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解放战争初期，蒋军以绝对优势，首先向我发起一系列进攻，到了1947年，更是向山东、陕西发起“重点进攻”。我军与敌展开灵活的运动战，最后打败了来犯之敌。刘邓实施战略进攻，千里跃进大别山，将矛头一下子指向蒋氏的心脏地带，拉开了解放战争的战略反攻序幕。
这是一部“以攻代守”的险招，毕竟这个时候，我军与蒋军的军力对比还没有优势。当时我军尚未消灭多少蒋当局的主力，而且当时的中原经过抗战时期蒋当局的“焦土”摧残，到处是荒芜的“黄泛区”，物质基础极为不利。加之大别山在抗战时期是“国统区”的“模范地”，蒋当局对大别山地区的大众误导很大。南京方面要求大别山地区各县各地的部队和地方武装，逼迫当地人实施抗战时期的“坚壁清野”，烧毁大量仓库和粮库。
蒋当局深知，民众一接触我军，他们长期的谣言欺骗就会不攻自破，所以逼迫各处百姓都转移，或上山或逃难，就是不许他们见到我军。
这些都为刘邓大军造成空前的困难和被动，部队经常进入一座座空空如也的村庄集镇，筹集不了粮草，也不能开展宣传工作。
为此，邓政委非常焦虑。他深知，越临近蒋当局长期把持的“国统区”，越要争取在军事、宣传上全要取得胜利。尤其群众工作更是重中之重，稍有疏忽，造成一些不利影响，就会被敌人抓住，添油加醋、大做文章。
这就要求我军必须更加严肃军纪。1947年9月上旬，邓政委在经扶县小姜湾村召开了一次特别的干部大会，郑重宣布了格外严厉的“约法三章”：
“枪击老百姓者，死刑！抢夺老百姓财物者，死刑！奸污妇女者，死刑！”
邓政委在干部大会上
他还要求所有干部战士互相监督，严格执行，并成立执法小组，严厉惩处违反纪律者。任何人触犯，都必须坚决执行，毫不庇护。然而，不久就发生了一件案件。
10月13日，野司到达黄冈路嘴镇，由于受蒋军和地主武装的恐吓驱赶，镇上的老百姓都跑光了。我军难以采买东西，官兵进入一家家店铺，却无人。虽然许多店铺里商品都在，但由于没有主人家，不能完成公平买卖，所以我军工作人员只能望物兴叹，空手而归。
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产生令人误解的事情，所以邓政委心里不放心，就带着警卫员，在镇上到处巡视。
走到一个十字街头，邓政委突然看见一个军人一手扛着一捆粉条，一只胳膊肘夹着一卷布匹，手里还攥着白纸和毛笔，匆匆从一个敞着大门的店铺里走出来。
邓政委一看，脸色瞬间变了，他神情严厉地命令警卫员：“你快去追上那个人，看看他是那个单位的？怎么可以违反刚刚颁布的命令！”
警卫员撒开腿追上去，来到跟前一看，警卫员怔住了，
原来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野司警卫团四连副连长赵桂良赵桂良！
原来，赵副连长手下一个战士的棉衣破了，要买来布匹重新做一件棉衣，而那捆粉条则是为刘伯承司令员找的。赵连长知道，刘司令员最爱吃炖粉条。白纸和毛笔，则是想用来书写标语的。赵连长一连转了大半天，都找不到店主人，一急之下，就做了错事，而且更不巧被邓政委亲眼看到！
赵连长一直是一个模范干部，而且还是战斗英雄。刘、邓平日和他都很熟悉。可是谁承想出了这样的事。
如何处置赵连长，野司专门开会讨论，许多人都建议宽大一点，起码让他戴罪立功。
邓政委最后发言，他开口后，流下了眼泪：“赵桂良同志犯了这样的错，我也和大家一样非常痛心，可是，
我们和蒋军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有严明的纪律性。纪律面前人人平等，谁也不能破例。”
不久，赵桂良被公审枪决。
这件事过后，陆续回家的黄冈百姓，都纷纷传颂我军军纪如山，后悔自己听信蒋当局的谣言和恐吓。如果他们不离开，也不会有这样的事发生，更不会白白损失一位战斗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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