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灯》：对“性服务”的直白书写，再现了特殊年代的爱欲与隐痛

《天灯》的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韩国某个矿工村。

这个不起眼的矿工村，却有二十多家茶房。

茶房里的女人们，肩负着重大的责任——“解决本地男人欲求不满的问题”。

她们来到这里，当然明白这种特殊的工作性质，为了赚钱自然也就不需要考虑自尊与廉耻。

如果你觉得她们的日子一定倍受煎熬，那就大错特错了。

事实上，她们很想得开，既然无力改变，那就好好享受吧。

“我一直以为卖身的女人都是迫于无奈。我完全没有想到，女人廉价出卖自己肉体的同时，还能乐在其中。”

叙事者“我”就是今天解读的这本书《天灯》的女主人公。

作者李沧东，借女大学生信惠的遭遇以及心路历程，生动地呈现了女性在身份认同与两性矛盾冲突中的成长变化。

小说延续了李沧东作品中有关“民主运动”的因素，从女性的视角去观察人性，思考人生。

在特殊的年代里，年轻人怎样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灵魂的栖息地。

《天灯》采用了双线结构叙事。

一条线是采用第三人称内聚焦叙事法，另一条是以信惠的第一人称叙事。

第三人称叙事主要是集中于现实，第一人称叙事集中于回忆。

在现实中，信惠因为“潜入矿工村”和企图“煽动矿工运动”的罪名，被逮捕。

回忆的这条线，主要讲述了她在辍学前的经历，和在矿工村的生活。

两者齐头并进，给读者以身临其境、感同身受的阅读体验。

信惠是一个私生女，生父不明。

母亲年轻的时候做过酒馆的陪酒女。这段不光彩的历史让她非常自卑，所以她对女儿要求严格，希望她将来能过正常顺遂的生活。

信惠考上了师范学院，意味着将来她能成为一名人民教师。

对于母亲来说，这是一件扬眉吐气的大事，是她能在邻居面前抬头挺胸的资本。

可是，有一天，她却收到了信惠停学的通知。

信惠在同学秀任的鼓舞下，以开学习研讨会为名哄骗了教授，开出了集会证明。

他们实际上进行的是“校内民主化集会”。

在当时，政治非常敏感地时期，进行这场集会无疑是一次巨大的冒险。

信惠凭借着平时乖巧听话的形象，取得了教授的信任。

“她依然无法理解当时自己心中涌起的那股莫名的感动，那种几乎是自我破坏的冲动与兴奋。”

事情暴露之后，秀任一群人被学校开除，但是他们毫不留恋，仍然坚持做民主斗争。

信惠却茫然了。

其实从一开始，她就不明白民主斗争的意义在哪里。

秀任将学校老师视为法西斯的走狗，势不两立的敌人。信惠却觉得老师有自己的顾忌十分正常。

她和秀任一群人有太多的不同。

她不像秀任一样可以洒脱地放弃学籍。虽然她被学校退学，但是依然每学期在教学费，以保住学籍。哪怕这笔费用已经让家里捉襟见肘。

脱离了学校之后，秀任他们反而更加活跃。

她鼓励信惠加入他们，参加为保护工人权益的游行示威活动。

信惠强迫着自己按照秀任说的去做。

看着他们一张一合的嘴巴，信惠竟然想到的是要吃一块披萨。

书中有一段以第一人称的心理独白：

“不论我再怎么努力，我依旧是我，终究无法变成他们。不，我越是努力变得与他们相像，越是感觉自己不够诚实，变得不像自己，感觉自己就像是话剧中的小丑做着拙劣的表演。我无法成为他们，这不是我本该的样子，不论我多么想要否认，也无法否认这一点。”

身份的认同，是信惠苦恼的根源。

在外人眼里，她属于大学生运动圈，而且还是一个活跃份子。

可是她对运动的一系列事物并不上心，

秀任一群人在摇旗呐喊，振臂高呼的时候，她虽然举着手却无法真正感同身受。

她对运动缺乏信心，甚至是怀疑与矛盾，这是因为他无法与劳动人民融为一体。

贫困，让她深深自卑。

当秀任找到她，让她帮忙骗教授时，她发现只有在运动时，自己才能找到发光点，才能让别人都看自己。

这就解释了一开始，她为什么会“冲动与兴奋”。

母亲，又是信惠的一个痛苦的根源。

在这个只有母女俩的贫苦家庭里，两人相依为命，母亲深深爱着女儿，也压迫着女儿。

信惠小学的时候，身体已经开始发育。

日益隆起的胸部，本来是很正常的现象，可是，在信惠看来却是“一种极大的罪过”。

母亲不良的经历，让她对女儿的成长非常恐慌。

“母亲坚信，女人胸部过大，男人就会认为这是一个下贱的偷情女。”

信惠对身体的羞耻就是来源自母亲的观念。

只要她稍不注意露出了大腿，就会招来母亲憎恶与恐惧的目光与咒骂。

在这样的生长环境里，信惠从未爱过母亲。

明着，她顺从母亲，潜意识里，她一直在反抗着母亲。

参与学生集会，让她体会到了反抗的刺激，就好像偷情者寻求刺激的心理一样。

对于集会，她并不是真心热爱，而是这个事情让她体会到自由的释放。

母亲在信惠被开除后，不顾脸面跪在教授面前求情。

终于换来了条件：只要信惠写悔过书，并且每年缴纳学费，就可以保留学籍。

但是，信惠选择了逃离。

这是第二次信惠对母亲的背叛。

接下来，她去矿工村做茶房服务员，是对母亲第三次也是最致命的打击。

信惠在警察厅接受审讯的情节，是书中最惊险恐怖，让人脊背发凉的一段。

秀任等以扰乱治安罪被抓了以后，信惠被母亲接回了家。

母亲每日长吁短叹，以及辛苦操劳，让信惠倍受折磨。

“她越是体会着母亲的痛苦，越能感受到自己实际帮不上一点忙的无力感，以及难以忍受的煎熬。”

于是，她逃走了。

矿山村的茶房服务员身兼数职，既是陪酒女又是出卖身体的妓女。

“这里的人们常说，维护治安，一个女人顶十个警察。因为女人是矿工们排解劳苦与性压抑的唯一出口。”

信惠原来的想法很单纯，以为就是单纯的服务。

当她得知可以出卖身体赚取额外丰厚的收入后，她“使出浑身解数守护自己”。

自己为什么这么做，信惠并不清楚。

可能是她接受的教育让她保持人格的清白与独立。

金光培是一个特殊的客人。

他领导过矿工运动，因为懦弱，出卖了同志们，成了警察的眼线，自然也是其他矿工的敌人。

信惠却被他吸引，在他身上，信惠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她提出要和金光培谈恋爱。

在矿工村，“谈恋爱”是上床的别称。

金光培误解了她的意思，信惠要的是真正的恋爱。

两人发生了激烈地冲突。

金光培转头纠缠上了信惠的同事小雪，以此来刺激信惠，让她乖乖就范。

两个人对彼此都有意，但是谁也不肯先低头。

但是，小雪在与金光培相处的过程中渐渐爱上了他，并愿意为了他从良。

在茶房里，小雪与信惠最亲近。当她知道金光培对信惠也有意思，为了独占金光培，她就以间谍罪诬告了信惠，将她送进了警察厅。

八十年代的韩国，司法审讯制度并不完善。那时的警察可以使用暴力对待嫌疑犯，所以经常有警察失手打死疑犯的恶性发生。

屈打成招也屡见不鲜。

在警察厅，信惠遭受了非人的虐待。

被打耳光，被泼冷水，被强制不让睡觉－－－

这些极端手段，就是想让信惠招供是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才到矿工村来。

至于做茶房服务员，就是为了掩人耳目，方便进行宣传、组织工人运动。

信惠实话实说，在警察们看来，是负隅顽抗，是宁死不屈。

这反而激起了他们的斗士。

他们更残忍地折磨她，虐待她。

性虐待，是对一个女人最残忍地迫害。

书中有一个姓南的刑警，在考入警察前被女友抛弃，自此对女性有一种变态的欲望。

信惠与前女友的外貌相似，让他又爱又恨。

再加上信惠从事的职业，让他以为这是一个很容易上手的女人。

他暗示信惠只要按照他说的做，就可以温柔地审问她。

可是，信惠拒绝了。

信惠不屑的眼神，让他联想到被抛弃的遭遇，怒火中烧的他开始对她进行性折磨。

他用武力胁迫她脱了衣服，坐到了书桌上。

“她像一头服从命令的牲口一般爬上了桌子，她的双腿颤抖不止。”

她对这样的自己感到恐惧与绝望。

“如果神灵此刻正在惩罚我，说不定正是因为这一点，不相信任何东西，无法真心爱他人，也不会因为渴望什么而心急如焚。”

信惠的顺从刺激了南刑警的欲望，尽管信惠愿意写交代材料，他仍然不肯放过嘴边的肥羊。

当南刑警压在她身上时，她猛然想起反抗：摸到一只烟灰缸，砸向了他。

这场审讯的结局是，被关了三天三夜的信惠在没有写任何交代材料的情况，被悄无声息地释放了。

实际上，警察早就知道了信惠并不是运动圈的人，既然已经抓了，就将错就错，说不定能编出点“有用的”资料来讨好上级。

在这场审讯里，信惠表现出了一个斗士的顽强与坚忍。

母亲强迫她将来成为小学老师，秀任等人强迫她成为一名饱怀热情的斗士，警察强迫她成为间谍与鼓动者。

“你们此刻正在强迫我变成不是我的某种东西。”

来自身体的折磨，信惠都一一承受了下来。

唯有对精神的折磨，让她不堪忍受，所以她选择一次次地逃离。

南刑警企图强暴她，这一次没有退路，信惠勇敢地举起了烟灰缸。

离开警察厅，信惠去茶房结算了工资准备离开矿山村。

临去之前，她带着钱主动找了金光培。

她要献出自己的初夜。

一直以来，信惠都是按照别人的期待在生活。

这一次，她是主动开始学着相信别人，爱别人。

从金光培家出来，她还将自己的全部收入送到了一个去世的老矿工的家里。

“她也完全没有料想到自己会这样做。”

在经历了警察厅的劫难后，信惠由原来的自私冷漠，变得尝试接纳别人，关爱别人。

“自己在警察署遭遇那般恐怖的事情时，和金光培在一起时，还有此刻这一瞬间，地球都在一成不变地沿着自己的轨道运转，宇宙中的那颗星孤独地守护着自己的位置，闪闪发光。”

信惠之前的生活是按部就班，麻木不仁的。

她看得见母亲等一众劳动人民的艰辛，却无法对他们感同身受，又无法帮助他们。

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她陷入了深深地怀疑之中。

矿工村的经历让她觉醒，内心充满了活下去，像个人一样活下去的渴望。

信惠的故事结束了，生活中还有千千万万个“信惠”在迷惘，在彷徨。

愿他们都能从信惠的故事获得生活的实感与意义。

文学作品的力量正在于此，我们无法经历主人公的生活，但是从他们身上我们汲取到了生活的激情与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