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守刚：财政史看国家转型——如何走出帝国，建设现代国家？

学人简介：刘守刚，上海财经大学教授，经济学博士、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财政史、西方财政思想史、财政政治学。代表著作有《财政中国三千年》《打开现代：国家转型的财政政治》《国家的财政面相》《中国古代治国理财经典阐释》《家财帝国及其现代转型》《国家成长的财政逻辑》等。

本文整理自刘守刚老师在南翔书苑讲座，未经老师审阅。

前言

关于历史著作，我大致上把它分成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就是大家所熟悉的，我们把它叫做考古的历史。所谓的用第一手材料，要么是考古挖掘出来的，要么是哪个古文献，要么是哪个村庄力，连续两三百年的地契资料，从来没人用过，我们把这些发掘出来，这样的研究，我把它叫做考古的历史，这是最为推崇的，也是历史的基础。

第二个历史著作，历史的研究，如果说他研究有人不太赞成，但是肯定是历史的著作的，我把它叫做消费的历史。看这样的书，我们觉得很轻松、很愉快、很有教义。一般来说，他们是依据于前一类的，我们把它叫做二手文献，用二手文献来写作的。可能很多朋友看过《明朝那些事儿》，当然他不要伪造历史，不要伪造证据就可以，只要根据现有的历史学界公认的一些史实来写作，就是非常好的。

第三类，我把它叫做反思的历史，是什么呢？根据历史材料去进行思考。我所做的，把它归到第三类，反思的历史。我今天给大家讲的三个财政史故事没有那么动人，没有那么曲折。大家知道故事这个词，是我们小时候经常叫大人给我们讲故事，是曲折动人，有王子、公主、城堡、仙和魔之类的。中国古代用“故事”这个词，它的意思一开始主要指的是过去的事。我们看看过去的事，如何利用来进行今天的思考。

要写一部反思的历史，要借助于历史的故事来进行今天的思考，我们就需要掌握一点概念。第一类历史书写者有时候很讨厌概念，他说你只要实事求是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找史料就可以了。但是问题是有了这些史料以后，史料跟史料之间是什么关系？史料对我们今天来说意味着是什么？这些我们还是需要去思考的，要思考就需要概念。

一开始我要稍微讲一点点概念，我从我老师那里学来的一点概念，然后用这些概念、框架，再来反思明朝三个皇帝的故事。最后我们再来看一看，怎么来反思今天，我把它概括为“走出帝国”，从财政来看，今天讲座的正标题——“从财政看国家转型”。

先讲一点概念，可能会稍微有些枯燥，但是只要大家掌握了，就会发现原来运用概念去思考，可以得到多么深刻的认识，也很有意思。

当我搜到“秦琼卖马”的时候，线上线下的朋友可能就大概知道我这要说什么，但是我在给本科生讲中国财政史的时候，说“秦琼卖马”，他们立刻就懵了：秦琼，谁啊？卖马干什么？大家大致上都知道，秦琼去潞州政府出差没钱了，只好把自己的马卖掉来筹集资金。

那秦琼为什么不去抢？以他的功夫，我们知道在《隋唐演义》里面他算是一条好汉，功夫也很高，去抢根本没问题的，他为什么不抢？我们再来看大禹，这当然也是个传说，是个故事，说他在治水的时候也没经费了，但他不用卖马，他给天下分了九州，每个州给他上供多少税收，上供的路线都规定的详详细细的，当然这是传说，历史中有没有这回事我们不知道，至但这件事至少理论上是可能的。

大禹统治期间其中有一个人叫防风氏，古籍里记载是在今天浙江德清这个地方。大禹涂山大会诸侯的时候让诸侯交玉帛。玉和帛在当时都是货币，帛是丝织品，丝织品很长一段时间在中国是作为货币使用的；玉是上币，上等的，也是货币。大会诸侯要大家交税。史书上记的是“防风氏后至”，“后至”是什么意思？有人说是迟到了，也有人说“后”是“不”的意思，没到。为什么？我们知道《论语》里面一句“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这个“后”不是先后的意思，不是后来凋谢，而是不凋。“岁寒，然后知松柏之不凋也”。“后”是“不”的意思，到底是迟到了还是没来？我们也不去管它，司马迁在《史记》里面就说他“后至”，但是没说到底是晚了，还是没来，最后大禹把他杀掉了。

为什么秦琼不能去抢？因为秦琼知道没钱出差是自己的事情。为什么大禹可以征税，甚至不惜杀人？因为大禹所作是公共需要，治水是公共的需要。我们今天看到财政，首先体现到的，引用美国的开国之父富兰克林一句话，“死亡和税收,是人生不可避免的两件事”。税收和死亡是强制性的，我们谁也避免不了。税收是强制性的，不交税会惩罚你。为什么呢？因为财政首要的特征就是强制，为什么可以强制，大禹为什么可以杀防风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用在公共需要上。

如果不是用在公共需要上，就强制你交钱，就等于秦琼靠他的双铜锏、靠他的金纂提炉枪去抢劫。我们说财政权有公共性，或者说财政权之所以被我们所接受，是因为它背后有公共性，但这个公共性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立刻就有的，是在现实国家的发展史当中慢慢展开的。

在这里也根据我博士后老师——政治学的老师（我博士后学的政治）所说的，把国家分成三个阶段、三个类型。

分类需要有依据，依据是什么呢？国家有三个必备要素：国家一定要有人口，没有人口叫什么国家？国家一定要有土地，没有土地，像犹太人在欧洲，在其他地方流浪了那么多年，没有土地，当然也不叫国家。后来在巴勒斯坦搞了块地，就是为了建立国家。当然，要成为国家一定还要有公共权力，南极洲有土地了，也有人口了，但是没有公共权力，所以南极洲不能称之为国家。

这三个要素对于不同阶段的国家来说，它的重要性是不一样的。我们想象一下，国家刚刚形成的时候，相对于既有的人口来说，土地资源似乎是无限丰富的。这时候对我们来说，紧张的不是土地，这时候我们就要放把火把草木烧掉，草木积累下来，我们就有地可以耕种。这个阶段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资源是什么？是人口。如何保障现有人口不断地生存和繁衍，最为重要，这个阶段我把它叫做城邦。

后来城邦的人口不断繁衍，城邦不断扩大，这时候城邦跟城邦之间对土地资源就形成了紧张关系，要不断打仗抢夺土地，慢慢进入到帝国的阶段。所以帝国有两个特别重要的特征，一个是对外要抢土地，为了保障人群的生存，扩大繁荣，就要抢更多的土地。后来被我们今天批凑了的希特勒说的民族生存空间，那实际上是帝国的特征，而希特勒生错了时代。另外一个是对内，怎么用更好的制度，来有效的使用现有的土地，这是帝国，一切围绕着土地运转，设计制度。

到了现代国家，国与国之间不断打仗，打到最后国家的边界基本就固定了，谁也征服不了谁了，慢慢地进入到我们所说的现代国家了。这时候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去扩张土地，而是如何安排现有的土地、利用现有的国内资源，让它发挥效率，养活更多的人口，保障我更多人口的繁荣，这才是重要的。这时候制度设计、公共权力的安排是最为重要的，所以公共权力在这里，我叫它成为最重要的要素，也就是所谓的支撑点。

三个不同的阶段，三个不同类型的国家，公共性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在城邦时代，我说这个公共性跟私人是高度结合在一起的。比如说摩西带着犹太人从埃及逃出来了，在西奈半岛住了很久，摩西他的个人权威是上帝加持过的，就成为他公共权力的负载。大家之所以要服从摩西，一方面他说他代表了神异。另一方面，他可以惩治别人，他掌握了公共权力，我们这个人群才能生存。这时候我把它叫做权威，具有高度的私人性。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这时候如果我们有人去把摩西给暗杀了，这纯粹是比喻性质的。这个团体可能就解散了，后来的国家就没了。进入帝国以后，我把它叫做君权，君权什么意思？所有天下的土地授给君主，君主依托于土地，建立起对整个国家的统治权。君权的帝国时代跟前面不太一样，它既有私人性，但也有一定的公共性。你把皇帝杀了，他有太子，他有继承人，这个国家可能会乱一阵子，但不至于国家就就此解体。

到了现代国家，我把它叫做主权，主权是什么意思？公共权力彻底的是用某一个组织来表现自己的，跟组织结合在一起的。说到底，也用我们刚才的比喻，现代国家领导人是最不怕暗杀的。我们以美国为例，你把美国总统杀了，副总统立刻继位了，副总统你也把他杀了，众议院议长继位，众议院议长如果也不幸死了，那就是国务卿，总之一套组织只要在，他的国家就没有太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公共权力如何一步步公共化的，如何一步步的跟个人高度结合，到跟组织结合。

接下来我们把三个阶段，三种类型的国家对应到中国的时期，大致上是商和西周，为什么不提夏？因为现在考古上还没有特别可信的证据证明下认为夏一定存在。像河南二里头那边到底算不算夏的遗址，其实还有争论，所以我们暂且不提。商肯定没问题，西周也没问题。这个阶段大致上属于中国的城邦时代。中国的帝国时代从什么时候开始？春秋战国开始到清代；现在国家就是我们说的晚清民国，大致上对应这样一些阶段的划分。

回到财政。国家通过什么样的“税柄”来获取财政收入？在各个时代都是不一样的，或者说各个时代最为重要的税柄也是不太一样的。什么叫税柄？大家想象一下，一个我们经常说的柄是手柄、门把手，面对承重的大门，你只要能够轻轻的把门把手一扭，门就可以打开；还有我们说的柄是勺子勺柄，很烫的汤，我把勺柄伸进去，就可以把汤舀出来，这就是柄。

我们如何通过这样的税柄去征税，我把税柄分成三种：一种是人，一种是地，一种是商业活动。

就人来说，以人口为税柄，我觉得这是城邦财政主要的特征。城邦刚才讲了，最为重要的支撑要素是人口，土地不是那么重要的，因为土地很多，公共权力也有了，但还是比较简陋，这时候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要对人征税，让他服役，如果没有钱就卖力，或者按人头征税也是可能的，如果有钱或者有粮食的话也可以抵税，这叫做以人口为税柄。

接下来到帝国时代，实际上是以土地为税柄，国家分地给你，你就给国家交租，交田赋，按土地的面积和等级来收，这个叫做税地。

还有一个是税商，工商业活动为税柄。工商业活动为税柄，除了我们比较熟悉的征收工商业的税，还有什么呢？一个是国家亲自办的商业活动，还有一个是官营制、许可制，普遍的是禁止，只允许特定的人在特定的环节从事商业活动。你买我的许可证，你把钱给我，我允许你去活动。

最典型的，就是盐。盐有的时候实行征税制。比如北洋政府，很多时候就实行征税制，民间经营，国家征税。以前我们国家也实行过官营制，比如商鞅变法给汉武帝捞钱去打仗，就是国家把生产盐、运输盐、批发盐、零售盐的活动全部掌握在国家手中，希望获得更多的利润。但说实话，所有都垄断在国家手中，其实没有太多的利润。官营制的最大特点就是效率比较低，所以在唐代刘晏变法只垄断两个环节，什么环节？批发盐和收购盐是由国家垄断，其他放开给民间经营。

实际上，我们看今天的土地批租制度，跟刘晏的盐业制是一样的，比如说今天土地要卖只能卖给什么？国有土地部门，国家垄断了土地的收购，房地产开发商要土地只能到国家那里去批发，就是我们所谓的招投标、土地拍卖，刘晏也是这么干的。这就是我们给大家举的例子。

有人说“税商”跟前面“税人”、“税地”有什么不一样？税商一定是寄托于经济主体愿意从事商业活动才能有收入，我愿意买盐，愿意进行商业经营活动，才能够有收益。如果没有人愿意从事商业活动，国家是没有收益的，这样一来就有很大程度上一个叫意愿在这里。咱们中国人说的非常好，叫做“杀头的生意有人做，赔本的买卖没人做”。一旦预测到赔本，都不愿意去做这个事情。

在中国从城邦向帝国过渡的一个标志是什么？就是”初税亩“。我们以鲁国为例，实际上初税亩不仅仅是在鲁国，在其他国家类似的过程都是普遍的。它既是我们财政收入的一个重大变化，又是我们整个国家转型的一个重大的象征。

原来鲁国国君，或者其他国家的国君，或者大的封建主，基本上都是“借民力以助耕公田”。大家可能都听说过井田制。当然，井田制历史上是不是真实存在，现在是有疑问的，可能并不是真的，可能历史上并不是这样的一个事实。

但是大体上我们说有一块公田，旁边的人来耕这块公田，公田上收获的粮食由领主拿过去。在历史上可能一开始是把它用来做祭祀，财政上把这叫做行政经费，用于行政开支。可问题在于借民力助耕田，老百姓往往不愿意在公田上尽力，对不对？“民不肯尽力于公田”。

如果大家现在有机会到朝鲜去参观一下，朝鲜的农村自留地庄稼长得总是很好，集体的庄稼长得就不好。我们1978年以前也是这样。这是普遍的人性。怎么办呢？当时也想了很多办法，最后彻底的办法就是初税亩。不管你是公田还是私田，一律按照你现在占有土地的1/10或者一个其他的比例上交，不像以前私田耕作的粮食就归自己，公田归领主，那领主总就会吃亏，因为公田总是耕不好，现在不管公还是私，都交1/10，我们今天叫分层制。

财政史上叫“屡谋而遂”，可能大家在《中国古代史》都学过，它标志着帝国财政制度的诞生，也标志着帝国的诞生。

从现实中来看，中华帝国税柄运用的规律是什么呢？刚才我们说城邦时代主要是税人，帝国时代主要是税地，现代国家主要是税商。但是这只是一个理想性质、纯粹性质的，现实中它可能三种都是混合的。“屡谋而遂”是理想。

税地是正宗。税人我们看到在帝国时代一直在消灭，比如讲汉代的一个耕夫，耕夫什么意思？原来你是要亲自服役的，现在交钱就可以了，交钱就不用服役了。一直到我们所说的“摊丁入亩”，到了雍正年间的改革，也是这样，原来你是要服劳役的，现在不用服了，把你服劳役的负担摊到田亩上。

税商一直在进行，在宋代和元代两个王朝还是比较兴盛的，这样就获得了财政收入。宋元两个朝代很有意思，它的财政收入来自于工商业，包括我们刚才说的税收、许可、官银超过财政收入的50%，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特有的现象。不过税商一直受到批评，也很有意思，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夜市，他们是赞成税商的，但是很多人是批评它的，特别的是大家知道，朱熹他对这种学派有很强烈的批评。

我们把这个概念部分全部讲完了，有这么一个概念，了解大致上有三种税柄，有三种国家形态，我们再来考察一下明代三个皇帝的财政史故事。为什么讲明代？明代因为是最成熟的帝国时期。当然，还有一个清代。我们说清随明治，所以我们暂时不谈清，先看明代。马克思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我相信我们这里也可以用上，它叫做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我们想搞清楚猴体的身体结构，我们先解剖人，因为人是发展最成熟的，对照人再去研究猴，对照最成熟的帝国制度，再来看一看整个中华帝国制度以及帝国为什么一定要向现代国家转型。

空印案

首先，我们讲朱元璋时期财政史的案件。

有人说明初三大案——蓝玉案、胡惟庸案和空印案。

蓝玉案、胡惟庸案今天先不提，因为跟财政史关系不大。空印案是完全财政史的案件。

在朱元璋时代，每年年末有一个叫钱粮奏销制度，也就是各省都要带着由本省布政司提交的一个申报表册向皇帝汇报。当然，皇帝没空接待你，实际上是向户部汇报。户部代表皇帝来接收账册：你来汇报，我来负责检查。

这是制度，一听挺好的，挺合理的，是不是？就像我们每年申报的课题，课题花了钱我们就拿着发票到财务那里去报销。可问题就在于我们报销，比如说我拿了个7560块发票，填好了单子交到财务，财务审了审说你这三张发票不合格，你只能报5600，我转过头去，财务处那边给我们提供电脑的，在他的电脑上重新修改我的表格，再重新打印出来给他，报销完结。

可在当时，那距离相当于湖广先生从湖北跑到了南京，把表格填好了交给户部，户部说一共报了50项，但是有10项不合格。该怎么办？再回去吗？湖广先生到南京顺流而下比较方便，可在当时逆流而上就很难。还有一个现实的困难是什么？这个申报人往往承担了上届中央税粮的任务，特别是在明初，我们都是实物性财政。也就是湖广先生上交给中央的，比如说粮粮食，要运到南京，中间会有损耗，因为运的人要吃粮食，所以运1万石可能要带12000石。12000石到了南京，可能过江的时候漂泊了一点或者又被人吃了一点，最后是10040石。但是我事先并不知道是10040石或者多少，这个数字我事先怎么填？没法填。这样一来，现实中发展出来一个制度叫空印。

我给你一张表，这个表有一些数字，但这个表上不盖印。还有一张空白表，上面盖好了印，到了户部，户部说你50项我准你报销40项，我就把这40项重新抄好。你上交的不是1万石粮食，而是10040石，就把10040石填好，表格也盖好了，上交这事情就完了。这事情实际上元代开始就已经这样做了，在之前也有人大致上也这样做。

可是朱元璋后来发现了，说：这怎么可以？一个空白的表格上面盖好了印，这不就意味着我填什么数字都可以吗？这是犯了欺君大罪，这要贪污腐败太容易了。1万石粮食只要保证交1万石就行了，那么我肯定要多带，多带点以上的话，我贪污多少都可以，是不是？所以在1376年就发动了空印案，按照这个空印文书上的署名逮捕相关官员，处死了数以百计的人，遭株连的有好几万人。

我们经常都说朱元璋这个人太残酷了，太残暴了。今天很多人喜欢看明史，都感叹：古代的皇帝伴君如伴虎；古代的皇帝太残暴了。但我是研究财政史的，我们这里不是感叹人性的复杂、人性的黑暗、皇帝的残暴。

我们再来看看，有郑世立这么一个人，他的哥哥郑世元因空印案背捕，而郑世立他本身是御史辩护，他说：你这个空印申报表实际上不能用作其他用途，你是做专用的。无非是报销，无非是运粮食。还有，以前没有正式的法令禁止用空印，现在用临时的规则承办过往的行为是不公正的。实际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法治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法不溯及既往。法不溯及既往可不是惊人的发明，也不是西方传进来的，咱们中国人早就认识到了。不合理，但是郑世立自己也被朱元璋惩治。

朱元璋为什么要发动空印大案？难道仅仅是他残暴吗？我们现在再来把它上升到财政史的制度。财政史制度是什么呢？首先要对广土众民的一个帝国进行治理，我们就离不开各种文书图集、档案簿记的文本，所以我们国家至少在西周时代，我们就开始用各种财政账册来掌握国家的收支跟仓储的情况。

中央政府刚才我们说了，户部代表皇帝来通过勾稽账册之间的数据查证。我们叫什么？账实一致。按照账上有多少，实物有多少来对照，如此来监控地方政府管理社会。这是我们帝国到走向成熟的表现，我们通过这种正式的制度、正式的账册来管理国家。

在这里我给大家介绍最主要的两个账册，一个叫人口土地图册，还有一个是快记账册。人口土地图册主要是反映在黄册，为什么叫黄册呢？黄册都是人口册。就是说要登记各个户，这个户里面有几个人，他们的年龄、有多少田财、有多少财产，在明代的时候是按“里”来计量，110户人家为里，10户人家为“一家”。在110户当中再推10户为“家长”，由他来帮大家把税粮收集起来上交。这个账册用黄纸做封面，装订好后上交，所以叫黄册。当时的黄册还是很健全的。当然，在现实当中，过一段时间以后，它还有多大的用？历史学家们对此也表示高度怀疑。

接下来就是鱼鳞图册，土地的登记册。实际上，前面的黄册当中你家有多少土地已经登记了，土地图册就是以地统人，这个地画成图，画出来的样子就有点像鱼鳞。这个地又是属于谁的？前面是以人统地，每个人每一户人拥有多少地，每个地归谁？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图册。

同时，财政的账册就是“四柱”清册。我们今天用借贷表，资产负债表。过去主要是“四柱”清册，“四柱”清册也很简单，旧管结余、新收收入、开除支出、实在（本期）结余，4个基本的数据。这样几个数据，户部有一套账，布政司就是省这一级的有，州县衙门也有，民众可能有自己的。

所有的账册之间就有勾稽关系，一定要能够经得起检查，常规检查和御史临时的检查。很重要的，当时的御史制度就有点像我们今天的巡视。下级官员一定要为报表中的数据作出解释和说明，户部拿到报表以后要进行比对，来进行国家的治理，这些都是正式的制度。

我们看到朱元璋为什么要发动空印案？是他这个人个性残暴吗？我们说如果这样去解读历史就过分的简单了。在朱元璋看来，这个制度非常恶劣，我本来要通过所有的账册之间勾稽关系来监控地方政府，管理整个国家的，但现在可以临时填写，而且填写之前就可以已经把印盖上了，这就意味着你怎么填写都可以。我用财政账册来监控下级政府和具体经办的官员就达不到目的了，我做了还有什么用？操作中可是也有两困难，如果不使用空印，我财政制度运行的成本就非常的高，或者根本不可行，湖广先生从南京再返回去填上，再坐船下来，可能两个月过去了都还有上届钱粮的问题，损耗问题。

那么这怎么办？这实际上涉及到，朱元璋这个人个性可能残暴了一点，但是在这个残暴的空印案当中所体现的主要是帝国治理的难题。

一个是原则性。国家要统一，要实现有效的治理，中央政府就一定要有制度的原则，要有刚性的监控。不能够随便乱说乱画，要管理下级政府和民众。可是有了明原则性，又必须要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各地差异太大，交通成本太高，今天从武汉到南京可能都不太方便，更何况那个时代，所以一定要有各种各样的变通空间来获得操作上的灵活性。

帝国治理是怎么做的呢？那么主要的是两类，一类叫非正式制度的灵活性来补充正式制度的原则性，第二类叫君主的灵活性来补充正式制度的原则性。

首先，在我们财政制度当中始终是有两套，一套叫正式制度，一套叫非正式制度。吴思先生自从提出“潜规则”这个词以后，风行一时。只不过在我们现在使用“潜规则”的时候，往往把它做一个贬义词在使用，我潜规则了你，总归是不好的，所以在正式的文本当中我们就不用“潜规则”，我们用非正式制度这样一个中性的词。

再看帝国当中政治制度精巧严密，各种财政账册很健全。明代的时候，西方的学者通过天主教会了解一点中国以后赞赏不已，特别是明代时期西班牙水手刚刚到中国的时候，他们发现中国的法制多么健全。到了县衙大堂有原告、有被告、有证人，有县官在这里进行审理。而他们那个时代的西班牙，他们的司法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神明裁判、决斗裁判，比如说有传教士主持审判，说你是嫌疑人，你要证明你没罪，弄块铁板下面烧红了你走。你如果走过去，说明你是无罪的，上帝保佑你的。还有要么就决斗，你赢了就说明上帝是保佑你的。这时候我们的法制是领先的，后来我们慢慢就落后了。

这里不多说，我们说的是正式制度确实让当时来到中国的那些画外之人感觉到惊讶。我们还有大量的非正式制度，它具有灵活性，比如说盖印的空白申报表。同时，还有很多其他的非正式的制度，比如说明清两代为了公平，为了吸收更多的人进入到政府体制内，为了打破世家大族的垄断，所以就广泛推行科举。推行科举，怎么样才能公平？大家知道诗文是最不公平的。哪一个人的诗才第一、哪一个人的诗才第二，说不清楚的。什么最公平能来衡量你的水平？实际上就是八股文，大家注意，八股文我们今天一听是个贬义词，但是八股文在衡量公平性方面，它相比之下是一个最好的制度。

把你选拔出来了，中了进士做了七品县令，可是你不懂时务怎么办？必须要有师爷来配合，师爷的工资是由县官来发的，师爷本身就是一个非正式的制度。师爷的工资，比如说明代中期一个师爷一年大概要120两白银，100~120两白银，可是一个县官一年的工资是多少呢？40~60两白银，付一个师爷都不够，更何况一般来说县官至少要两个师爷，一个管钱粮，就是财政，一个管刑民，就是司法，就是两百多两白银过去了。

师爷执行的是公务，必须用非正式的财政制度来获得这笔收入，所以这样的一个非正式制度成为上上下下默认的，我们叫做“陋规”。记得我最早看《水浒传》的时候，林冲到了草料场，老军跟他交代，每年常例钱是多少，我看不懂什么叫常例钱，那时候小读中学的样子，现在知道了，”常例钱“就是陋规，它虽然丑陋，但已经是一定的规矩了，也就是说大致是多少大家都清楚的。保持帝国统一、保持帝国原则性，同时为地方因地制宜、运行政务、发展公共事业提供了可能。但问题是这种灵活的非正式制度存在，往往又破坏了政治制度的原则性，也就是说陋规跟贪贿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它往往就破坏了当地的民生。

回到空印案，这里最典型的体现就是用君主的灵活性来补充政治制度的原则性。君主一方面要依赖于正式的制度，不依赖政治制度怎么治理国家呢？另一方面他也必须无视正式的制度，要靠制造例外来取得某种灵活性。从必须依赖政策制度来说，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各种各样的财政政策，可是如果这个君主完全依赖于政治制度的话，他就成为官僚系统中的一员。

一方面君主的超然和自主地位无法体现，更关键的是君主、皇帝他不是官僚，不是最大的官僚，整个国家是他的，也就是我们说的家天下，他还有大量的家族利益、个人利益存在。特别的是我们说从国家治理来说，还有要应对复杂的不断变化的现实，特别是要控制官僚诸多灵活性行为。

我们需要君主、需要领袖去应对各种突发的、紧急的、难以处理的种种的行为、突发的事件，需要他们有灵活的行为去应对。君主就需要运用非正式的手段或者制造例外，去控制官僚。那么，在帝国时期这种例外往往就用的是政治罪，用政治罪来突破正式制度整肃官僚阶层，这就是欺君大罪，欺君大罪是政治罪。今天我们经常说到这句话，很多无法解决的、制度没有规定的上升为政治问题，这样一来高度就很高了，就可以用一些非常规的手段去解决了。

可问题在于皇帝要给他一些特殊的权利，灵活应对各种突发的问题。但是如果这个皇帝做昏君了怎么办？宋史学者赵冬梅老师说的一句话，我把它引用过来，就是“皇帝要做昏君，谁也拦不住。”说实话，朱元璋在皇帝当中还算好的。但是空印案这个事情，郑世元、郑世立的例子说的是对的，你以前没有规定过，你现在用什么新的临时性的制度去追究以往的行为，这是不对的，是昏君在做的。

我们说君主制造太多例外，就会削弱政治制度，特别对昏君来说可能会突破必要。有必要突破吗？正式制度很多时候确实有必要，但是他会突破这种必要频繁的使用，那么这样的一种权利无从制约。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了帝国治理当中的两难问题。一个，有必要将君主的灵活性跟政治制度的原则性相结合，有必要吗？当然有必要。在紧急的时候，我们需要君主拍板、决策。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叫做：“错误的决策总比不决策要好。”经常是这样，在纷繁复杂的现实面前，我们需要领袖领导，摩西带着犹太人离开了埃及，如果不离开埃及的话，可能犹太这个民族就不存在了，确实需要这样的领袖。

可问题是，如果灵活性凌驾于政治制度之上，君主就很可能把自己的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的公共利益之上，最终损害公共利益，甚至君主家族的私人利益。朱元璋还算一个相对好的皇帝，所以他觉得自己频繁的使用例外的权利不会伤害帝国，但是他担心他的子孙会伤害帝国、伤害朱家。

所以大家知道朱元璋后来就制定了宪法，叫《大诰》，制定了一些祖宗的成立，令后世子孙不得违反，就是说我把它正式化以后，一定要把它遵守。可是后世子孙也未必听他的，所以我们这里看到帝国制度暴露自身的一个深刻的矛盾性是什么呢？帝国依赖于君主，我们以前的说法叫：“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帝国往往也毁于君主。

我们先把这个案件放在这里，一会我们再从这个案件看“为什么帝国一定要转型”，

太监税收案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部分“太监收税案”。太监收税的一个故事，太监收税这个故事背景是在明代中后期，经济发展与税收能力严重背离。在明代中后期，实际上工商业经济已经相当发达，我们以前的历史书上把它叫做明代资本主义萌芽。可是这个萌芽一直就没开花结果，我们要追究原因在哪里。当时南方的丝绸、瓷器、棉布，北方的棉花、羊毛绒线互通全国，特别的是跟欧洲日本的外贸，使得大量白银流入，中国是一个贵金属严重缺乏的国家。过去铸币是依赖于铜，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中国的铜不多，二是商品经济一旦发展，铜的数量更是严重不足。

尤其在宋代时表现得最典型。所以宋代四川发展出铁钱，因为没铜了，后又发展出纸币，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可是发展纸币的最大问题就是会滥发，我们就缺乏贵金属来媒介整个经济的流通。中国又没有铜，只有从外来，按照学者万明老师的研究：大概在明代中期，西班牙人在美洲开发白银的一半左右，还有日本人，每年开采白银的2/3左右，都通过贸易形式流到了中国。借助流传进来的白银，使得整个货币经济发展起来，我们的财政也变成从刚才说的明初的实物财政变成了现在的货币财政。同时各种工商业城镇不断兴起，专业商人出现，民间以东南地区为主，就是现在的江苏、浙江、福建、江西这一带普遍富裕。

在普遍富裕、工商业经济已经发达的情况下，政府却无法对增加对财富的征税。因为明初朱元璋立志只对土地征收田赋，每年增收2500万担粮食，就把它作为定额，大概占正式财政收入的75%左右。然后对于商税，他采取清税政策：30税1，然后把洪武18年的商税数字作为定额，后世子孙不得超过这个定额，包括田赋也差不多就是2500万担，不得超过。

有人向他（朱元璋）推荐一位官员，办理商税比较能干，他（朱元璋）说这就是盘剥民众，反而训斥、惩罚。到后面工商业经济越来越发展了，要征税，官员们普遍反对。反对理由也高大上：祖制不可改，这是朱元璋立下的祖规矩，“圣朝以孝治天下”作为孝顺的子孙怎么能改呢？同时税重民生苦。如果税重，老百姓会日子过得很艰难。这样一来，前后倒了。

这里就能看出，作为特殊利益集团的官僚，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明代中期工商业的发展，实际上受益群体最大是官僚，他们捞取了大量的财富，通过是严查码：也就是国家专卖，国家专卖当中国家能够获得的利润是非常少的，像中国烟草网的消息让很多人诧异，它为什么会亏损？当然我们也不清楚它亏损的原因在哪里。但是可以看到在明代也是这样的，这些专卖国家拿不到多少钱，主持其中的官僚拿的最多。

另外就是运用权力经营商业，或者给商家提供庇护来分享商业利润和商业清税的好处。比如上海松江的徐阶，大学士，他家有很多田地，但田地实际上给他带来的财富并不多。

徐阶真正赚钱是靠什么呢？纺纱、织布，当时松江棉布行销天下，徐阶家雇了很多人，又因为是大学士从事这方面活动只需要交很轻的税，所以他们这批人肯定反对向工商业征税的。另外甚至不惜勾结东海东南沿海的走私集团和倭寇来获取海贸利润。

大家注意，明代在隆安开海以前就有大量白银流入了，隆安开海实际上只开了很少几个口子，可是那么多白银怎么流进来的？大量都是走私。参与其中的除了海盗、海商等不法商人，还有大量的官僚。所以我们这里引了丘橓的一段话，丘橓是在嘉靖到万历之间的一个大臣，他说“国与民俱贫，而官独富。”这是很深刻的。

到了万历皇帝，他遇到了财用匮乏的问题，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财政危机了。什么财政危机呢？一个是万历三大征；一个是在朝鲜用兵，帮助朝鲜抵御日寇；一个是在北方，大概宁夏这一代跟蒙古人打仗；还有一个是在今天的贵州、四川这一带，当时叫亳州，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镇压少数民族武装叛乱，这个是要很多钱的。

另外很有意思，当时紫禁城很多宫殿受灾了，被火烧掉了、被雷击了，然后又着火烧了，需要营建，又需要很多钱。当提出要对工商业活动征税的时候，遭到大臣极力抵制，不能够通过官僚系统的正式渠道去征税，只能派出自己的司丞的太监到各地去开矿收工商税，或者督促地方政府地方官员去征工商税制度。

虽然清税，能增加一点，但是更多的是通过太监去收税。太监毕竟人少，需要执行的力量，那么执行的力量靠谁呢？就靠地方的恶棍。用一切可能去敲诈勒索，甚至叫做“矿不必穴，税不必商”。矿是要有找到矿缺的才能采矿对吧？他往往不是这样，而是找到一个富人家里面的祖宗坟墓，说下面有矿，那个时候人很孝顺，掘坟是不行的，那么就给钱，敲诈勒索。地方恶霸管你有没有商业活动，就直接征税。肆无忌惮的收税行为，在许多地方引起民变。

在今天的苏州有一个叫葛成的人为代表抗税。按照历史记载，这帮太监和他们的助手收到的税只有1/10归到国库，9/10被他们拿走了。用如此高的征税成本和极大的信誉损失所获得的收益,太监及其手下占有九成,入公库者不及一成。

今天历史书上提到万历皇帝派太监收税，总是谴责皇帝昏庸，谴责太监疯狂，谴责怎么不合理。实际上这里涉及到财政史在历史上的一个制度，叫“皇室财政制度”。皇室财政制度本身是有”功“的，当然也有我们刚才说到的“过”，以前的书很少提到皇室征收工商税，它是有合法性的、它是有正当性的。不是我们想象的，他一拍脑袋就去肆无忌惮地去征收。

在帝国的传统当中，天子拥有一切财产，有权对任何财富征税。在春秋战国时代，出税目实际上针对的是耕地，就是说耕地现在不管公私，都要交1/10的税，都归你耕种。

那么对非耕地以历史书上叫做山海池泽这些东西，也就是说你要到森林里去打柴、或者你要去做什么其他的，那么就要向国家、向皇室交税，交什么税？当时一种叫过税，就经过关卡的时候交税；一种叫住税，就在市场上，针对你的贸易额交易额，针对你这个商铺的财产额交税，叫过税和住税。所以这样的一种税长期都是属于皇室财政。

国家财政主要来自于刚才我们说的耕地，非耕地主要是进皇室采摘，那么他们的分立在当时的帝国当中是有积极的意义的。大家看到从历史上来看，他约束君主不去轻视皇室财政，支出行为受到皇室财政收入的限制，要做点什么事情？需要大臣，如果动用国家财政的话，需要大臣的许可。因为你能够收到的田赋基本上都有安排了，所以你要皇帝做自己的事情的话，要通过皇室财政自己的收入，而你的收入相对来说也是有限的。

另外国家财政运行比较正规，有严格的制度要求和会计核查。刚才我们看到那套账册，但是皇室财政运行的比较灵活，可以弥补国家财政的制度，因刚性而造成的不足。比如说哪个地方突然发生自然灾害了，发生自然灾害了要紧急救援，但是国家制度的运行总归是比较慢的。

所以皇帝就派人过去，用皇室财政去来去救灾，特别的是打仗，如果打仗紧急情况下，国家财政没钱了，往往都是动用皇室财政。这里可以看到皇室财政灵活性可以补充国家财政的刚性。

但从太监收税这个事件我们来看到，皇室财政灵活性带来了专制性，严重破坏了民众财产与人身安全。再回来看，通过太监收税这个案件来看，明代财政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呢？不是皇家派太监过去收税显得疯狂，也不是税重民穷。而是因为封建统治者都是残酷剥削的。

但是我们从太监收税制来看，根本的问题在于什么呢？工商业经济日益的发展，国家机构跟正常的财产却不能有效征税？不能充分动员帝国时期的财政的资源。当国家有紧急需要的时候，没有正路就只能走歪路，歪路让所有的人都受损，双输，甚至三输，即民众国家在太监收税当中甚至部分官僚也是输的。

这几年我们一直提倡减税，地方财政不足，正路不通，就有很多歪路衍生，乱罚款又出现了。所以大家看到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物，再从这个案件来看，有个因成熟而僵化的帝国财政制度，什么意思？就说朱元璋是不是傻，什么都用定额来管理，财政收入主要的75%，3/4，主要是田赋，而田赋基本就是2500万吨粮食。从实物财政转化为货币财政，差不多就是2500万两白银的样子，然后再加上一部分来自于工商业的收入，大概就是明代的财政收入差不多就是3000多万两白银的样子，这个数字是黄仁宇先生估计的。

朱元璋为什么要这么做，从整个帝国来看，主要是帝国慢慢走入成熟，国家职能转向内向，不以进取为能，不以扩张为目的，对支出的需要比较少。这里（现场）有年轻的朋友，也有跟我年纪差不多50岁左右的。50岁左右的朋友想象一下，除了孩子的教育可能有点没底以外，你们自己的支出基本上是固定的，没有什么太多需要花钱的，因为有这样支出的原因，所以对收入希望定额管理，希望消除一切不确定，采用定额措施去管理财政活动，这是帝国进入成熟的表现。

朱元璋这么做，还有一个原因是宋元，前面讲到，50%以上的财政收入来自于税商，税商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容易剥削民众，特别是元代，叫做“掠夺性税商”，朱元璋觉得不能那样，要长治久安，就要实行定额管理。

对于自由流动的工商业经济，采取侵蚀和不负责任的态度，没有必要的保护措施，也没有正规的商事法律和周到的法律程序，大小官吏工商税的管理方面，如果我们看民代的书民代的笔记，就会发现马虎和腐败，也就是说国家不重视，因为国家从中也没有获得正式的收入，所以也就放任。放任的话，官员来管，有人要问了，国家没有这样的保护性的法律，民代的资本主义萌芽是怎么发展起来的？我们来解释，一个可能是国家管制罗网的疏松，而在数量上又积累，司马迁在史记里面说过叫“网疏而民富”。

有人解释1978年以后，咱们中国经济的发展也用的这个词，原来的管制罗网太严，老太太到街上去卖点鸡蛋，卖只鸡，也叫做资本主义尾巴，后来管制罗网收上来了，“网疏而民富”。

法国有一个历史学家叫布罗代尔，曾经分析过中国明清的工商业的发展。他把它分为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认为中国当时工商业发展，只是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市场经济没有高风只有平原，只有一些量的经济交易的活动，没有大量大规模的跨时期的、跨地域的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不光要有平原，还要有风。他认为中国没有，中国为什么不能走向资本主义？他认为中国没有风的存在。实际上布罗代尔没有看仔细，中国不是没有风，而是这个风，所谓的大规模跨时期跨地域的经济交易，往往不是有单纯的商人做的，而是有官僚自己去做的。官僚自己经营商业，或者他们提供某种特权庇护，而取得了这样的工商业经济的发展。

图 | 费尔南·布罗代尔 ©

所以这些人他往往看不到，比如说徐阶，他可能看到了大学士官僚，但徐阶家经营了那么大规模纺织的工厂，我们不把他统计为商人，不把他统计为工商业者。所以由此产生的经济剩余，可以看到它流入了官僚的手中，不能够成为推动经济进一步成长的有效资本。这些商人，这些商业活动，要么是徐阶家或者是皇商自己经营的，要么就是受他的庇护。

我们今天经常念叨的一个人叫“红顶商人胡雪岩”，胡雪岩原来是浙江巡抚王友林和闽浙总督左宗棠的庇护，他发展的很好。但是后来为什么失败了？一方面是因为他参与了投机生意，一方面也是这些官僚撤销了对他的庇护，他失败了，我们叫“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对比一下，17-18世纪的英国，它把税收给予工商业活动，凭借工商税来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我们这里面专门有一章叫“财政革命”，英国人向荷兰学到了什么？征收工商业税。原来英国也没有，是跟荷兰学的，征收工商业税就意味着经济交易活动越大，它的税收就越多，可是工商业经济活动怎么样才能越大？必须给他保护。所以就形成了叫国家跟民众之间的同呼吸共命运，国家对商人采取产权保护，健全法制。产权保护进一步推动工商业的发展，工商业交上的税多，国家就强大，国家就有钱。所以英国19世纪为什么成为日不落帝国？跟这个有关系的。

而我们帝国时期，我们的政治经济矛盾是，工商业的发展依赖于特权保护，光靠网疏而民富是不够的，只有一个量的积累，没有高风，高风往往是来自于特权保护，可是特权往往又能毁了工商业发展，一方面官商皇商是靠垄断来获得利润的，而垄断我们说效率往往是不高的。另外，还有一部分是来自特权的庇护，而特权的庇护可能撤销，特权也可能会随时消失，徐阶倒了，他家就完了。

皇帝劝捐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故事，叫“皇帝劝捐”，这个故事来自于苦命的崇祯皇帝，李自成的起义军快打过来了，要给军队发军饷，没钱怎么办？当时有个财政制度叫捐献制度，请大家捐，文宦勋官来捐，可是响应者寥寥，皇帝一共就筹了20多万两银子，完全不够，王朝挽救不了。

以前很多人解读这个事件的时候，都说的是官僚道德上无耻贪婪，或者不爱国。作为财政史，他捐献制度是怎么回事？捐献制度实际上它是在正常渠道之外，用特权跟捐献者进行交换，并不是真正纯粹的我们今天意义上的慈善捐赠。作为制度，它主要是出售荣誉和爵位，皇朝正常的时候，他出售的主要是荣誉、象征性的东西。比如说你有钱你想给你的爷爷，或者你过世的父亲修一个豪华的墓，不能随便修，你没有一定的品级是不行的，但是你可以给官府捐一笔钱，然后给他买一个级品，比如五品或者七品，就可以按照五品或者七品的规格给他修个墓，这个纯粹是荣誉性质的。但是有的时候也会买实职的官职，来换取财政收入，一般是军事，还有河工，还有赈灾。

这个起源很早，像秦代的“纳粟”、“拜爵”，就是这样起源的制度。那么到了明代我们来看，捐资者一般是两个选一个，一个是给你荣誉职衔；一个是到国子监去读书，到国子监读书意味着你就可以直接到北京去参加会试，国子监读书读一段时间以后就可以参加会试了。比如参加乡试，乡试中了，才可以到北京去参加会试，如果你捐了钱了，你可以去，国子监读了一段时间书，甚至可以直接做官。

那么在明代的时候，捐献制度用的不是太多，清代用的特别多，为什么？他想通过捐献制度引进一批依附于君主的官员，制衡科举出身的官员，雍正皇帝表达的最清楚，他说如果走上仕途，全是靠科举考试，做官的人就不会对君主“竭智尽心,以邀恩宠”。

我们知道有部电视剧叫《李卫当官》，李卫是怎么当官的？买来的。如果所有的官都是通过科举，它就具有了自己的独立性，所以明代的官员、个人，相对于皇帝的时候，比起以前的朝代比较弱势，因为明代从元代那里学来了一个特别不好的制度叫做廷杖。

这是个体，相对于皇帝显得很弱，但是官僚集体组织起来，相对于皇帝来说又特别的强势，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清代人总结出来的，就是说他们全凭科举获得官职的，这不行，要有意识的引进捐献，但是捐献制度它存在着悖论，什么悖论？我们既可以看到他的积极意义，也看到他的消极意义。

积极意义是什么？一方面当然是增加财政收入，要去打仗，要去治理河工，要去赈灾，没有钱怎么办？这时就通过捐献可以获得一笔钱。另外，就是把经济精英引入体制内，不把经营留在体制外，反对当局，这是我们自古以来的智慧。这点看《西游记》大家就很明白了，太白金星跟玉帝说，要把孙悟空从花果山，遭到天庭对吧，大小给他个官儿，拘着，一旦有事也好，就近擒拿，不要把他留在体制外反对天庭。

那么我们也是，有一帮经济精英，他们有钱，他们是精英，但他们科举考不上，我们把他吸引进来，扩大国家的社会基础，但是他的消极的意义我们也很清楚。他把国家公职和荣誉之间当商品买卖，那么制度的严肃性是消失了，社会风气败坏了，特别是公权私权的界限消失了。因为捐献而当官的人，他只把捐献当作投资行为，就会尽力的搜刮民众，同时对君主也没有什么真正的感恩之心，他跟科举的人可能不是一路的，但是他跟皇帝也不是一路的，皇帝能控制他的时候，他会听话，控制不了他也谈不上。

另外，越是需要捐献之时，越无人捐献，这点跟今天的银行是一样的，越不缺钱的人，银行巴不得借钱给你，越缺钱的人银行越不敢借钱给你，不肯借钱给你。越是王朝稳固，不怎么要钱，官职和荣誉就越值钱，捐献的积极性就越高。越是像崇祯皇帝江山易信了，要钱了，官职和荣誉就不值钱了，你如果捐，崇祯皇帝会给你荣誉，会给你其他的，但是不值钱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官僚背弃了朱明王朝，意思是什么？这样一次捐献的行为，这些官僚可不是因为没钱才不捐的。

后来李自成进城了，农民军，特别是刘宗敏，拷打这些官员，很多官员吐出了几万两甚至几十万两的现银。当然清代的人记载的明史，大家读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往往会有点抹黑行为，所以这里面到底是多少，不知道，确实敲打出来很多，确实他们有钱不肯捐，这是肯定的。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官僚事实上背弃了朱明王朝，他不觉得自己要用个人的财富来挽救王朝的命运，后来很顺利的投向了大宋王朝。清兵入关以后，又很顺利的投向了满清，为什么这些官僚有意无意认为，即将丢失的只是朱家的江山，而跟自己无关。我们遇到崇拜的，像黄宗羲他一辈子做了很多抗清的工作，后来到晚年到乡间去隐居。可是黄宗羲的儿子孙子都是在清廷，后来都是做官去了，他并没有组织。

因为他觉得他是做了明的官，他要尽职，但是他这个尽职直到自己为止，自己可以不做二层，但是他的儿孙不影响，所以大家看到了吗？他们对于王朝很大程度上就跟今天的职业经理人是一样的。我出于职业道德，不会去与现在公司完全竞争性的公司去任职，或者一定时间内不去任职，这是我的职业道德，但是肯定不能约束我的孩子，甚至过一段时间也不能约束我了。他们也是这样，为什么背弃朱明王朝这么容易，跟这时候帝国制度理性化有关系，我们说国家要有效治理，就一定是围绕着公共权力建立并完善各种政治制度，避免权力为各级官吏所私用，这是很正常的。

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我是1997年加入到当时的君安证券研究所去做证券分析员，那么在我进君安证券以前，君安刚刚进行过一个制度的理性化改造，甚至理性化改造？在这之前，君安在各地的营业部，他们有很大的权力，甚至营业部可以通过当时的叫国债融资，可以融很多的钱，那时很有活力，他们去打新股也好，做其他的也好，做投资也好，挣了不少钱，营业部很有活力。

图 | 南翔书苑讲座现场 ©

营业部很有活力，是以公司高度承担风险为代价的。所以在我进去之前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就是把营业部的各项权力，特别是对外融资的权力上收，收到总公司去。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个集权的过程，但是表现出来的是一个权力理性化，公司制度理性化的这么一个过程。

再看帝国，帝国实际上很像今天的公司，帝国时期的君主权利，实际上是所有权跟统治权合一。公司也是，特别是一个私有的公司，我们想象一个100%的私人企业，那么谁拥有谁有权，谁就拥有统治权或者说治理权，所以前一阵子大家知道姗姗，后来媒体再也没报道，我也不知道结局是什么。姗姗集团，因为他先生去世了，她要求继承他的股份，继承了股份就拥有了所有权，当然这个是控股权，不是完全的所有权。

但是拥有控股权就拥有管理权，可是在此之前他的先生就已经安排他前妻生的孩子在公司里面工作，可能要来接班，换句话说管理权要交给她。最终我不知道是怎么结束的，按照我们资本的法则大家都知道，如果遗孀能够获得公司的控制权，在法律上她就应该拥有公司的管理权，这是我们资本的法则，也是帝国时期的法则。

君主拥有天下所有的土地，用众人的话说叫做“打江山则坐江山”，什么叫“打江山”？占有天下土地的所有权。什么叫“坐江山”？对土地上的人口拥有统治权，所以统治权是因为所有权而获得的，这样的帝国制度。为什么相比于城邦来说更有效率？这就是君主对自身地位的重视，来实现公共权力的独立性和智商性。

换句话说，公共权力行使的越好，国家越繁荣，这个家族就越是能够坐稳江山，君主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来保障共同体整体利益的实现，我们看到他如果100%的股权，他可能就会好好的经营公司，他个人财富增长，跟着干的人，员工，包括消费者可能都从中获益。问题是，在明代以前，我们出现一个广泛的、特别是帝国时代，无法解决官僚私用的权力，权力为官吏私有。就像我刚刚说的，进君安之前，很多营业部行使的权力是有害于公司的整体；官僚私用的，私有的权力，也是有害于整个帝国的。

所以君主就想办法不断的把权力上收，上收的过程我们以前把它叫做专治，但是我们代表的是权力的不断的理性化过程，所以这种理性化带来的是政治专治程度不断的加深，所以我们今天经常说朱明王朝是代表了，或者是一直到中国的专治程度不断的加深，一方面当然有我们谴责的坏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大家不得不看到，再有权力理性化的一面。

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君臣关系因为理性化而变得不断的冷酷，如果把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皇帝四人手中，特别是把宰相都废了，那么政权也就真正的一家一姓的私有物，各级官僚行使的权利哪来？都是君主给我的，所以我跟你之间的关系应理性化而客观化，应客观化而冷酷，跟你的关系越来越远。

所以在官僚看来，我是怎么当官的？是因为科举成功了，跟你没什么关系。当然官职是你送给我的，但是如果我科举不成功，你是不会给我的，凭我的资历跟功绩获得升迁的，我在微薄的官方制度下是凭本事捞钱的，一切跟你皇帝，不能说完全没关，但是离的很远。我要养两个师爷，我还要养长，然后我还要养其他的人。这些钱是你皇帝发的吗？全是我想办法捞的，所以在朱明王朝危机时刻，没有人愿意捐助自己的私产，来挽救跟自己无关的王朝。

再回到我们中华帝国奠定的关键时刻，叫“白马之盟”，不是说“白马之盟”奠定了整个中华帝国制度，它是一个很好的案例、一个象征，我们可以用来分析中华帝国制度建构跟罗马帝国跟其他帝国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帝国制度构建的时候，中华国家是最成功的；跟白马之盟这个象征意义有关系。比如说高帝12年，刘邦杀了一匹白马，诸大臣和将领谋士，不是皇帝直接下个诏，而是互相的一个约定。

所以有人经常说社会契约不适用于中国，我们看到这就是一个社会契约。只不过这个契约的对象稍微少了一点，皇帝跟诸大臣和将领谋士，“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既是对皇帝的约束，也是对大臣的约束。由此来看，有一个学者叫李开元，他曾经特别的分析过“白马之盟”，按照他的结论意思就是说：一方面均未是建立在可撤消的契约基础上。

我们看英格兰国王，日本皇室，都是万世一系。英格兰国王到现在血缘血统的追溯都能追溯到1066年，那个抢了英格兰王位的诺曼底公爵，七里八拐总要找到点关系证明我拥有那个血统，中国不是的，孙悟空说：“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咱们中国人很接受这一点，这个契约是可以撤销的，我拥护你是因为你有德，一旦你没德了，朱明王朝被推翻，我可以不做清的官，我不影响我的子女，他可以撤销的。

另一方面，帝国权利采用血缘制和功绩制两套标准，一套是最高统治权，就是皇族垄断，有封同姓王为形式，通过血缘形式来继承，然后一般统治权利由官僚掌握以封合为形式，通过功绩原则来分配。同姓封王的话，可以确保军权稳定地传承。功绩原则初期当然是军功，后来不打仗了，不可能是军功了，就是文治功劳，凭业绩，凭能力来保证你的权利和深浅。

有人说这很自然很正常，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一旦有了比较的对象，我们就发现不是如此。我们比较一下罗马帝国，罗马帝国的皇帝是怎么当上的？血缘制不是天经地义的，他们往往是靠军队的拥戴，军队拥戴你，你做皇帝，然后元老院选举、通过，走个程序，你就做皇帝了。军队不拥护你，你就做不了皇帝了，所以罗马帝国的皇帝跟皇帝之间，大多是没有血缘，有血缘的很少。

如果大家看到一部电影叫《角斗士》他里面老皇帝，马克·奥勒留，他是罗马皇帝第一个想办法把皇位交给自己的亲自儿子，就是康茂德，我们英语的 Commodus。但是至少从这个电影来看，我们知道他后来后悔了，想把皇位交给我们电影当中的主角，主角叫马克西莫斯。

父母相继在罗马帝国当中很罕见的，都是通过收养关系，比如说第一代的凯撒，凯撒要把皇位交给谁，不是自己的亲孩子，交给他姐姐的外孙，用上海人的叫法要叫他舅公，反正把他收养为养子，一种拟制血缘关系，确立为继承人。跟我们很不一样，对不对？官僚，它的官僚是怎么产生的？他在各地设的总督都是皇帝的私人代表，不是凭业绩，不是凭能力。不是凭你从七品县令一点点做上来，然后我命名你为总督，命名你为巡抚，他就是私人代表。

这个总督下面地方自治，各个民族自己管自己的，比如我们如果熟悉圣经故事的话，我们知道犹太人他当时是有王，希律王，这帮犹太人的长老对耶稣不满意了，把耶稣压到当时的总督彼拉多面前，要处死他，彼拉多拿了一盆水洗干净自己的手，说是你们要处死的，跟我无关，他是总督，是皇帝的代表，私人代表，所以跟我们很不一样，所以不要以为我们这套制度普天下都是这样的，很特殊。

这样一来我们中华帝国的君主官僚制有好处吗？有好处。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中华帝国之所以能够延续2000多年，我们说有合作，官僚依靠君主获得权力，实现个人理想跟天下太平，君主需要官僚来实现国家治理，来巩固自己一家一姓的君位，所以我们帝国为什么如此温度有关系的，所以他也有内在的背离。这两套原则不一样，一个是功绩原则，一个是血缘选择。就说凭血缘选择的君主，个人是不可能赢得依靠学识获得管委，凭借业绩决定升迁官僚的中心。

所以从劝捐事件我们可以看，君主在有可能失去江山的时候，是具有自己独立地位权利来源的官僚，被其君主是坚决无情的。所以大家看《三国演义》都知道，鲁肃跟孙权有一句话：我们都可以投降曹操，你不能啊，我们投降曹操还是做官僚，你投降就做不了主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黄宗羲一个说法，“天下为主，君为客”，客人是经常换的，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地质的根本追问，客从哪里来的？客怎么来的？我们说有善客有恶客。

国家的转型

三个故事讲完了。我们现在来看看，为什么要从财政来看国家转型，为什么要走出帝国？

首先看第一个财政史故事给我们什么启示？

首先我们说在国家治理当中严格的制度是一定必要的，到今天为止都是这样对吗？我们在现实当中确实需要一定的超出现有制度的非常规权利，来灵活补充，柔化刚性的正式权利。所以有人高度赞同一句话叫做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这句话实际上是不对的。就是说要有政治制度，要把大部分的权力的活动关在自制的笼子里是对的。

可问题是现实是非常复杂的，在紧急的状况下，在纷繁复杂的局面当中，我们是需要拥有一定非常规权力的领袖，任何时候都需要这样的领袖。在关键的时候，我们前面说了危机的时候，替我们决策立刻决策，当下的决策。同时在纷繁复杂的局面当中，领导我们前进。我们需要这样，他拥有非常规的制度外的权利，不能都把权力关在笼子里，不能的。

我们举个例子，美国总统的“特赦权”。美国总统每年，当然他不一定每年，这完全由总统自己决定，他可以特赦一批人，就是说你是被判罪了，可能判5年刑服了2年了，总统给你后面的刑免掉，这叫为刚性的法治，注入仁慈的因素。我们叫做mercy对吧？这么一个仁慈注入到刚性的制度当中，对一个国家治理来说非常重要，可是你要把刚性的法治注入仁慈的因素，能用制度规定吗？不能的，因为没办法用制度规定，所以留给总统自己决定。

这是现代的美国做法，在帝制时期我们只能由皇帝来掌握，超出正式制度的，我们经济学上一个词叫“剩余权利”，就是说在政治制度规定之外的权利，这种非常规的权利确实需要，帝制时期只能给皇帝，开始任性的皇帝会毁坏这个非常规权利的形式，甚至破坏正式制度。所以要想办法管住皇帝，管住皇帝在帝制时期说实话是没有指望的。

只有在现代国家，我们可以看到对领袖我们是怎么关注的。一个是管住他的权利，用分权来管住，分权怎么管制？比如我们以美国总统“特赦权”为例，它是免刑不免罪，是不是有罪，是法官的权利、司法的权利，总统无权的，总统有权就是行政权。行政权就是说你原来该服5年的，我现在不让你服了，或者还剩下三年，可以免掉你了，叫免刑不免罪。他能够行使的只是他自己的行政权这一部分，司法权的行使不了，立法权的行使不了，这叫以分权。

还有人权来制约，就是你可以行使非常规的权利，但是你不能够触碰损害最基本的人权，人身的安全，言论的自由，还有其他的一些，最基本的人权，这些不是你这个非常规权利能够损害的。除非你通过比如说紧急的状态下，乌克兰、俄罗斯入侵了，乌克兰总统说要紧急征召男性的公民去打仗对吧？这时候你说我不愿意打仗，那不行，这是强制了，紧急状态下可能会行使一部分。

但是总的来说基本的人权是一定有的，用人权来制约，还有以社会来制约什么意思？主要单个的人，实际上是无力对抗国家的权利，必须结成社会团体，也就是说组成社团，用社会团体的形式面对国家权力，这个是不容剥夺的。这样来管住军权。

管住军权不是说用正式的制度，我们说的非常规权利很必要的，正式制度，就像美国总统特赦，特朗普把自己的很多的朋友都特赦了，美国人可以批评他，你有点滥用权力，不能说他违背了法制。这本来就是在他权力范围内，而且管住君位，就是我们说的任期制。

第二个财政史故事给我们什么启示？财政收入制度需要某种弹性的，以便能够向新增的社会财富征税，特别是明清两代的资本主义萌芽，可是国家不能够从中获得正式的财政收入，正路不通必走歪路。我们还可以看到日益凝固的特殊利益集团，它会破坏国家跟民众的双赢机会，也就是说在这里抵制皇帝对工商业实行正式制度化的征税，最厉害的是那些已经从中获利的官僚集团。大家可能也知道美国曾经在是20世纪的初期，实行过禁酒，施行禁酒以后，没多久，社会很多人就反对，要求解除禁酒，是什么人反对解除禁酒？最厉害实际上是黑帮。因为黑帮从禁酒当中获利无限，那么他当然反对解除禁酒令。

实际上在嘉靖之前，很多人提倡要开放海禁，反对开放海禁最厉害的是东南地区的官僚，因为他们从中获利。我们要说的是垄断性集团的诞生是很自然的，某种程度上开放机会才是不自然的，自然国家这个概念可能。

有人知道道格拉斯·诺斯他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提出了一个概念，他说：垄断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机会，这样的一种集团产生是在历史上是很自然的。”比如我们最典型的就是印度。印度的四大种姓，几千年的存在，很难打破。

真正能够打破这种垄断，开放政治机会、开放经济机会、开放社会机会的国家实际上是非常的少的，因为它是不自然的，就看我这个年纪中年发福是自然的，通过自己的锻炼把身材变好，这实际上是不自然的，要吃很多的苦的。

所以一个国家怎么样能够突破这样的一种垄断？我们说要能不能形成一个利益的共融机制，这是很关键的。那么要形成这样的利益共荣，打破利益集团的垄断，开放国家与民众的谈判机会。也就是说通过谈判，我们向新增的财富可能征税。朱元璋当时为什么设置定额，朱元璋为什么不赞成向工商业征税，是因为怕伤害民众。可是伤害民众，怎么样才能够记下新增的财富征税，又不伤害民众？这才谈得上靠谈判。

我们财政史当中有一个故事，实际上就是19世纪浙江嵊县，我不知道嵊县在哪，反正在浙江。他们建立了一套机制叫“粮席”，粮食的“粮”，席位的“席”，这个粮席是什么？由嵊县的县令，当然肯定还有他的师爷什么的，跟当地结合在一起，每年开两次会，2月15日和8月15日开会，开会就是商议，除了国家的正式的征赋之外，我还要给县令交多少钱，这样你衙门也好，县令也好不再额外的盘剥。在这里肯定交的钱是远远超出正式田赋的，但是这部分钱也不是你任意的盘剥，想怎么争就怎么争的，我们靠谈判。结果当地的县志记载，150多年当地免受免受横征暴敛之苦。换句话说，不是民众不要交税，而是需要有这么个谈判机制，我们到底交多少？既能让我对于商业活动有一个正确的预期，我能够赚钱，又能够满足国家的需要。

所以我们财政故事就有一个共荣困局，就是说困于如何就新生利益实现共荣。如果大家看过有一本书叫做《国家为什么失败？》那里面的作者提出来一个叫做“包容性增长”，大致上意思差不多，主要就是开放机会，让大家所有的人都能够实现增长，但是我不太喜欢包容这个词，因为包容可能意味着一方对另外一方，我想说的是共荣，双方互利，双方互相约束。

第三个财政史故事的启示是什么呢？背叛实际上不是道德的问题，不是官僚自私。说实话，人什么时候不自私？也不是所谓的情感，而来自于不同的价值。没有一种价值观把他们双方绑在一起，我是靠科举当官的，我是靠我的本事升官和发财的，一切好像跟皇帝没什么关系。而皇帝最大的利益是一方面到了个人的消费，另一方面我的江山的稳固，这两个目标不在一起的，就是说利益捆绑，我们通过捐献制度一定程度上是利益捆绑。

但不足之处，捐献不是一个好的制度。我们说君和臣有共同的利益在吗？黄宗羲有这么一句话：“君和臣，共曳木之人也”。就是说拉抬大木头的，可是我们皇帝也知道，他是要为天下治天下，官僚也知道，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对于皇帝来说，并不是民众决定他能不能当皇帝的，是他爹，他爷爷是皇帝，我作为嫡长继承。对大臣来说，不是民众决定他去留的，对不对？他是靠科举，靠自己的功绩。另外就是从课从何来，是终极拷问，这就是我们所引入的民主制度的要求。

只有经同意而来的课才是上课，我们希望这个皇帝不要乱来，不要做昏君，可是这样的皇帝往往做昏君。我们说上课如何才来？还有行政的合理性，一定要依赖于政治的合理性。也就是说怎样让官僚真正的按照功绩，按照行政发挥能力，一定君和臣至今有一个终极的价值，终极的价值我们今天很清楚，都取决于老百姓决定你的去留。

我们政治学上有一句话叫做：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我的权利来自于你，我就对你负责，你光是在那里唱，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是没有用的。这里面有一个帝国的困局，不能够将二者捆绑在一起的第三方。也就是说光在君主和官僚之间打转转，是解决不了这个困局的。

最终我们从三个财政史的故事来看，国家转型怎么看？我们看到这三个故事都涉及到君主与官僚的关系。我们今天很多人看历史，主要喜欢看权谋，对吧？君臣上下一日百战，这韩非子说的互相是怎么斗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里不是权谋的问题，都涉及到某种程度行政的合理性，行政要真正的合理，中华帝国制度，中华的官僚制度，至少在18世纪在介绍给西方的时候，西方人是非常震惊的。到了19世纪，西方人引进了文官制度，相当程度上受到中国的启发。通过考试选举公务员，这些公务员他们只是行政的合理，但是这个行政要合理，一定要政治的合理性。也就是说在君主、皇帝的制度下，我们看到这个官僚很难真正的合理。因为这东西在地质时代就不可能真正的合理化，而必须引进民众，引进第三方。

我们说最终要走出帝国，打破刚才说的三个困局，一个是领袖的困局，怎么打破领袖的困局？我们前面说了分权、人权、社会，即我们现在一般用的是限制。哪一天限制？如果也不让用的话，我们就宪法制度或者诸如此类的，要打破共荣的困局。

怎么打破共荣的困局？就是说法制，如何保障他的财产权，让他从事公共商业活动有安全感，我们今天也遇到这个问题，如何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界定并维护产权才是最为重要的。让他投资他要进行大规模跨时期、跨地域的投资和经济活动，没有安全感怎么行？所以这个法制怎么加强？民营经济就是我们运用自己财产的一种经济，这个合法性、合理性不需要论证。

说到底，民营经济它就是我们运用自己财产的一种经济，所以它的合法性、合理性不需要去论证的，实际上从我的看法来看，国有经济才需要论证，需要它存在，某一个产业需要国有的存在它才存在，不需要的就不要存在，不应该存在，应该是这样。

另外就是合作的困局，刚才我们说了，君主跟官僚之间如何进行合作？两个价值观在帝国时代是不一样的，在今天绑在一起了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的民主制度，都是由民众我决定你的去留的，他的君主官僚要合理的话，依赖于整个政治制度的合理，就是我们说的民主制度，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三个财政史的故事来源给大家讲一讲，为什么走出帝国，为什么要建设现代国家？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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