转喻命名中，地理环境成为主要源域的原因，与人文地理实体本身的特点紧密相关。它们的建造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其选址通常位于具备某些特定地理特征或条件的环境。这些特征常常成为重要的借鉴概念，在命名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参考作用。例如，前述案例分析中的“梅子林”这一村庄便选建在一个有梅子树林的地方。

总之，转喻命名中源域和概念映射方式的选择，与人文地理实体的固有特性及转喻的优点紧密相连。该命名方法的认知机制简单直接，可以有效突出被命名实体的关键地理特征。

4.2 隐喻命名的成因

隐喻在自然类通名中的广泛应用，也与自然地理实体的独特属性密切相关。这些独特属性，往往无法凭借转喻的方法传达其特点。转喻映射中源域与目标域之间的联系通常较为直接简单且易于理解，但这也限制了其达致更复杂的概念映射的能力。因此，根据地理实体自身的特征，选择与之相似的概念作为源域，使用隐喻的方式进行命名，便成为更佳的选择。虽然这一认知过程相对复杂一些，但却促成了更丰富的表达。例如，在案例分析中，使用了“头”“肚”等隐喻命名的地名，简洁而形象地传达了相关自然地理实体在位和形状上的具体特点。这些特点仅凭转喻命名显然难以表达。

隐喻命名中，人体和地理环境作为概念映射的源域被频繁使用具有其合理性。由于人类通过身体来感知世界，对身体的认知普遍深于对其他事物的认知和经验，使得身体成为意义、想象和理性的必然基础，自然会倾向于用他们最为熟悉的身体概念框架来理解及表达其他概念。我们可以看到人体作为概念映射的源域，不单在地理实体命名中相当常见，在各学科领域内也有广泛应用，例如计算机科学领域中的“神经网络”、政治领域中的“首脑”、建筑领域的“骨架”等。此外，尽管自然地理实体并不像人文地理实体那样人工建立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上，而是在自然因素的作用下形成，本身就和地理环境密切相关。因此在命名时，也容易令人联想到这些地理环境因素，并将它们作为概念映射的源域。

综上所述，隐喻相比于转喻更能表达复杂的概念，因此在命名具有独特属性的自然地理实体时被广泛应用。尽管源域可以多种多样，但受到人类认知偏好和自然地理实体特征的影响，人体和地理环境成为地理通名所涉隐喻中较为常用的源域。这种隐喻命名方法形成的地名形象鲜明生动，有助于传达地理实体的独特性，民众自然乐见其成。

5 结语

本研究结合案例分析和统计分析的方法，揭示了香港地名中通名所涉的隐喻与转喻两种认知机制及命名规律。两种方法都通过借用已知概念的映射来命名地理实体，形象、简洁且富有成效，充分扩展了语言的命名表达能力。深入探究并理解这两种命名方法及其背后的认知规律，能够帮助我们有意识地选择适当的通名及其源域来恰到好处地命名地理实体，有助于确保命名中用语的准确性、简洁性、理据性等术语学关键原则，遵循语言的内在规范，形成大众喜闻乐道的生动有趣的地名。本研究弥补了香港地名中通名隐喻和转喻认知研究方面的不足，以求拓展相关研究的视野，为命名的认知研究增添新的维度。

然而，本研究亦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地名中通名的形成过程涉及更广泛的认知机制，而本研究仅仅聚焦于通名中隐喻和转喻的概念映射这一视角来考察问题。未来研究若能引入更多认知语言学和认知术语学原理，将有助于对地理通名生成机制更全面地理解。

作者：谢毓、揭春雨

来源：《中国科技术语》2024年第04期

选稿：贺雨婷

编辑：欧阳莉艳

校对：王利飞

审订：徐和惠子

责编：汪鸿琴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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