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心血浇灌常青树，今朝桃李满天下

刘伯承是震撼20世纪中国军界的一代名将，早在护国战争、护法战争时期就以“军神”闻名；在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将领中，他的资历也少有人及。他不仅是八一南昌起义的参谋长、红军时期的总参谋长，还是抗战时期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的司令。

朱德说刘伯承“具有仁、信、智、勇、严的军人品质，有古名将风，为国内不可多得之将才”。朱德此语，典出《孙子兵法计篇》：“将者，仁、信、智、勇、严也。”这五种品质也被称为五德，朱德以此语来称赞刘伯承足智多谋、英勇善战、号令严明，同时也形容他对部下慈爱和蔼、赏罚有信。

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过彝区、千里跃进大别山，刘伯承一生经历战事无数，精于奇谋。

1986年10月7日，刘伯承逝世。今天，仅以《风范》一书中的《心血浇灌常青树，今朝桃李满天下》一文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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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毕业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是“科班出身”的元帅。参加革命后，他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用于部队军事人才的培养和正规化建设。我党我军经他精心培育的大批人才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心血浇灌常青树，今朝桃李满天下。刘伯承用他毕生的心血，为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2年年初，刘伯承到中央苏区后，受命担任刚成立的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这是我军第一所专门培养红色军事干部的重要基地，我党我军的著名军事将领和领导干部，有的曾经在这里从事领导和教学工作，有的是从这里培养出来的。

毛泽东曾将红军学校与国民党的黄埔军校相比，说这是我们的“红埔”。但是，红军学校这座“红埔”不仅没有什么校舍、教室和教学设备，而且课桌大部分都是用木板和砖石垒起来的，连必要的教材和教学资料都没有，可以说是“一穷二白”。

刘伯承到红军学校后，凭着高度的责任感和满腔热忱，一面布置全体师生利用已有条件和资料进行教学和训练，一面亲自搜集、参看和翻译了所有能找到的中外资料，从国民党军队的旧式教程讲义到外国、特别是苏联红军的各种军事条令，一一加以认真研究后，根据红军及苏区的特点和实际情况，亲自执笔并带领大家编写各科教材，内容丰富多彩，应有尽有。对此，伍修权回忆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看到一些军事院校出版的各种印制精美的书籍、教材和参考资料时，总是联想到当年在瑞金谢家祠堂内，刘帅亲自带领我们编写出的一本又一本油印的、复写的以至手抄的土纸订成的各种教材和教学资料，虽然是今非昔比，但是，没有当初的那些，哪有后来的这一切呢？而这一切里头，哪儿不曾渗透过伯承同志的心血呢？”

在教学和训练中，刘伯承不仅根据实战要求严格训练各科学员，还亲自带队进行夜战和攻防演练。在训练过程中，他不顾自己多次负伤、身体欠佳，总是像年轻人一样地长途行军甚至摸爬滚打。刘伯承自己也深入教学第一线，亲自给学员们上课。他讲课通俗易懂、形象生动。我党我军几十年来一直沿用的军队编制形式以至各种军语、名词等，许多都是由刘伯承提出并制定的。

例如，他将“伙夫”改为“炊事员”、“马夫”改为“饲养员”、“挑夫”改为“运输员”、“传令兵”改为“通信员”、“号兵”改为“司号员”、带兵的统称为“指挥员”、“当兵的”统称为“战斗员”，既有军队的特点，又表明了革命军队内部官兵一致、只有分工不同的无产阶级性质，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旧军队的残余影响，更加促进了我军内部的团结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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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途中，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刘伯承又担任红军大学校长。他亲自主持制定教学大纲，主持编写大量军事、政治教材，还亲自登台讲课。在教学中，他坚持把马列主义军事理论同当时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为了使学员们在短时间内能学到更多的东西，他亲自抓教学计划，抓得很紧、很细。他经常深入各科学员中了解学习情况，和学员们一起听课、参加讨论，对学员们提出的疑难问题，他都耐心细致地一一解答。

他以自己在苏联学习俄语的经历鼓励大家刻苦学习，不要被困难吓倒。每一项军事课程作业学习结束，他都要亲自讲评和总结。刘伯承讲话很风趣，善于用四川谚语和歇后语，常常使大家笑得肚子疼。在那艰苦异常的战争环境中，在气候和物质条件都十分恶劣的雪山、草地上，创办的这所举世无双的红军大学在刘伯承和校部其他负责同志的领导下，克服了重重困难，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为党和红军培养各级干部3000多人次，许世友、陈明义、何正文等许多优秀的高级干部都是红军大学的学员。

刘伯承即便离开军事教育岗位，在担任军事指挥员的年代里，仍然十分重视培训指战员的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前，刘伯承指示援西军政治部向指战员系统讲授社会发展史常识，从猴子变人讲起，原始社会、奴隶社会……

一直讲到必然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同时，他还举办支部书记和政治指导员训练班，专门讲如何在连队进行政治思想工作，这对从根本上提高同志们的政治觉悟、提高政治干部的素质和工作水平有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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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初期，根据刘伯承的建议，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举办了全师排以上干部训练班，教育大家认识新形势，适应新形势，实现思想上的大转弯；组织大家学习如何分散到敌后进行游击战争，如何做群众工作等。后来，按照刘伯承的意见，训练班变成随营学校，使培训工作制度化。当时，参加人民军队的绝大多数是工农分子，他们作战勇敢，工作积极热情，但是文化水平低。

刘伯承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我一只眼看不见就很痛苦。没有文化就是睁眼瞎，怎么能当个好军人啊！建设一支优良的军队，没有文化是不行的。有了文化，眼睛才亮，才会成为“千眼佛”。在刘伯承的号召下，部队办起了许多扫盲班、文化班，掀起了学习文化的热潮。当时，在刘伯承身边工作的参谋人员大多是年轻人，文化程度不高，刘伯承满腔热情地帮助他们提高文化。他在战场上是叱咤风云的勇猛将领，对下级，特别是对年轻同志却是一位诲人不倦的慈祥长者。当他发现工作人员写了错别字或文理不通的句子，便把有关同志请来，耐心地一字一句、一笔一画地帮助其改正，因此，在他身边工作的许多同志的文化水平都有了相当大的提高。

解放战争时期，一位青年翻译了一部俄文的军事著作，请刘伯承校阅。他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余，花了很大功夫，对照原著一字一句地进行了校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军兵种相继成立，我军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为适应现代化战争的需要，全军都要掌握现代军事科学技术。1950年6月，得知中央军委决定建设陆军大学的消息后，刘伯承基于“建军必建校”“治军必先治校”的认识，主动给中央写信，言辞恳切地要求辞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和第二野战军司令员的职务，自告奋勇去办军校。1951年1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在南京正式成立，刘伯承任院长兼政委。

这是全军第一所包括各军兵种的规模最大的高级军事学府，奠基了我国现代军事人才的摇篮。对于新成立的军事学院的建设，刘伯承可谓白手起家、不辞劳苦。他亲自主持了组建学院领导班子和教员队伍、编制训练工作大纲、建立正规的教学制度等一系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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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学院以华北、华东和西南军政大学调来的教员为基础，形成了教员队伍，但是，由于人数不多，又缺乏现代战争经验，远不能适应教学的需要，尤其是军事、科学文化教学的需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刘伯承以伯乐之心为国求贤，注意罗致各方面的人才到军事学院任教：一是从做训练工作的干部中挑选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培养为教员。他对这部分同志严格要求，言传身教，放心大胆地使用，把他们培养成教学第一线的骨干力量。二是从地方大专院校招聘一定数量的知识分子。三是从起义、投诚和“解放”过来的原国民党军官中选拔政治表现好、有较高军事学术素养与专业知识的，留作教员。刘伯承常说：搞剧团要有梅兰芳那样的名演员，开医院要有药到病除的高明医生，办学校则要有一支精通业务的高水平的教员队伍。他向全院提出“尊师重教，教学相长”的口号，要求学员应尊重教员，积极协助教员搞好教学；教员也要向学员学习，帮助学员总结作战经验。

军事学院党委从起义、投诚和“解放”过来的原国民党军官中筛选起用了600多名旧军官担任军事教员。这些人有的在国民党国防部任过职，有的在国民党陆军大学执过教，有的担任过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官。起初，一些学员对这些旧军官出身的教员很不服气，思想怎么也转不过弯来，有的干脆说：“手下败将来教打胜仗的，老子不听那一套！”为了做通这些学员的思想工作，刘伯承一方面语重心长地说：“旧军官是他们的过去。现在，他们改变了立场，为我军服务，就是我们的老师。他们教授的是军事科学，要尊重科学技术，尊重知识分子，不要骄傲，要团结合作，协助他们搞好教学工作。”另一方面，他亲切地鼓励这些旧军队的教员：“我也是旧军人出身，我和朱老总都是半生旧军人、半生革命。大家都是中国人，要团结起来，共同为新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事业奋斗。”他也要求那些教员虚心向学员学习，帮助学员总结作战经验，勉励他们要在教学实践中达到师生教学相长，共同提高。后来，这些旧军官出身的教员在我军军事理论教学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为新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做出了贡献。

刘伯承十分重视教材的编写与翻译工作。他曾形象地称教材是院校建设的“重工业”，翻译是学术研究的“水龙头”。为完成好中央军委赋予的办学的光荣任务，花甲之年的刘伯承以“昼夜不息”的精神带头学习，勤奋工作，制定军事术语，编写各类教材。他还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地翻译、审校了上百万字的军事著作，系统地介绍苏联红军及其他外国军队的军事思想和军事科学研究成果。

刘伯承坚持建章立制，从严治校。建校之初，他和学院的其他领导干部一起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以勇于探索的精神，研究制定学院的各种规章制度，使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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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校初期的一天，刘伯承来到基本科学员的宿舍楼前，正好看到学员们下课回来。百十号人的队伍竖不成行、横不成列，三人一伙，五人一群，有说有笑，杂乱无章地走着。看到刘伯承站在楼前，带队的值班员不知道喊“立正”口令，不知道整队向院长报告，而是摸着脑袋“嘿嘿嘿”地笑着，结结巴巴地说：“院长，您……有事吗？”刘伯承见状，叹了口气，摇了摇头，走进了学员的宿舍。很多宿舍又脏又乱，水壶、牙具到处乱放，书、本和地图横七竖八地摆满了桌面，床下塞着一团团的脏衣服、臭袜子，发出难闻的气味。“看看你们住的这个屋，真像个乱鸡窝！”刘伯承满脸不悦，扔下一句批评就走了。几天后，刘伯承主持一个训练工作会议。会议进行之中，他无意间看到这样一个情景——会场的一边坐着两个苏联顾问，他们军装笔挺，姿态端正，神情专注地听着汇报；会场的另一边坐着学院的十几个干部，多数衣冠不整，风纪扣松着，有的人还敞胸露怀，双手在身上搓泥、搔痒。这种鲜明的对比和反差，使刘伯承的心里很不舒服。会后，他深入各单位，全面了解了全院存在的自由散漫、无组织、无纪律的种种现象，意识到建立正规制度，不仅在于制定一些有约束力的行为规范，更为重要的是必须同战争年代的游击习气、同小生产者自由散漫的劣根性、同长期以来形成的旧的习惯势力进行斗争。

他首先借全院学习讨论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队列条令》和《纪律条令》这股“东风”，进行一次作风纪律的检查与整顿，并在此基础上因势利导，领导建立了军事学院的队列生活、行政工作和训练工作制度。随着各项正规制度的不断建立和完善，军事学院像一部庞大的机器一样和谐地、有规律地运转起来。

与此同时，刘伯承领导全院学员努力学习军事、政治和科学文化知识，掌握诸兵种协同作战的指挥本领，向现代军事科学的各个领域进军。军事学院一成立，刘伯承就坚持把科学文化教育作为“入门教育”和“基础教育”，以此推动整个训练工作。当时，学员们来自“胜利之师”，都是经过血与火考验的中高级干部，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作战经验比较丰富，二是文化水平普遍较低。一部分学员对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以“大老粗”为荣，以没进过“洋学堂”为荣，认为国防现代化主要是武器装备的现代化，用不着多高的文化水平。

刘伯承严于治校，严明纪律，但从不粗暴训人、不教而诛，总是循循善诱，以理服人，赏罚分明，谁肯钻研业务，谁的工作、学习好，就表扬和奖励谁。文化外语教授会女教员谭寿芬刻苦编写教材，数理化课讲得深透。刘伯承每次开大会都把她请到主席台上就座，树为标兵。有位学员对军事地形学很有研究，组织上决定留下他担任军事地形学教授会主任。他不愿做教学工作，不服从决定。刘伯承要干部部同志找他多次谈话后，他仍不服从。根据当时的纪律条令，刘伯承给了他“禁闭”处分，待他认识错误后，还是珍惜其特长，委以重任，仍然让他担任了地形学教授会的主任。刘伯承严于律己的高尚情操，自然产生了无形的权威与尊严，大家都十分敬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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