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优解：不是凯恩斯主义，也不是企业家的创新精神

创新能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吗？

　　逻辑上是成立的，但是，实际操作上没意义，真正的创新不能计划；这是经济学家与现实的距离，创新是什么概念？没有时间、不能计划，没有量级，而且千回百转，是一个充满了不确定性的试错过程。

最近主流媒体又在鼓励民营企业做耐心资本，做创新的生力军，为什么？因为创新才是真正的士兵突击，是前赴后继的试错机制，这种事交给民营，再合适不过了。问题是曾经富于创新精神的一代大佬今何在？

　　中国现在遭遇的产能过剩，有一种十分诡异的说法：历史给予我们的时间不多，如果两年左右还没有走出收缩性周期，很可能错过了时间窗口，趋势将被动地定格了。

面对这种局面，办公室精英要做的是解决政策失灵的问题，楼市的这令那令，解除不解除都不会真正改变趋势，唯有用市场化的手段去解决市场中的问题，真金白银，１０万亿资金砸下去再说，目标不高，完成年初《报告》的主要计划目标。

这是办公室精英的思路，这时去问经济学家，十个人有十个会说最优解是创新，或者说是张维迎所说的＂依靠企业家的创新精神＂，这错了吗？没错，但是，一个大飞机起落架的测试就需要八千个起降，而改变经济形态的时代性的创新，是以世纪为年轮的。

专家的思路往往更具有理论的穿透力，但谈的都是“未来”；这一点姚洋是清醒的，经济学家往往是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而不是去解决问题。

　　经济学家的方案与现实差了一张作习时间表。

　　关于产能过剩的解决方案，张维迎做过一个比较，即：凯恩斯主义的方案、计划经济的方案、还有就是他的企业家精神了。

　　哪一种会是最优解？　　　

　　凯恩斯主义的思路是刺激总需求。

　　刺激总需求不是天天鼓励老百姓花光手中的钞票，世界上从来也没有这种花光积聚的经济学，凯恩斯刺激总需求，是通过扩大财政赤字率，甚至不惜引起货币贬值。

　　对凯恩斯来说，投资本身就是在扩大需求，生产性的需要与就业岗位的增加。但是，中国的凯恩斯是不真实的，凯恩斯刺激总需求是以充分竞争的市场为前提，中国的扩大财政赤字是以所有制为锚定，大量资源投向低效的国企，而不是市场需求，对就业的影响也十分有限，国企占有８０％的资源，仅支持了７％的就业。

　　凯恩斯主义在中国的实践，不但不能解决产能过剩，相反，它本身就是问题的根源，由于资源错配，投资与消费与居民收入之间出现了堵点，从而决定了总需求不足的必然性。

　　张教授说的计划经济思路，其实说的是一种思维定式，就是政府立即出台一套“企业最优标准”。其实中国早已经放弃了计划经济的运行机制；但是，计划经济的理念仍然无所不在。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理念？主要是指令性。

　　不达标的企业，通过整齐划一的指令，一刀切下去，过剩的产能“关停并转”，全砍了，中国的行政权也的确有这个力量，但是，计划指令对供应端有效，对需求端无效，总不能命令老百姓去买上海的高档房，尤其不能解决就业的问题。

　　现在的主要矛盾是总需求不足，这恰好不是计划经济的优势。

　　于是，张教授通过两个反论，引导出了他研究了一生的“企业家创新精神”，

　　“企业家精神的思路就是通过创新……，创造新市场！”

　　显然，这不是方案，是理念；就如同我们谈如何走向共同富裕，大学教授会告诉你要实现共产主义，很正确。正确到完美，从而只能是一种逻辑终完美，而任何逻辑终完美，都是众多的完美理论的假设之一。现实的局面是，年度内必须完成核心指标，而创新恰好不能计划。　　

　　那么，中国经济现在就要努力走出产能过剩的困局，到底有没有最优解？

　　最优解是融入全球化。

　　但是，这不由我们单方决定。中国的产能过剩有一个基本的背景，就是在ＷＴＯ后，中国制造的强大，开始走向外向型经济，是在为全球提供服务；外部环境复杂化，出口这驾马车失速，外需增长受到抑制，而依靠内循环，国内的超大市场并没有我们自己认为的那么大，产能过剩就是这样发生的。

　　现在重新建构全球化的特别是多元化的格局，并非ＷＴＯ时代的一种简单的复制，如果没有体制与机制上的深层改革，就没有最优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