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国民政府哭了，民国师范学校为何会变成了革命孵化器？
我们一提起到师范学校，非常自然地会同太阳底下的人民教师联系起来，把师范学校当作培育教师的场所。这种想法当然正确。但是，真理总是只适用于一定的条件。要是把师范学校放到民国时期，这种想法就可能片面的。
最近看了一本书，叫做《师范学校与中国的现代化》。看到书里的一些表格后，我对当时师范学校的起的作用产生惊讶，比如：
万里，1933-1936年就读于曲阜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
古牧，1932-1934年就读于山东文登第七乡师
这两位我们都特别熟悉，是国家级的官员、改革开放时期的国家级“大将”。这本书还列举了许多20世纪30年代曾就读于师范学校、后来在建国后担任省地级官员的人物。如果单个例子不能说明什么？当例子多了，就可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民国时候的师范学校可能具有培育革命力量的作用。
那么，一贯以“育师”为职的师范学校在民国时候是怎么变成革命孵化器的呢？
02寒子弟上师范
国民政府建立后，恢复了大力发展师范学校、读师范不要钱的传统。它希望这样的政策能为政府培育更多充当国家传声筒的乡村教师，把教师训练成国家在农村的代言人。
对于农村贫寒子弟来说，不管最终是不是还得回到农村教书，但读师范的确是一条能够改变身份、而且不用让家里人有太多负担的一条通道，也因此有越来越多的农村子弟报考师范。但这时候的师范学校比起报考人数来说，还是显得供不应求。竞争相当惨烈。
这里有一个数据：1933年河南省立师范学校招生名额是92个，但有804人报考，报录比接近8:1；1932年山东省立第七师范更可怕，1300人报考，只招80名，报录比为16:1。师范学校的考场上不可谓不“血雨腥风”。
尽管大部分读师范的是农村来的学生，但是经历了这样严格激烈的考试，进来的大多数人绝对是本地区的佼佼者，心里多少也是有一定优越感的。这些学生在两三年的师范学校学习中，见的世面更广了，对外面的世界有了更深的了解，逐渐生发了想要逃离原生地的想法。
可当时的师范生政策、环境不允许他们有更多地选择（毕业后必须回家任职）。他们的确在家乡从事教职，服务几年后继续升学，但小学教师薪水之低又让他们不得不放弃这样的想法。
他们发现：尽管自己够努力，但原生家庭的经济条件一开始就限制了自己的选择，几年以后，还得从哪来回哪去。他们逐渐产生了强烈的不满，萌发了要求社会变革的想法。
03左翼青年下师范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许多激进左翼的知识分子流亡到乡村。为了生活，有的人就进入师范学校当老师。这些青年很自然地向他们介绍自己被国民政府打击的悲惨遭遇。同是天涯年轻人，一个怀疑社会的不公、一个刚被社会打击，一拍二和，这些青年老师就像催化剂一样，让学生想要变革社会的情绪高涨起来。
这还不算什么，这些老师还向这些18、9岁的年轻人介绍鲁迅、曹禺、巴金的文章，这些学生觉得这些文章岂不就是在说自己的生活？再加上老师还时不时穿插讲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下学生的革命热情一下子被点燃了。
师范学校慢慢变成了一群被压抑的师生讨论如何革命的场所。有的老师还组织学生活动小组，成立了团组织，更进一步地，有的老师还带头建立共产党支部。比如曾经当过第三国际代表鲍罗廷翻译的冯品毅，1926年以后跑到河北一师范学校当老师，最后把校长、教务主任、还有好多学生都发展成了党员。
国民政府千算万算没有料到，原本是打算培养“自己人”的师范学校竟然变成培养“掘墓人”的地方。
但这口锅国民政府哭着也得背。它对一些危机的糟糕应对、对左翼知识人的打压，恰好让师范学校变成了对政府宣泄不满的地方。当日军大举侵华，社会局面越来越困顿，国民政府的表现又是如此差，让这些师范生选择了自己在学校接触到的“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作为变革社会和革命的武器。
就这样，师范学校“一不小心”就变成了革命输出的孵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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