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创业家庭传承七十五载的照相馆生意

　　甄楚然的四个女儿在自家修建的第一座商铺前。　受访者供图

　　1976年甄楚然制成的炮舰模型，以年份命名为“76-1”。　受访者供图

　　甄楚然之父、新造照相店第一代店主甄耀焜。　受访者供图

　　数码时代的创意合成照片，图中的小模特为甄楚然的大外孙。　受访者供图

　　甄楚然接受南都、N视频采访。　南都记者　侯婧婧　摄

　　从广州最靓丽的“城市客厅”花城广场出发，车行约半小时，就可以到达番禺区新造镇。这里紧邻珠江主航道，又隔沥滘水道遥望广州大学城，相较周边的市景，更显出它的安静、悠闲。

　　这座小镇上，有一家与新中国同龄的照相馆，至今照常营业。颇具老成气息的红底金字招牌“新造照相店”，下方还有“1949年开创”的注释。显然，店铺也为此骄傲不已。

　　9月下旬，82岁的老店主甄楚然，欣然接待了南都、N视频记者的到访。街坊邻居们也亲切地叫他“然叔”，2018年，曾将他推选为番禺“诚实守信”好人。尽管已将店铺传给女儿，但他平时仍在店内接听来电，也能利落地操作复印和扫描设备。准备录像时，南都、N视频记者请他坐下来聊，能省些力气，他却和蔼一笑说“站习惯了”。长达75年的店史，还有更长的家族史，就这样被他娓娓道来。

　　从甄楚然的父亲开创新造第一家照相店，到甄楚然的女儿坚守初心接班经营，三代掌镜人，忠实记录着一方百姓精神面貌的演变更新，也铭刻了普通劳动者抓住时代机遇、发挥聪明才智、用双手创建美好生活的身影。

　　新中国成立当年 自学技术开新造首家照相店

　　1942年，甄楚然在湖北武汉出生，以“楚”为名，也是为了纪念荆楚大地。

　　那是中国人民奋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时代。他的父亲从老家肇庆应征入选，进入广州黄埔军校集训，而后以青年军官的身份北上武汉抗战，出身武汉当地商人家庭的母亲，当时也在后方支援，两人因此相识。

　　抗战胜利之后，甄父退伍复员，被分配到广州新造，妻子也泪别娘家，带着大儿子楚然和简易的家当追随而来。新造人热情、厚道，帮助这个“外乡人”家庭很快安顿下来，在这里迎来新中国的成立。

　　安居之后，便是乐业，并以此来回报乡邻。1949年，甄楚然7岁时，他的父亲凭借自学的照相技术，创设了新造地区第一家照相店，填补了这项服务的空白。最初的店名叫“九如”，“九”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单数之极，象征“无数”，“如”就是代表称心如意。说是照相店，其实只是在自家住地旁边的空地上，用几根杉木支起一个棚，上面搭上蔗叶防雨，一个竹栅栏相当于大门。店内只有一台相机，是甄母用一只陪嫁的金手镯，专程去广州跟人家换来的。

　　那时候，从新造往来广州只能走水路，即乘坐船艇，通常要花一整天。也因为创业本金来之不易，甄父每天起早贪黑地工作，还曾提供上门拍摄，不言奔波劳苦。

　　上世纪50年代，拍照对百姓而言尚属稀罕物，轻易不舍得拍，还有人畏惧相机镜头。甄楚然回忆，早期顾客大都是因为办理出入境证件、经营权属证件等，“不得不拍”，也有小部分是为了给远方乃至海外的亲人寄去近照，以慰思念之情。

　　1955年，38岁的甄父在自家照相馆内，为妻子和五个儿女精心拍摄了一张照片，也是全家人的第一张合影。

　　当时，甄楚然13岁，母亲怀中的五弟仅有几个月大，最小的六妹尚未出生。经过6年勤奋经营，“九如”的进项已比较稳定，因此子女虽多，基本的穿衣问题都能解决。但如果定睛细看，照片中除了甄母和幼子穿的是布鞋，几个稍大的孩子无论男女，都穿着木屐，地面也还是未硬化的土地。

　　这张黑白照片，后来被过塑保存，穿越70年时光，没有一点损坏。然叔轻轻摩挲着塑封，向南都记者介绍，他的父母都是1917年生人，甄父于1974年初无疾而终——或许也是积劳成疾；母亲一生未受磨难，享年整整100岁。照片中的五个孩子，后来相继进入工人行列。“在当时以农耕为主、工业刚刚发展的年代，我们的际遇是比较好的。”甄楚然说，自己的二弟进入新造铁社当打铁工人，三弟进入新造运输站当运输工人，四妹曾到新造南亭村下乡插队，回城后进入新造氮肥厂，五弟则是在新造建筑社做泥水工人。个个都敬业爱岗，从事同一种工作直到退休。

　　上世纪70年代 街坊争相来看自制电视机

　　1962年，甄楚然毕业于番禺师范学校，是六兄妹中，文化程度最高的一个。身为长子的他，中专毕业之后就接替父职，成了街坊口中的“影相仔”。

　　学生时代，他爱好数学，初中就开始跟着书本自学高中数学知识，在番禺师范读书时，又开始进修高等数学，对物理、化学也能触类旁通，深受同学钦佩。

　　“公私合营”之后，甄楚然在国营合作社的管理下从事照相之余，对当时快速发展的民用无线电技术亦产生兴趣，订阅了《无线电》《电子技术》等期刊杂志。每月去广州城购买耗材时，也常常到新华书店搜寻最新的无线电书籍，到广州几家旧货市场淘一淘便宜的元器件。因为理科功底较好，诸如万用表、信号发生器、示波器之类的必备仪器，他都能用一双巧手自行组装。

　　从早期的直流电子管单管收音机到交流电子管收音机，再到半导体晶体管收音机和集成电路收音机……他步步跟随潮流研习，在街坊邻居之间留下了不少“威水史”。这其中还包括自制电视机。1967年前后，甄楚然的自制仪器已经能收到电视信号，只不过由于缺少显像管，用的是3吋的示波管充当小小的荧屏，能收看的也只有经广州转播的北京电视台，但在当时足以轰动四邻。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电视机在中国大城市的普及率都不足1%。在新造地区，有一家大型单位率先配置了一台，甄楚然还记得，是北京牌、17吋。

　　彼时，国产电视机试制成功不久，质量不太稳定，稍有故障只能送去广州检修。甄楚然的“示波管电视”诞生之后，管理人员自然想到请他帮忙，省却奔波之累。

　　作为答谢，几年后，这家单位便将淘汰下来的电视机显像管送给了他。经过一番“调理”，废旧元器件焕发新生，再由甄父制作木头机壳、二弟这位专业打铁工人做铁底板。1972年，一台纯自制的17吋黑白电视机，就在这条街道上震撼问世了。街坊们蜂拥而至，争看稀奇。

　　甄楚然心想，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索性每晚都把这台电视机搬到照相店门口，连上音响，请大家一起观看吧!于是，每到傍晚时分，附近的男女老少都搬来小凳子，围坐在电视机前。这和睦的场景，作为“发明者”的甄楚然记忆至今，“能够满足大家的需要，令我获得巨大的精神愉悦。”

　　另一件让新造街坊们津津乐道的往事，是甄楚然曾经自制遥控船模。他将书店售卖的船模图纸放大，先后做出了3艘炮舰模型。最“先进”的一艘，足有1.8米长，用锌铁皮做壳，刷上彩色油漆，内置电动机和大型蓄电池，通过无线电发射与接收装置，可以准确执行升国旗、鸣礼炮、发射烟花弹等编程动作。

　　1976年大年初一，街坊们清早便在新造圩口处的大鱼塘占好位，观看甄家兄弟的放航活动。甄楚然手执话筒发号施令，他的五弟操作无线电发射盒，数十分钟的精编节目，让现场不时爆发出欢叫声，小朋友们更是惊奇不已。

　　自此，每逢重大节假日或者公社举办喜庆活动，少不了他们的船模助庆添彩，还有新造乃至广州市区的其他公社力邀“巡演”。有一回他们表演完，还被赠送了两笼活鸡，可算是一份“大礼”了。

　　其实在那个年代，甄家的生活并不富裕。甄楚然的妻子雁卿是农民身份，全家仰仗他每月30多元的工薪。1972年至1979年间，四个女儿相继出生，个个都要养育成才，更是不易。

　　改革开放初期 彩色照和忙不完的生意

　　1978年，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留给有心人一展宏图、大施拳脚的机会多了起来。甄楚然决定以个人身份承包照相店，从原先受雇于集体的职员，变成自负盈亏的个体户，在新造一带开创先例。

　　上世纪80年代初，甄楚然的新造照相店实行一铺双营，兼做家电维修——在这方面，已然无需广告了，人人皆知他的本领。而对于照相这个“老本行”，他也努力跟上时代，提升服务质量，美化摄影棚内的布景陈设，研究各类底片的显像，自配显影、定影药剂。由于积蓄有限，他连影棚的背景布都是自己画的，地砖更是自己铺。

　　1982年，甄楚然拍摄了第一张彩色照片。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也更加多姿多彩，拍照不再是普通人难以企及的奢侈。

　　当时的广东，正是创业的热土，深圳更有一句标志性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甄楚然也是这样认为的。他笑称:“白天做可以见光的工作，晚上做见不得光的工作。”后者指的是在暗房冲洗胶片，这个步骤需要严格避光，正好放在深夜进行。

　　就这样夜以继日地工作，不知不觉间，他们夫妻俩开始有了积蓄，几年后成了“万元户”。

　　用这些白手起家挣来的财富，他们于1988年花费4万元，建成了一座自有产权的商铺，从此不用再付店租。当时整个新造都少有三层以上的建筑，而这座自建楼房有三层半。直到今天，建筑结构都还很坚固。

　　店容上了档次，店内的生意比之前更好了。据甄楚然回顾，当时有两种因素助推了他们的事业:其一是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人们的思想更加解放，人员快速流动，大量外籍人口涌入新造，他们有拍照向家里报平安的需求，另外办理各类证件亦少不了个人照片；其二是以电视机为代表的各种电器飞入寻常百姓家，海关还允许华侨及港澳同胞携带电视机、收录机之类的家电入境广东，需要维修的电器也多了，甚至需要排队等候。

　　“业务量的上升，对于我们既是工作压力，也是动力，难得这求之不得的大好局面，难得民众对我们这般信任……”谈及经商之道，甄楚然说，他们的收费标准低于市场均价，但服务质量绝不打折扣，“顾客满意，我们赚钱，是双赢。无愧父母交托老店与我的冀望。”

　　忙不完的生意，让夫妇二人加倍勤劳，白天拍照及修理家电，晚上在暗房内专心冲印照片。别说一日三餐，连解决内急都要赶时间了。

　　为了避免熬夜工作打瞌睡，甄楚然和妻子一度养成了特殊的作息:每晚9点先小睡一会儿，再工作到凌晨一两点，然后才真正就寝，次日早晨7点准时开门，迎接新的生意。

　　长期熬夜，对身体的影响还是难以避免，头晕、腿疼时而发作，特别是甄楚然的牙龈，一度上火溃烂，相继“坏了六颗牙齿”。然而，夫妻俩在精神上感到十分满足，“累也不觉累，累也是乐；苦也不觉苦，苦也是甜。此生值了!”

　　新世纪 第三代接手继续提供便民服务

　　2000年，甄家的新造照相店正式迁入第二座自建商铺，也就是今天的店址。新楼共有4层，占地250平方米，建筑面积600平方米，造价40余万元(其中举债10万元)，自住和营业都在一体。

　　甄楚然向南都记者展示了一张千禧年初的抓拍照片，拍摄时，老板娘雁卿正坐在柜台后面，专心接待顾客。全透玻璃打造的柜台，在阳光下更显得明亮气派，柜内各种示例照片琳琅满目，可以想见当时的好光景。

　　迈入新世纪，人们的生活更幸福了，小孩满月、学子毕业、爱侣结婚，都习惯用照片来记录人生的新阶段；年节假日、亲友欢聚，也会充满仪式感地来到照相馆留存纪念。然叔回忆说，那些年，他们大年初一都是开门营业的，因为春节期间，顾客多到排队。

　　但也就在几年之后，数码相机逐渐普及，操作越来越自动化，无需专业人士在暗房手工冲洗；智能手机时代的来临，更将随手拍照修图变成了大众日常。追求时尚的年轻人可能还拥有拍立得相机、照片打印机等，随时随地将他们想定格的画面变成可把玩、可展示的实体。

　　而生活电器，这些年越来越精细和平价，很多商品有官方保修，还可以选择只换不修，然叔的维修生意也不复当年的繁忙。但他知道，这些变化，恰恰反映了中国制造业的不断升级、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飞跃，是一件高兴的事。

　　时代在变，新概念层出不穷，数字技术、虚拟现实、人工智能……“活到老学到老”的然叔，对这些名词都有所耳闻。他认为，照相行业的出路必然在于改革创新，满足新的市场需求，绝不能因循守旧，不然就算是老牌龙头也无法避免式微。

　　2006年，已掌店40余年的甄楚然，正式将店主一职交接给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计算机专业的二女儿甄蕴怡，自己退居二线，主要搞点家电维修。

　　再后来，过了70岁，经不住至亲的再三恳求，他终于逐渐放下修理工具，学着“坐享其成”。孝顺的女儿在城里买了新房，把最大的主卧留给老两口住，这让他俩甜在心里。但然叔还是更想住在店内，至今仍然习惯性地给女儿搭把手。

　　风雨同舟半个世纪，甄楚然夫妇共同养育了四个女儿，都读了正规大学。除了二女儿继承祖业，另外三女分别在医院、银行和学校任职。如今，然叔最大的外孙已经毕业工作，还有蕴怡的一对双胞胎“活宝”天天陪在身边。他的五个弟弟妹妹，也都家庭美满，乐享晚年。

　　今年中秋节，甄家几代人在新造举办了隆重的聚会，坐满四张大圆桌。他们家族“中流砥柱”的一代约定，每逢佳节轮流操办家庭聚会，这次中秋宴席，轮到大哥甄楚然的二女儿主持。

　　作为专业人士，蕴怡特别准备了一段视频，在包厢内的大荧幕上循环播放，展示甄家六兄妹及其后代，自1955年至今的家庭影集。近年来，无论谁的子女结婚，大家都来祝贺，而后亲亲热热地拍一张大合影。或许对这个照相世家来说，拍照留念的习惯，早已成为凝聚力的象征。

　　如今的新造照相店，除了提供快照服务，也配有打印、扫描等便民设备。南都记者采访期间遇到了不少顾客，既有附近的街坊，也有循着搜索功能第一次踏入店铺的年轻人。

　　一位来拍标准照的大学生告诉南都记者，他是用手机导航找来这里的，“就是觉得价格很实惠，比我家附近的店便宜得多!而且速度也很快，我坐着等一等就拿到了。”听闻这家并不招摇的照相馆，竟然是从1949年延续至今，他不由得惊叹出来。

　　统筹:南都记者 向雪妮

　　主笔:南都记者 马辉 张倩寒

　　本期采写:南都记者 侯婧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