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文史研究|李传印等：传统“过秦”思潮的异动：丘濬对秦朝历史的书写与评论

传统“过秦”思潮的异动：丘濬对秦朝历史的书写与评论

李传印 ,何孟

（华中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DOI：10.15886/j.cnki.hnus.202312.0468

摘 要： 汉初以来，一批具有忧患意识的汉家学者积极探索天下兴亡之理，总结秦亡原因，“过秦”“罪秦”成为秦朝历史评价的主流。在“过秦”思潮影响下，历代史家立足于秦亡历史经验总结，对秦朝历史的书写和评论呈现出重道德评价、轻事功论定；重人物品论、轻制度审察的价值取向。十五世纪中叶，在如火如荼的续修朱熹“纲目”行动以及“土木之变”的冲击下，丘濬撰《世史正纲》以阐明其“尊明正统”之意旨。是而，在开篇秦朝历史的书写与评论中，丘濬不再纠缠于言治乱之道的“过秦”旧篇，而是借《春秋》之旨，以历史理性从“变”“义”两个方面重新审视秦朝历史，以正统为依归，着眼于伦常纲纪，宣扬华夷之辨，淡化了对秦王朝的道德谴责，较鲜明地表现出与传统“过秦”思潮的异动倾向。

关键词： 《世史正纲》； 丘濬； “过秦”传统； 历史书写； 正统论

西汉建立后，为巩固王朝政权，实现汉王朝的长治久安，朝野内外围绕秦亡与汉兴的历史经验展开了热烈讨论，形成了诸多有价值的历史认识和政治见解，为汉初无为而治和汉承秦制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历史依据。这些历史思考和经验总结的成果经陆贾《新语》、贾山《至言》、贾谊《过秦论》以及司马迁 《史记》等传于后世，融会成为经久不衰的“过秦”思潮。“过秦”“罪秦”是人们对秦朝历史认识的基调。暴虐天下，不施仁政，以至速亡，这些言论构成了历代对秦朝历史的主流认知。以当今眼光来看，汉初“过秦”固然产生了显著的现实效果，成为展现君臣忧患意识的典范，也为后世王朝治国理政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但基于服务现实政治而形成的“过秦”思潮，也存在着一些认识局限，即道德评价笼罩了事功省察，反暴政的政治情感遮蔽了古今通变的理性目光。

以史学为整顿伦理纲常工具并用以经世的方式，是中国传统史学最古老的方式 [1]。元明易代，一系列政治事件和史学活动直接影响着史学撰述的指导思想、表现形式、学术取向，学者们借史学撰述，反思本朝政权。“六转官阶，皆司文墨” [2]11的丘濬，入则为史官，历仕景泰、天顺、成化、弘治四朝，著述颇丰，是明代前、中期兼具政治、学术影响力的文人，同时也是颇有历史见识的史学家。综观丘濬参与的修史活动，既是《英宗实录》《宪宗实录》《续资治通鉴纲目》等多部官修史书的主要编修者，也是彼时私家修史的代表人物，而《世史正纲》正是他唯一一部私撰史著。学界对《世史正纲》的史学思想也有诸多讨论，向燕南《中国史学思想通史》、李焯然《丘濬评传》、钱茂伟《明代史学的历程》等研究从明朝史学发展的历程中肯定《世史正纲》的史学成就。近年来，孔维劲《丘濬〈世史正纲〉的史学思想》、吴玘《明中期学者丘濬〈世史正纲〉的史学思想及其影响》等则着眼于史德、史识、正统观等具体问题探究丘濬的史学思想。探讨这些研究成果，可以发现的是，在《世史正纲》的相关研究中，正统史观作为丘濬史学思想的重要部分，始终是讨论的重点，也正是在这样的观念指导下，丘濬在书写、评论秦史时，流露出对传统“过秦”思潮的异动倾向。但这种异动及其具体表现，尚未引起学界的充分关注，是而，我们尝试考察丘濬在秦史建构中对传统“过秦”观念的认识与评价，进而对丘濬史学思想的价值取向、学术依归形成整体性的观照。

一 自秦开篇，省察历史变化

历史撰述的断限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重要问题，刘知幾《史通》专设《断限》篇讨论。史家书写历史，从何时起笔，在何处收笔，并非只是个人的爱好和兴趣，实则反映的是史家的历史观念和历史认识。《世史正纲》为何自秦朝起笔，丘濬对此也有自己的解释。

《史纲》而始于秦者何？志世变也。何则？前三代夏商周也，后三代汉唐宋也。前三代之制，讫于秦而尽；后三代之制，至于秦而起。是盖天地间世变之大机会大界限也。《史纲》于是乎托始，其慨古道之不可复，而世道之日以降也夫，噫！ ［2］2523

丘濬把时间断限上限定于公元前221年秦朝的统一和建立，自此起笔书写中国通史，明确表示出他“志世变”的撰述目的，即记录中国历史的变化。司马迁撰《史记》从黄帝写起，司马光《资治通鉴》始于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作为一部纲目体通史，《世史正纲》并没有机械地效法二司马，而是从公元前221年秦灭齐，统一中国起笔，这也是他独到历史见解的表达方式。

秦朝的兴亡一直是史学家讨论的话题，在汉初君臣秦亡汉兴的历史大讨论中，“言治乱之道，借秦为谕” [3]2327是讨论的核心旨趣。人们通过揭露亡秦过失，为汉代立国政策和社会治理提供思路和历史依据，“过秦”成为经久不衰的社会思潮。在“过秦”思潮影响下，人们关注和思考的重点主要在于秦朝为什么会迅速覆亡，它给后世治国安邦能够提供什么样的历史经验或历史教训，较少从制度层面体察秦朝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转折性意义。而《世史正纲》没有遵循“过秦”传统，撰述重点并非责秦之失，而是察秦之变。丘濬《世史正纲》序言谈及撰述目的时，提纲挈领地说：

著世变也，纪事始也；其事则记乎其大者，其义则明夫统之正而已。 ［2］2517

可见，察 “变”是他历史认识的要旨。对于丘濬使用的“世”的概念，向燕南认为它是一个超乎“朝”与“代”的人类社会 [4]。李焯然也表示，“世”代表着“天下”与“世道”的双重含义 [5]216。这也成为丘濬宏阔史观的旁证，暗示了他在秦史书写、评论中与传统“过秦”学者不同的视野。《世史正纲》成书于成化十七年（1481），彼时的朱明王朝在“土木之变”“北京之围”等政治危机的冲击下，士人学者忠君爱国的责任意识、民族意识和反思精神高涨，这种愿望在丘濬的撰史著述中都反映强烈。《四库全书总目》直言《世史正纲》“是书本明方孝孺释统之意，专明正统” [6]。强调了丘濬“著世变”以“明正统”的最终目的。同时，理学依然笼罩着政治、学术、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是此期史学撰述的理论支撑和逻辑起点。在程朱理学的浸润下，景泰、成化年间，朝廷多次主持续修《资治通鉴纲目》，一时间，“纲目”学独占鳌头，成为显学 [7]。一代理学名臣丘濬，面对着这样的政治危机、学术行动、文化思潮之间的相互激荡，决意构筑服务于王朝政统的话语体系。某种意义上来说，《世史正纲》的编纂，是一个具有责任感、忧患意识、历史眼光的学者面对帝国危机时自发的撰述行为。而他撰述的目的就是通过记述历史大事，考察历史发展的变化，阐明历史发展的统序。这一撰述目的，也贯穿于他对秦朝历史的书写中。

《世史正纲·序》云，是书“始嬴秦庚辰之岁，灭国讫于齐，世道之始变也；终皇明戊申之春，彗出扫于昴，天道之终定也” [2]2520-2521。丘濬把书中所记的1589年的历史发展划分为两个时段：秦前与秦后。秦以前是“古道”，秦以后则是“世道”，秦是“古道”的终结，又是“世道”的肇端。在丘濬眼里，公元前221年是中国历史发展和制度变革的转折点，这个转折成为“天地间世变之大机会大界限” [2]2523，即这个变化决定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面貌和历史走向。可见，丘濬书写秦朝历史的方式是别于前人的，他对秦朝历史的评论也并未遵循传统“过秦”言说中的思维定式。通过界定“古道”与“世道”两种历史发展模式的转折点来肯定秦朝在历史发展中的意义，这为反思汉代以来的传统“过秦”言论提供了更加灵活的思考方式。特别是丘濬对察“变”的强调，将其书写置于一个更为宏阔的坐标轴上，秦朝只是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环节。如此，丘濬对秦朝历史的书写与评论较之发出“过秦”言说的士人学者们，更具公允与理性色彩。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丘濬的书写完全挣脱了传统“过秦”言论的评判体系，他同样也对秦朝暴政颇为不满。在写到秦灭六国，一统天下时，他说：

呜呼！秦至无道也，乃能定天下于一，孟子不嗜杀人之言，无乃不验乎？吁！是不然。秦人吞噬六国，盖恃其势力以兼并之也，岂所谓定乎？ ［2］2524

孟子在面对梁襄王“天下恶乎定？” [8]71问题时，回答“定于一” [8]71。如何实现“定于一”，孟子给出的答案是“不嗜杀人者能一之” [8]71。对于“一”的阐释，历代有所不同。汉赵岐训“一”为“一道” [8]71，指“仁政”。宋朱熹释“一”为“合于一” [9]206，指“一天下” [9]207。清焦循则持两可之说。从丘濬行文来看，显然他是沿用了朱熹之说。但他认为秦灭六国，不是“一天下”，而是“并天下”，二者在形式上虽然相似，本质却不一样。“一天下”是通过不杀人的仁政获得，而秦恰恰是通过杀戮和暴虐灭六国，并有天下。“定”天下与“并”天下虽然都意味着国家和政令的统一，但二者有着本质区别，一个是以仁得天下，一个是以杀得天下。在叙述秦始皇巡游天下时，丘濬评论：“呜呼！假望秩省方之说，以济其流连荒亡之欲；所至征求百出，烦民耗财，卒至于民怨盗起，覆祚殒身，曾不旋踵。噫！后世人主可不鉴诸！” [2]2530显然，丘濬对秦始皇巡游天下持否定和批评态度，认为这是劳民伤财之举。但是，让丘濬更为不满的其实是秦朝的改制易辙，导致夏、商、周“古道”终结且不可恢复。如他所言：“此天地开辟以来，圣帝明王所以建万国、亲诸侯之制，自是以后，永无可复之期矣。是盖世道大变之端也。” [2]2524汉承秦制，“过秦”学者们言说的重点多为秦政失衡，这是汉朝士人在忧患意识驱动下形成的历史认知。而丘濬作为后世学者，并不需要面对这样的政治语境，可以更为大胆地表达自己的见解，他对秦制之弊的强调，显然拓宽了主流“过秦”言论的边界。

综观丘濬相关论述，可以揣摩到他心系的“古道”即是人们仰慕不已的三代之治。“三代建制之大者，莫大于封建，至是扫荡无馀矣。” [2]2524丘濬并未纠缠于秦朝“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10]400的固有论说，而是转换角度，察观历史之变，这是丘濬的历史见识，反映了他在兴衰之理认识上的进步。然而，面对明朝前、中期诸多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和民族问题，丘濬并没有走出汉代以来学者复古救世之路，“封建”乃圣人制作，这一认识在他的观念中根深蒂固，并成为他认可的救世之方。从这个意义上说，丘濬的历史认知有着无法摆脱的局限。

二 书写大事，彰秦制创设之功

秦朝国祚虽短，但可书、可评的人和事依然丰富。《世史正纲》对秦朝历史的书写之纲共40多条，约7000字。用简短精悍的篇幅书写15年的秦朝历史，固然是因为丘濬仿朱熹《通鉴纲目》和吕祖谦《大事记》的体例，“其事则记乎其大者 ”[2]2517。然判断何为必须记述的历史大事，何为不必书写的历史小事，诸家认识和评定标准是不同的。在贾谊《新语》、贾山《至言》和司马迁《史记》中，揭秦丑，暴秦恶，倡仁义为事之大者，必须书写。而在丘濬眼里，秦朝的制度建设和治国举措的首创意义，即“事始”“变化之端”“始于此”“初”等才是大事、要事，值得书写。对历史大事认定的不同，也反映出丘濬与传统“过秦”思潮论者的殊途异道。这种异动，也经由以下三个层面的书写，得以具体呈现。

其一，关注秦朝各项首创制度和治国政策。丘濬非常重视秦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建设方面的内容及其开创性意义。皇帝制度是秦始皇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丘濬于“始称皇帝”条目集中评述了皇帝制度之功过，其言：

始皇初并天下，自以为德兼三皇，功过五帝，乃兼用之以为称号。后世袭而称之，而以王封其臣子，遂为万世不可易之制。噫！自有此名称以来，古道日以湮微，世道日以沦降，名虽尊于古，而实不及之远矣，遂使君道日尊，臣道日卑，上下遂至于悬绝，师臣之礼，世不复闻，格心之学，竟莫能施。 ［2］2525

丘濬认为，秦始皇创立的皇帝制度成为后世因袭不改之制，虽然有创设之意，但危害千古，导致上古三代封建之制终结，三代和谐的君臣关系、尚礼的师臣关系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内求成仁成圣之学也难以施行，君道臣道，古道世道在秦朝发生了全方位变化。

对于行之既久，在约束君王权力和人性之恶层面起到重要作用的“谥法”，始皇帝为使自己免于议论，于公元前221年下令废除。对此，丘濬述评道：

始皇以古谥法为子议父、臣议君，故欲除之，自我而始，世世以数计，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焉。抑岂知死肉未寒，而人杀其子，仅及再世，而天讫其祚。万世之下，称其为无道秦者，如出一口，初不系其谥之有无也。 ［2］2526

古之谥法由来已久，宋洪迈《容斋续笔·谥法》言：“‘先王谥以尊名，节以壹惠。’语出《表记》。然不云起于何时，今世传《周公谥法》，故自文王、武王以来始有谥。周之政尚文，斯可验矣。” [11]这种子议父，臣议君的人物评论制度对君权父权虽没有直接约束力，但仍有较强的心理威慑作用，使国君和家长对自己的言行自律自觉。故而，丘濬对秦始皇废除谥法之举十分不满，秦朝二世（实为三世）而亡，丘濬实则有些幸灾乐祸。在他看来，秦始皇虽然通过废除谥法，禁止人们对他进行议论，但实际并没有堵住人们的议论之口，反而招致更多非议，人们没有受到他废除谥法的约束，一致称“无道秦者”。

对于有着济世情怀，热衷于讨论各种经邦济世之策的丘濬来说，秦朝为维护中央王朝的政治统治而施行的一系列治国之策，也都是必须要书写的大事要事。如对秦朝废分封，行郡县之举，丘濬专设“分天下为郡，始置守尉监”条，称此为“万世郡县之始” [2]2526。

自是以后，事君者无世禄，治民者无恒政，兵农遂分，不可复合，岂非世道大变之端也欤！ ［2］2527

实行郡县制，废除古来以诸侯分封相承的行政管辖制度，建立严密的官僚政治体系，是秦始皇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创造性贡献，这一国家结构形态，行之千年而不变，“为后世不可易之制” [2]2527，丘濬对此给予了充分肯定，对郡县制实行后国家治理模式改变的认识也相当到位。对秦朝收取盐铁税，铸半两钱，使黔首自实田，实行土地私有化，厉行文化专制等政策措施，丘濬也都纳入大事范畴予以书写。

典章制度、政策措施都与国家机器的运转直接相关，而总结典章制度之利弊、力倡经世致用是晚明史学实学转向的重要论题。主张“儒者之学，有体有用” [2]4的丘濬，发晚明实学之嚆矢，这一点，在他有意回避道德化的秦史建构，肯定秦朝有用于世的制度建设、政策施行中可觉察一二。

其二，关切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以明正闰。秦始皇灭六国，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如何维护这个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发展，这是秦朝统治者面对的首要现实课题。秦朝建立后，北拒匈奴，南治五岭，成为一个疆域辽阔的帝国。丘濬对秦朝的民族政策和边疆治理给予了重点关注，并将其作为秦朝的不朽功业加以颂扬。

书伐胡始此。夷狄入寇，不得已伐之可也。始皇信卢生“亡秦者胡”之谶，而兴无名之师。呜呼！岂所谓不得已哉！ ［2］2532

公元前215年，秦始皇兴兵北伐匈奴，丘濬虽认为这次北伐师出无名，并批评这种无故挑起民族矛盾的行为，然其叙述话语仍鲜明地传达出他的正统观。孔子笔削《春秋》，通过运用不同的字词寄寓褒贬，书写历史，即如范宁所言“一字之褒，宠逾华衮之赠；片言之贬，辱过市朝之挞。德之所助，虽贱必申；义之所抑，虽贵必屈” [12]。丘濬叙述秦始皇与匈奴的战争用“伐”字，隐晦地表达了他对北方民族的态度。而对始皇帝取南越，置桂林、南海、象三郡，丘濬则持赞扬态度，他说：“至是五岭之地始合于中州，经今千有余年，风俗移易，遂与内地无异。而其物产之用，有国者或不能无资焉，始皇开拓之功，亦不可泯也。” [2]2532肯定了秦王朝对南越之地治理的合法性以及取得的功绩。元明易代，经宋濂、方孝孺等已建立完善的服务于朱明王朝的话语体系，至丘濬，承方孝孺“释统”之说，更加明确地表明了明正统的撰述要旨。反观丘濬在秦王朝与边疆民族的关系叙写中，虽然都强调中央王朝的正统地位，然而态度上的差异，或可看作是此期士人学者在“土木之变”等冲击下，对北方民族创伤记忆的回响。

其三，书写秦朝统治者的腐败和暴虐。秦始皇和秦二世骄奢淫逸、施行暴政、残害天下，是历代“过秦”思潮的重要议题，“强秦”“暴秦”也是中国古代历史评论中的热词。汉初陆贾发“过秦”先声，批评秦政暴虐，帝王骄奢，《新语》云：

秦始皇设刑罚，为车裂之诛，以敛奸邪，筑长城于戎境，以备胡、越，征大吞小，威震天下，将帅横行，以服外国，蒙恬讨乱于外，李斯治法于内，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天下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治也，然失之者，乃举措太众、刑罚太极故也。 ［13］62

秦始皇骄奢靡丽，好作高台榭，广宫室，则天下豪富制屋宅者，莫不仿之，设房闼，备厩库，缮雕琢刻画之好，博玄黄琦玮之色，以乱制度。 ［13］67

概括说来，陆贾等汉初学者“过秦”基本上围绕用人不当，尚刑治，苛暴虐民，统治者骄奢淫逸，穷兵黩武等问题展开。这些批评既是汉初学者对秦王朝过失的总结，也寄托着他们对本朝君王以仁义治天下的期望。丘濬在秦朝历史书写的41条纲目中，对秦朝暴政的揭露仅集中于“初巡游”“求神仙”“烧诗书百家语”“坑儒生四百六十人”“始厚葬”“始以宫人殉葬”等6条，虽也指出秦始皇和秦二世这些暴虐行为的不仁不义，但批评和谴责的力度淡弱了许多。始皇帝修阿房宫，造骊山陵，丘濬只是用“大营宫室”四个字进行书写。秦筑长城在历代“过秦”思潮中都被认为是劳民伤财之举，是典型的秦朝暴政，民间更是流传孟姜女哭倒长城的悲惨故事。而丘濬对此却责之不深：

或曰 ：始皇此举固为过矣，设使继秦者，皆因其已成之势，稍加修补之功，世世不废，安知天下后世不赖之以界限华夷也哉！ ［2］2533

相较于汉初学者的“过秦”言论，丘濬给予了更多的理解与宽容。而这种松淡叙述本质上源于他对华夷的区分，对正统的强调，这也与历代“过秦”言说有着明显区别。

由此观之，《世史正纲》作为丘濬历史见解的表达载体，与传统“过秦”思想的出发点与侧重点有所不同。汉代士人学者“过秦”的出发点是为了汉家天下的长治久安，侧重从秦政中总结经验教训。丘濬的书写逻辑，始终以“著世变”“明正统”为原则，其间淡化了对秦朝不施仁政的道德谴责，更多着眼于秦朝在各方面启世道之端的意义，这是对自汉以来重点剖析秦政失衡等普遍话语的改变。当然，作为一名帝国高级官员，丘濬对历史的理解并不会脱离他所承担的政治责任和文化使命。他对入史事件原则的认定，秦制创设之功的肯定，映射的都是他经世致用的经学立场。

三 评人论事，弘扬《春秋》大义

《世史正纲》是丘濬仿效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和吕祖谦《大事记》编写体例撰写的一部通史，叙述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统一六国至洪武元年（1368）明朝建国，共1589年的历史。《秦世史》作为《世史正纲》的开篇，丘濬在简要叙述秦朝历史大事的基础上，对这些书写入史的历史大事发表评论，叙论结合，著世变、明道义、正纲纪，以达《春秋》之旨，弘《春秋》之义，与“过秦”思潮下以总结秦亡汉兴历史经验的撰史旨趣有明显差异。

首先，作为《世史正纲》的开篇，丘濬对秦朝历史的书写基本遵从《春秋》义法。《世史正纲》撰写体例和义例遵循《春秋》和《通鉴纲目》，体现了丘濬在撰史体例、义例方面继《春秋》，宗朱子的倾向。陶辅《桑榆漫志》评价该书“义严理到，括尽幽隐，深得麟经之旨” [14]，敏锐地察觉到丘濬撰《世史正纲》是借撰史之途，弘《春秋》之义。

《春秋》十二公，皆别书公于每卷之首，而司马氏之《通鉴》亦如之；惟其别出也，故隐庄闵僖，可不书其即位，而得以寓夫笔削之意。《纲目》则书每帝谥号于其首年之下，而不别出之，故其君之始即位，虽有不可书者，不得不书也。不书其所以始，何以知其为某君哉！《史纲》仿《通鉴》例，年经而国纬之，是亦《春秋》之意也。 ［2］2523

丘濬严格仿照《春秋》和《通鉴纲目》的撰写体例，在书写秦朝历史时，首先写明皇帝名号。秦朝15年历史，丘濬用“始皇帝讳政”“二世皇帝讳胡亥，始皇子”两条纲目言明秦朝政治谱系的来龙去脉。在丘濬看来，史书编纂中，帝王君主即使没有可供记述的事迹，君主之名及其干支年月也须按《春秋》中“春王正月”的体例载录清楚，体现明统之义。《世史正纲》从始皇帝二十六年开始，以“世史”为题，自秦至明，逐年排比史事。就史事记述来说，《世史正纲》是一本比《春秋》还要简略的大事记。丘濬以事系年，以国纬之，不具月时的编写方法，既遵循《春秋》之例，又有所更革。

其次，丘濬对秦朝的历史评论重心不在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而是落在宣扬纲常名教上。传统“过秦”言论重在通过批评秦朝的暴政和过失，总结经验教训，为本朝的社会治理提供对策、见解和措施。丘濬对秦朝历史书写的立足点则是正伦常纲纪，明华夷之辨，这与他论述逻辑中对正统思想的强调是一以贯之的，这一点，正是丘濬在秦史建构中对传统“过秦”思潮最显著的异动表现。《世史正纲》序言中，丘濬清楚地表明他的撰史目的有三，即著世变、正纲纪、笃名教。

《世史正纲》曷为而作也？著世变也，纪事始也；其事则记乎其大者，其义则明夫统之正而已。 ［2］2517

而如何明其体正，丘濬进一步解释，“在严华夷之分，在立君臣之义，在原父子之心” [2]2518。从民族、君臣、父子三个维度阐释秩序的规范性，对君臣之道，纲纪礼制的强调，既符合他理学名臣的认知逻辑，也是程朱理学干预历史叙事的表现。具体到对于秦朝历史的书写和评论，这一撰史宗旨丘濬贯彻始终。“胡亥弑其兄扶苏而自立”条目下，丘濬评论道：

君，受命于天者也。臣，受命于君者也。子，受命于父者也。子承父之位，而不受命于父，亦犹臣承君之位，而不受命于君焉。世之作史者，皆知臣悖君命，而夺其君之子为逆，乃独于子之悖父命者略焉，何哉？或曰：此《春秋》之法也。 ［2］2536

对于沙丘之变，丘濬思考的重点并不是这一事件给秦朝政治和社会带来的深刻影响，而是关心君臣、父子伦常秩序的失范，并借此宣扬华夷、君臣、父子之间的传序关系，难掩经学迂腐之气，本质上仍是对正统思想的重申。这一叙述清晰地表现出正统至弘治年间，“以丘濬为代表的学者将正统论绝对化的史论思潮” [15]。如丘濬所言，“圣贤所以著书立言，谆谆乎垂世立教者，亦于是乎不徒托之空言矣。区区一得之愚，偶有所见，而妄为此书，始嬴秦庚辰之岁，灭国讫于齐，世道之始变也；终皇明戊申之春，彗出扫于昴，天道之终定也。首尾凡一千五百八十有九年。书成，用僭书卷端，以示夫当世之学生小子” [2]2520-2521。显然，《世史正纲》并非丘濬一时兴起闲情所记，而是凝结、承载了他对历史和现实的观察、认识与思考，垂世立教是他的愿望，教化的群体也不再只是士人学子，而是更普遍的民众。这与司马迁、司马光等彰往来，考兴衰，鉴得失的撰史旨趣有别，也与“过秦”思潮中学者们借议论秦亡之因，言治乱之道有异。究其原因，是程朱理学对当时思想界的统治，作为程朱坚定的推崇者，丘濬自然地接受并继承了理学的知识谱系与思维方式，《世史正纲》宣扬的正统观，也折射出明朝前中期，理学浸润下士人学者的思想底色。

再次，丘濬承认天命与王权之间的感应关系。丘濬继承了史家的变易观念，敏感地认识到历史的发展变化，他明确表示其撰史目的之一就是“著世变”。历史古今之变，表面上看是朝代兴衰更替，人事变迁，一治一乱，实质是盛衰之变，质文替变。丘濬对于秦朝变易制度，去三代之治，行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之政，总体上持肯定态度。但是，丘濬把这些变化多归于天命，由此使他的变易观笼罩着神性色彩。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天上出现彗星。丘濬评论说：

变异之大者，莫大于彗孛。自始皇立，至是凡五见矣；久者八十日，长者或竟天。说者谓其为除旧布新之象。呜呼！世至于秦，夏商周之典，至此而灭迹；汉唐宋之法，自此而开端，其为除旧布新也大矣！岂直如太史公所谓，灭六王，并中国，死人如乱麻，兵相骀藉者而已哉！秦人轻易变古，遂使三代之良法美意，一旦扫除，变而为一切功利苟简之习。上天垂鉴戒以儆切之，而犹不知惧，以至于亡也，宜哉！ ［2］2533-2534

汉初学者把秦朝灭亡的原因归纳为不施仁政，不笃礼义，导致攻守之势发生根本性改变。贾山《至言》认为：“秦以熊罴之力，虎狼之心，蚕食诸侯，并吞海内，而不笃礼义，故天殃已加矣。” [3]2328贾谊《过秦论》愤而直呼：“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10]400司马迁、贾谊、贾山、陆贾等学者把秦亡之因归结于人的行为，这体现的是春秋以来人们对“天道远，人道迩” [16]的认识，着力从人事方面思考历史变化。而丘濬把秦亡归因为天意，是秦始皇漠视天意警告的结果。《汉书·律历志》载：“夫历《春秋》者，天时也，列人事而因以天时。传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故有礼谊动作威仪之则以定命也，能者养以之福，不能者败以取祸。” [3]979丘濬把秦亡汉兴的因由之故归结为天意，既是中国古代天命观的影响，也与《春秋》义旨相符。

“《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17]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旗帜鲜明地提出这一观点，将《春秋》视为周礼的重要载体。今人学者对此也有诸多阐发，大体上肯定其为“一部为后世立法的‘礼书’” [18]，魏衍华在解释这个问题的时候提到，“《春秋》的独特之处就是‘道义’，也就是阐述‘义’” [18]。而对“义”的模糊理解，具体又会表现为在君臣父子四个方面的混乱无道。《世史正纲》对华夷、君臣、父子等级秩序的强调，与自孔子至程朱以来的儒家礼义观一脉相承，可以说，《世史正纲》是丘濬言说《春秋》之义的文本载体，而《春秋》也构成了丘濬文本撰述的义理逻辑。

四 结 语

汉初君臣为了汉王朝长治久安，人们学秦史、写秦史、论秦史，掀起了恢宏的历史经验总结运动，借秦朝历史，明治国得失，言治乱之道，他们的出发点始终是对本朝政权的关心。丘濬承“释统”之意，撰《世史正纲》，自秦朝历名写起，虽言其撰史是纪大事，著世变，但在历史大事的书写中，在历史变化的省察中，他的立足点并不在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而是以正统为依归，弘《春秋》大义，严华夷之分，立君臣之义，原父子之心，《世史正纲》开篇《秦世史》便清晰展现了丘濬的撰史旨趣。“著世变”“纪事始”都是丘濬“明正统”的具体方法，其撰述的终极目的仍然是强化服务于朱明王朝政权的话语体系。李焯然也表示，“丘濬是明朝史家中谈正统问题最有见地和最切实的一位” [5]230。《世史正纲》书正统，正纲纪的撰述宏旨，是以丘濬为代表的理学学者面对此期社会危机的理论反思与经世追求。在秦朝历史的书写和评论中，丘濬具体而有条理地论述了秦朝制度建设、治国举措等问题，暗示了他实学先驱的身份。审视《世史正纲》的话语结构、论述逻辑及浓郁的理学色彩，可以看出丘濬对于传统“过秦”思潮的异动，这种异动一定程度上是丘濬对历史理解的进步，但不可否认的是，较为狭隘的华夷观也是其思想的局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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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3298.

18 魏衍华.《春秋》“礼义之大宗”解[J].孔子研究,2021(02):132-139.

The Divergence of the Traditional Thought of “the Trend of Criticizing the Qin Dynasty”:Qiu Jun’s

Writing ,Commentary on the History of the Qin Dynasty LI Chuanyin

（School of Humanities,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Han Dynasty, a group of scholars, who were devoted to the Han Dynasty with the awareness of unexpected development, actively explored the rationale for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world and summarized the reasons for the demise of the Qin Dynasty. Blaming and criticizing the Qin Dynasty came to be the mainstream of historical evaluation of the Qin Dynast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trend of criticizing the Qin Dynasty”, the historians of all ages, while summarizing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from the fall of the Qin Dynasty, wrote and commented on the history of the Qin Dynasty, presenting a value orientation that emphasizes the moral evaluation over the determination of merits, and the commentaries of historic figures over the examination of the system. In the middle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Qiu Jun wrote Shishi Zhenggang (The Correct Bonds in Universal History) to clarify the purpose of “respecting the orthodoxy of the Ming Dynasty” under the impact of vigorous renewal action of “Gangmu”, i.e., Outline and Details of the Comprehensive Mirror in Aid of Government by Zhu Xi, as well as the Tumu Crisis. Therefore, in the writing and commentary in the opening chapter for the history of the Qin Dynasty, Qiu Jun no longer dwelled on the old articles of “criticizing the Qin Dynasty” that talked about the way of governance and chaos, but re-examined the history of the Qin Dynasty from the aspects of “change” and “righteousness” in the context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with the historical rationality. With the orthodoxy as the guidance, the human relationship and principle of the feudal society is focused on to publicize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Hua and Yi. In this regard, the moral condemnation of the Qin Dynasty is downplayed, which shows the tendency of differing from the traditional trend of “criticizing the Qin Dynasty” in a more distinctively way.

Keywords: Shishi Zhenggang； Qiu Jun； tradition of “criticizing the Qin Dynasty”； historical writing； orthodox theory

引用本文： 李传印,何孟.传统“过秦”思潮的异动：丘濬对秦朝历史的书写与评论[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DOI:10.15886/j.cnki.hnus.202312.0468. (Writing Commentary on the History of the Qin Dynasty LI,Chuanyin Commentary on the History of the Qin Dynasty LI.The Divergence of the Traditional Thought of “theTrend of Criticizing the Qin Dynasty”:Qiu Jun’s[J].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Journal of Hainan University,DOI:10.15886/j.cnki.hnus.202312.0468.)

作者简介：李传印（1964-），男，安徽太湖人，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学与古典文献学研究。

基金信息： 海南省社会科学重大课题（HNSK（ZD）23-206）

中图分类号： K092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2023-12-27

责任编辑：严孟春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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