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后，医药巨头任命首席AI官，有啥用？

近期，医药巨头辉瑞和礼来都宣布一项重大人事任命，首次设立首席人工智能官（CAIO）。

两家公司一个被称作“宇宙药企”，一个则是当红炸子鸡（全球市值最高药企），代表了制药业在战略上的最新动向。

曾经，为了帮助数字化转型，跨国药企们曾经在2018年左右陆续公布了首席数字官和首席信息官，并在今后成为管理层标配。

和此前一样，这次药企设立首席AI官也是首次将人工智能提到最高管理层（C-level）级别，足以见得制药企业的重视。

不过，已经有了首席数字官，还有必要设立首席AI官吗？两者之间会有冲突吗？未来药企们在AI的资源投入会加大吗？

甚至考虑到政治背景，预计还有更多首席AI官的任命在路上......

首席AI官，背景不一般

从目前的任命情况，医疗健康公司对于首席AI官的背景选择和逻辑非常不一样。

辉瑞青睐拥有良好AI和计算机训练，能够开发人工智能模型，能在超大型企业推动和交付这些解决方案的人选。毕竟辉瑞全球员工近9万人，推动AI创新注定不简单。

而礼来则更加偏好有计算和医学的交叉型人才，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创业经历，在高壁垒的医药领域，能和医药从业人员讲一套语言，和公司业务产生链接。

辉瑞

今年8月，辉瑞任命Berta Rodriguez-Hervas加入其数字领导团队，担任首席人工智能和分析官（ Chief AI and Analytics Officer）。

同时，Berta Rodriguez-Hervas将成为该制药集团人工智能委员会的新任联合主席。

图：Berta Rodriguez-Hervas

Rodriguez-Herva拥有德克萨斯大学电气和计算机工程博士学位。在加入辉瑞之前，她曾在汽车集团Stellantis、特斯拉和科技巨头英伟达担任高级职务。

加入辉瑞之前，她在 Stellantis 担任人工智能、算法和机器学习运营副总裁，Stellantis 是一家汽车巨头，这家法国公司公司拥有一系列汽车品牌，包括阿尔法罗密欧、雪铁龙、道奇、吉普、玛莎拉蒂、沃克斯豪尔/欧宝和标致。

礼来

2024年诺贝尔化学奖公布的前一天，礼来重磅宣布，任命Thomas J. Fuchs为首席AI官（CAIO），于2024年10月21日正式上任。

Fuchs博士是计算病理学开创性领域的科学家，他曾经是全球顶尖西奈山Hasso Plattner 数字健康研究所联合主任，西奈山医院AI与人类健康领域的院长。

图：Thomas J. Fuchs博士

在加入西奈山之前，Fuchs博士还在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 、NASA 等机构任职。2017年他创办了数字病理学公司Paige.AI，FDA已经突破性的批准其AI模型用于识别癌症。

Fuchs将为礼来公司的人工智能项目提供愿景、战略方向及整体领导，这些项目覆盖药物发现、临床试验、生产制造、商业活动以及内部职能。

除开上述两家公司，器械巨头丹纳赫也在今年6月宣布设立数据与人工智能(AI)官这一新职位，并任命Martin Stumpe博士担任该职位。

Martin Stumpe博士博士曾经是AI医疗独角兽Tempus的人工智能主管，还曾经在谷歌领导了谷歌病理学团队。

去年早些时候，GE HealthCare任命Parry Bhatia 为首席人工智能官，此前他曾在亚马逊和 AWS 工作六年，致力于机器学习和生成式人工智能项目。

从这一波任命来看，首席AI官似乎和首席数字官（CDO）或者首席信息官（CIO）职责上有重合的地方。

2018年—2019年，多家药企都在不约而同地提出数字化战略，陆续开始任命首席数字官（CDO）或者首席信息官（CIO）。

2018年，辉瑞任命了首位首席数字官Lidia Fonseca；诺华首次任命了 Bertrand Bodson作为首席数字官；礼来任命首席数据和分析官Vipin Gopal；2019年2月，赛诺菲首次设立了首席数字官职位。

这些首席数字官们的职责之一就是帮助企业更好地采用数据科学和AI。

实际上，这一波的CAIO任命潮最开始由政府掀起。

从去年开始，拜登政府为了推动联邦的人工智能治理，提出各联邦机构应任命首席AI官。

包括教育部、农业部、国防部、财政部、劳工部等都任命了首席AI官，他们的职责核心是“安全、可靠和可信地开发和使用人工智能”。

这一要求下，8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药物评估和研究中心 （CDER）成立人工智能委员会（AI Council）。

作为CDER的人工智能技术监管决策的指导单位，该委员会职责包括监督AI在药物研发过程中的应用，以及与监管决策相关的 AI 政策。

监管单位都拉起了大旗，药械企业们自然也得紧紧跟随。

顺便一提，联邦政府的AI法条主要由哈马斯推动，她也被称为“AI沙皇”，经常代表美国政府发表关于AI问题的讲话。如果她当选美国总统，预计将会推动更多的AI法案。

而另一边，设立首席AI官的必要性也非常紧迫。随着药企们在AI的投入的资源越来越多，有必要设立一个职位在战略层面进行统筹，而不是依赖孤立的 IT 部门或分散的临时项目。

例如强生聘请了约6000名数据科学专家，分布于全球的各个办事处，包括美国、中国和比利时。

而根据智药局的数据，多家跨国药企拥有超10个以上的AI制药合作，更不要说大大小小的AI工具供应商，有的大规模采纳，有的仅是试点项目。

权力隶属关系上，这些首席AI官大多受到首席信息官或首席数字官的领导，向他们报告。例如辉瑞的首席AI官就加入首席数字官Fonseca的团队。

此外，两个职位在职责上也有区分。首席数字官主要负责帮助企业数字化转型，在长期规划上，改善公司在药物发现和开发中使用数据的方式。

例如辉瑞在2019年合作亚马逊云，把12000个应用程序和8000台服务器，迁到亚马逊云，让公司在研发、开发和商业过程中的有效数据沉淀。

数据是AI的根本，首席数字官的工作是帮助首席人工智能官准备好物质基础，首席AI官则帮助企业从数据驱动向人工智能驱动转变。

无论如何，设立首席AI官都代表着企业对AI的战略等级提高，这也意味着分配给AI的资源将大大提升。

当然，在最传统的医药领域和最庞大的医药组织，设计AI路线和推进落地必定不容易，但谁也不想错过AI生命科学浪潮。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