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蒋介石请胡适当总统，美国：他可以取代蒋介石执政中国

文/苏扬

胡适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作为中国新文学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旗帜，他首倡“文学改良”，主张“批判”与“反省”，在文学、史学、哲学、教育等领域都做出了开拓性的学术贡献，在文化界、外交界都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

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礼

1927年12月1日，声称以自由学术立身不入官场的胡适在上海参加了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礼。胡适是应宋美龄的哥哥宋子文的邀请前来参加婚礼的，胡适和蒋介石初次相识，蒋介石大胡适4岁，从此，他们开始了长达35年的恩恩怨怨的交往。

临危受命，出任中华民国驻美国大使

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由于胡适在美国人脉很广，很有资源，并且和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友。因此，蒋介石委托胡适前往美国争取美方对中国的支持，并于次年任命胡适为中华民国驻美国大使。

胡适

国难当头，胡适临危受命，不得不放弃不从政的诺言，开始为得到美国援助并拉美国参战而四处活动。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王世杰之孙王劲群在接受南都记者专访时表示，到美并非胡适本意，他是在蒋介石、王世杰等人的敦促下成行的。“从1935年的几封信可以看出，胡适并不反战，他清清楚楚地说了，要打败日本，必须拉美国下水。这也是他为什么最后接下美国大使职位的原因。”

美国总统罗斯福

作为半路出家的“书生大使”，胡适凭借他的坦诚、学识和广泛的人脉，展开学者外交，在美国学界、政界、舆论界声望甚隆。当然，胡适在美国最高层的人脉就是罗斯福总统。罗斯福对胡适的印象极佳，他热情地说：“胡大使名遍世界，今出任大使，必能更进一步促进中美之谅解。”

著名的《纽约时报》也载文欢迎胡适：

凡是知道胡适的美国人，都会因为胡适的新使命而欢呼。

日本人得知消息后，紧张得要命，日本内阁倍感压力。为了抑制胡适的能力，东京的媒体《日本评论》献策，应该派三个人同时出任日本驻美大使，三个人分别是鹤见佑辅、石井菊次郎和松冈洋右，其中鹤见为文学专家、石井是经济专家、松冈则为雄辩家，无奈这三人还是难以匹敌。

胡适作为驻美大使，在美国、加拿大等地巡游演讲

文人从政与政治家从政，手段不同。胡适任中国驻美大使后，在北美各地开展民间外交、宣传中国抗战，演说400余次。李敖对他这时期的工作和成就颇为认可：“在大使任上，胡适没有政治资源，只能到处演讲、交朋友，才有可能完成使命。”

胡适的演说更加引起日本人的惊恐。《纽约时报》1940年10月31日转载东京英文《日本时报》评论，指责胡适以大使身份到处演讲，是刻意激起民众对日本的仇恨，并将美国引入与日本可怕的战争之中。

由此可见，那时的胡适已成为日本政府和日本媒体的“眼中钉”、“肉中刺”。他在美国的文化“软实力”，绝不亚于中日正面战场的军事“硬实力”。

胡适给罗斯福总统展示万人签名册照片

胡适与校友罗斯福总统保持着热线联系。胡适是第一个被告知珍珠港事件的。1941年12月7日，罗斯福直接打电话给胡适，“方才接到报告，日本海空军已在猛烈袭击珍珠港。”第二天，美、英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

从1938年9月17日起，到1942年9月11日由魏道明接替为止，胡适担任驻美大使前后四年。胡适对抗战的态度是“苦撑待变”，这在当时不得已的办法。尽管蒋介石与宋子文对他的过多演说颇有埋怨，但能把美国拉下水共同抗日，应该说，他已尽了最大的努力。

胡适

蒋介石请胡适当总统

有人认为，胡适虽然口头上标榜“不谈政治”，实际上政治情结极为浓厚，其实，胡适宣扬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他希望影响政府却不想加入政府，而蒋介石也难以理解胡适超然于党派和政府的立场。

蒋介石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善于利用胡适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对政治的热情，不断笼络与引导，使之与自己结成联盟。作为国民党最高统帅，蒋介石在胡适面前所表现的平易、恭敬与尊重，堪称政治家谦卑之表率。

胡适辞去驻美大使一职后，依然旅居纽约，从事学术研究。这期间，他应聘为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1944年9月，他又应邀到哈佛大学讲学，似乎过得自在轻闲。

1945年4月25日，联合国制宪会议在旧金山大歌剧院举行，这是世界外交史上规模空前的盛会，参加会议的有50个国家的282名代表以及随行人员1700多人。中国代表团团长即首席代表为国民政府代理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代表团成员有：驻美大使魏道明、驻英大使顾维钧、前驻美大使胡适，中共代表董必武，国民参政会主席王宠惠、李璜、吴贻芳，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议员）张君劢，大公报总经理胡霖等一共10名正式代表。

1945年，董必武在《联合国宪章》签署仪式上签字。

值得一提的是，中共南方局领导人董必武作为中共代表成为中国代表团的一员，这是中共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首次正式公开亮相。

1945年11月6日，胡适以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团首席代表的身份在伦敦出席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会议，制订该组织的宪章。

1946年7月，胡适回到北平，任北京大学校长。11月28日，蒋介石向国民代表大会提出《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并郑重致词，说明其要点，由大会主席团主席胡适接受。12月25日，国民大会正式三读通过宪法草案，国民大会闭幕，由蒋介石代表国民政府接受胡适递交宪法。

蒋介石

1948年，蒋介石本来一直对由国家宪法选举产生的首任总统志在必得，以其权威和地位，当时国内也没有人能和他竞争。但在“行宪国大”召开前，蒋介石突然表示不参选总统，希望胡适能当选。

蒋介石的意图有三：其一，是为了忽悠蒙骗美国政府。因为军事上的失利和经济上的危机，已经使蒋介石的威信开始大打折扣，甚至受到了美国的指责。而胡适在美国多年，政绩卓著，与各界关系融洽，国际声望很高。美国代表曾经密会胡适，希望由他取代蒋介石，胡适明智地选择了婉拒，但大家都明白，美国政府对胡适十分肯定和赞赏，认为他是取代蒋介石、执政中国的最佳人选。

其二，根据《中华民国宪法》，总统虽有统领全国陆海空军、公布法律、发布命令、任免方形官员、发布紧急命令等权力，但实为虚位元首，行政院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对立法院负责，而不是对总统负责，可见真正的实权在内阁。所以，蒋介石希望由无党籍的胡适出马竞选总统，等胡适当上总统后再任命他为中华民国行政院长。其三，蒋介石想通过自己的“以身作则”，让李宗仁、程潜等军事实力派人物放弃副总统的角逐。

胡适对这个似乎“垂手可得”的总统之位不可能不动心，但他度德量力，犹豫着没有同意。

胡适

4月1日，是西方的愚人节。蒋介石深夜约见还在犹豫的胡适，希望他拿定主意，不要多虑。胡适后来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

昨天夜里，蒋先生约我到他的官邸谈了很久。他将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里提名我为总统候选人。他说在这部宪法里，国家最高的行政实权在行政院，他这个人不能做没有实权的总统，所以愿将总统让给我，他自己当行政院长，或者由他当总统，要我担任行政院长。蒋先生的态度如此诚恳，我很感动，于是我说，“让蒋先生决定吧”。

看来，胡适还是接受了蒋介石的建议。他表示：“这是一个伟大的意思，只可惜我没有多大的自信力”。

然而，愚人节的约谈怎能算话？蒋介石不仅忽悠了美国政府，也忽悠了胡适。

蒋介石变卦，胡适给他发总统证书

蒋介石得知胡适同意竞选总统后，虽知将遇到党内阻力，但仍“自信非贯彻此一主张，则无法建国，且剿共军事亦难成功也”。他在3月31日记中写下 ：

研究推胡适任总统之得失与国家之利害，革命之成效，皆作彻底之考虑，乃下决心。

胡适毕竟与蒋介石交往多年，可以说知彼知己，因此转告蒋介石，第一，请他考虑更适当的人选；第二，如有困难，如有阻力，请他立即取消。并表示：“他（蒋介石）对我完全没有诺言的责任”。

蒋介石与胡适

果然，蒋介石不参选总统的态度开始变化。由于李宗仁铁了心地要当副总统，蒋介石的“垂范”没有发挥作用，反而“杀鸡不成蚀把米”，他开始对自己的“高姿态”后悔了。

为了不把大权落到李宗仁手里，蒋介石开始想要参选总统了，但因为早已有言在先，出尔反尔有失威信，就只好等着等待党内“决定”了。

国民党中执会还是支持蒋介石选总统。4月5日下午，中央常务委员会依照临时中全会决议召开会议，蒋介石没有到会。大家领悟出蒋介石放弃参选总统的原因与《中华民国宪法》所规定的总统职权有关，于是提议修宪，给予总统更大权力，同时提名蒋介石为总统候选人。

胡适

就这样，蒋介石被众人“劝驾”，“顺从”地接受国民党中央的总统候选人提名。事后，蒋介石觉得自己食言，有些对不住胡适，便派王世杰代为看望并表达歉意。

4月8日，蒋介石又专门约请胡适到主席官邸吃饭表示歉意。虚情假意地说：“我的建议是在庐山考虑的结果，不幸党内没有纪律，我的政策行不通。”

胡适倒是很诚恳地回答：“党的最高干部敢反对总裁的主张，这是好现状，不是坏现状。”蒋介石希望胡适出面组织一个政党，参与政治。胡适表示不感兴趣，回答说：“我不配组党，但有一个建议，国民党最好分化作两三个政党。”蒋介石又忽悠了胡适一把，他怎能容忍其它政党在身边出现呢？

胡适

4月19日，“国民大会”举行第十三次大会，选举总统。蒋介石以2430票（出席2734人）当选，陪选人居正得269票。蒋介石终于如愿以偿登上了有职有权的总统宝座。

蒋介石当选总统时，还是胡适给他颁发了当选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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