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化城是召城,那么绥远城是驻防城有召庙吗
作者/孙树恒
一
宗教是一种文明。
宗教不仅是一种信仰,更是一种文化和文明的表达方式。宗教文化是人类文明长河中最为扣人心弦的篇章,宗教作为其中之一,对人类的生长和繁衍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
在著名作家邓九刚老师《我的故乡我的城》的讲述中,用了很长的频度,叙述了呼和浩特这个城市,曾经是一个召庙和道教庙宇林立的城市,上百个召庙,被某种秩序排列组合在一起,拥戴着各自至高无上的神权,这种大一统的宗教结构,让我们现代人叹为观止的浩大工程。但是百年过去了,在历次运动的清扫下,一些召庙和道教庙宇不见了,最先闪光的古老文明,或迟或早以另一种方式,神仙清净之地,热闹起来了。是唤醒它的时候了,还是怀旧之情呢?至于信仰吗?似乎总能获得一次安慰。
二
归化城是召城,是喇嘛教文化中心。
喇嘛教,这一源自印度的古老宗教,自公元5世纪起便悄然传入西藏,历经数百年的传播与发展,逐渐在高原上扎根发芽。而它的广泛传播,则要归功于元朝皇帝忽必烈的鼎力支持。1260年,忽必烈继位后,将八思巴尊为国师,并赐予其管理全国佛教之权。这一举措,无疑为喇嘛教在元朝统治地区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14世纪末叶(明洪武年间),青海藏族喇嘛高僧宗喀巴,鉴于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中的腐败现象,在西藏一些农奴主的支持下,发起改革,创立了藏传佛教格鲁派。格鲁派,藏语意为“善规”,因信徒们头戴黄色帽子,身着黄色僧衣,所以,俗称“黄教”或“黄帽派”。格鲁派的基本教义。
“蒙古敬信黄教,实始于俺答”我们不能忘记 故事的主角,成吉思汗的第十七世孙——阿拉坦汗。祖父达延汗更是蒙古历史上一位赫赫有名的“中兴烈主”。明隆庆年间(1567—1572),蒙古土默特部主阿勒坦汗受封顺义王,在土默川上始建城寺。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建成的第一座城寺,朝廷赐名福化城。西藏迈达里胡图克图于万历三十四年来此传教,所以又叫做迈达里庙、迈大力庙或美岱召。更是被誉为大明金国的“都城”,是阿拉坦汗与三娘子的“皇城”。
明隆庆六年(1572年),在阿拉坦汗的精心规划与主持下,归化城拔地而起。明廷赐予它“归化”之名。 阿拉坦汗的远见卓识不仅体现在城市建设上,更在于他对喇嘛教的积极推广。他深知,宗教的力量能够跨越民族与地域的界限,成为连接人心的桥梁。于是,他大力推动喇嘛教在蒙古地区的广泛传播。 随着喇嘛教的兴盛,归化城迎来了一场建寺的高潮。
这些寺庙不仅规模宏大、建筑精美,更融入了蒙古民族的独特风情与藏传佛教的深邃内涵。它们与归化城的城市建筑相互融合、交相辉映,共同构成了“城寺结合、人佛共居”的独特风貌。在这里,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喇嘛教的庄严与神秘,更能领略到蒙古民族与佛教文化相互交融、共同发展的独特魅力。
大召(无量寺是明万历七年(1579年)建造,大召是归化城第一座黄教寺庙,也是漠南蒙古的唯一“帝庙”。寺内供奉着由3万两纯银制成的银佛,高3米,形神兼备,是我国最大的银佛之一。此外,寺内的龙雕和壁画也被誉为大召的“三绝”。
席力图召是明隆庆和万历年间(约1582年),阿拉坦汗之子僧格都楞所建。是继大召之后在归化城建造的第二座藏传佛教召庙,康熙帝赐名“延寿寺”。
小召蒙古语称“巴葛召”,汉名“崇福寺”。由阿拉坦汗的孙子俄木布·洪台吉所建,他是十七世纪内蒙古地区著名的弘法者,为了区别阿拉坦汗建造的大召,蒙古人把俄木布·洪台吉所建的这座寺院称为小召。时间到了清顺治年间,小召已经破败。康熙十八年(1679)内齐托音二世来小召坐床,这年秋天在北京朝见了康熙皇帝,因为他是科尔沁人,又朝见了孝庄文皇后和孝惠章皇后,后来托音二世又跟随康熙皇帝参加了平定噶尔丹的战役。
康熙三十五年西征时,驻跸归化城之时,曾经住在了小召,走的时候把自己的铠甲,弓箭,宝刀留在了小召,此后小召每年都会把这些东西拿出来晾晒,这一天被称为“小召晾甲日”。
同年,小召进行了一次扩建修缮,托音二世还在寺院内立满、汉、蒙三种文字的康熙皇帝西征记功碑。修缮后托音二世向康熙皇帝呈请赐寺名,康熙皇帝赐名“崇福寺”。还将札萨克大喇嘛印交给托音二世。这时小召的地位达到顶峰。
五塔寺在公元1727年由小召活佛阳察尔齐请求清朝雍正皇帝下令建造的。五塔寺就是小召的下属寺院。
归化城还有乌素图召、喇嘛洞召等众多召庙,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形成了“七大召、八小召、七十二个绵绵召”的壮观景象。因其丰富的喇嘛教召庙而闻名,被誉为“召城”。
三
为什么建绥远城,会是什么样的宗教呢?
建设绥远城这样的城是由于归化城的位置所决定的。
康熙三十五年(1696 年),康熙皇帝“巡行北塞,经理军务”,驻跸于白塔之前,目光所及,是归化城这片重要的战略要地。康熙帝给皇太后的奏书云,归化城作为“京畿之锁钥,晋垣之襟带,乌(兰察布)伊(克昭)诸盟之屏蔽,库(伦)科(布多)、乌(里雅苏台)诸城之门户”,是沟通东西南北的重要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于是,他留下谕旨:“归化城当留一大臣,受厄鲁特人,完其夫妇,给以衣食。”这一举措,不仅体现了对边疆民族政策的深思熟虑,更为日后的绥远城建设埋下了伏笔。
时光荏苒,转眼间到了雍正十三年(1735年),为加强西北边防,奏准在归化城,东北2.5公里,另筑驻屯满洲八旗官兵的新城。
乾隆二年(1737年)二月动工,乾隆四年(1739年)六月建成,命名为绥远城。设立绥远将军统领, 绥远城为了 “屏藩溯漠 ”,守护边疆应运而生。绥远将军辖区喀尔喀蒙古,南抵山西、陕西两省,统辖整个漠南蒙古,归化城土默特蒙古。遇有战事,还具有调遣宣化、大同二镇,节制沿边道、厅等权利。将军衙署是沟通中央和边疆地区的枢纽机关,官阶为正一品。清朝共设十四位驻防将军,其中九位分别驻守绥远城、江宁、成都、广州、福州、杭州、荆州、宁夏、西安。还有五位驻防将军比较特殊,为盛京将军、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伊犁将军、乌里雅苏台将军,即五大将军。旺昌是首任绥远城将军,至宣统三年(1912年),堃岫被北洋军人张绍曾所取代止,将军衙署历时172年,清廷正式授封的绥远将军有79任,均在此管理驻扎。从此由满、蒙、汉八旗官兵所组成,维护边疆安宁,将渔猎文化、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巧妙交融,共同书写了绥远城丰富多彩的历史篇章。
四
绥远城的召庙属于哪类宗教呢?
绥远城作为清代重要的军事和政治中心,建有许多道教庙宇,这些道教庙宇不仅丰富了城市的文化内涵,也反映了当时多民族共融的社会背景。绥远城的道教庙宇主要是由满族人建造的,不仅供奉不同的神祇,还具有教育、祈福等多种功能,反映了清代满族人通过宗教来实现社会治理能力、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绥远城的主要道教庙宇与归化城召庙区别很大,除了喇嘛教外有多种宗教的寺庙。由单一喇嘛教向多元化发展。绥远城东西门外均建有娘娘庙。城内建有各种召庙,如旗纛庙、财神庙、家庙、山神庙、马神庙,万寿宫、城隍庙、文昌阁、关帝庙、菩萨庙等。其中菩萨庙是先城而建的。包括:
文庙:建于1872年,位于南街,供奉孔子等。
观音庙:建于1740年,位于南街,供奉观音。
菩萨庙:建于雍正年间,位于绥远城西南角,供奉观音菩萨。
财神庙:建于1739年,位于城之西北角,供奉财神爷。
关帝庙:城内有两座,分别建于1737年和1739年,供奉关羽、岳飞等。这两座庙宇都供奉关羽等忠义之士,是当地民众敬仰和崇拜的英雄象征。
东岳庙:建于1739年,位于东街。东岳庙有山门、正殿和厢房等建筑,主供东岳大帝,是当地民众祈求风调雨顺和国泰民安的地方。
文昌庙:同样建于1739年,位于南街。文昌庙有山门和门顶上的魁星阁以及正殿和东西配殿等建筑,主供文昌帝君,是当地学子祈求学业进步和科举高中的重要场所。
弥罗阁:建于1737年,位于钟鼓楼顶,供奉玉皇大帝。
真武庙:建于1737年,位于北城门口,供奉真武大帝。
城隍庙:建于1737年,位于南街,供奉城隍神。
行宫庙:建于1739年,位于北街,为城隍神出巡时的寝宫。
五道庙:城中共有两座,均建于1739年,位于北街和东街。
马神庙是在新华大街的北侧,即北马神庙街。这座庙宇建于乾隆二年(1737年),几乎与绥远城一同兴建,表明了马匹在当时社会中的重要地位,特别是与军事驻防城的紧密关联。
太清宫:位于呼和浩特市新城,被誉为“漠南第一道场”,建于民国20年(1931年)。太清宫是内蒙古地区唯一的道教宫观,保存有皇家“金幔帐”等珍贵文物。这些庙宇各具特色,供奉的神祇也各不相同,但都是当地民众精神寄托和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真大寺:作为伊斯兰教的代表性建筑,清真大寺是当地穆斯林进行宗教活动的重要场所。
教堂:随着基督教的传入,绥远城也建有一些教堂,这些教堂不仅是传教活动中心,还兼办学校等教育机构,对当地的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除了上述主要宗教设施外,还散布着各种民间信仰的召庙。鼎盛时期,绥远城共有道士100多人,全都享受官府的俸禄,出入于道教庙宇的信众也大多是贵族和军政显要。
从以上资料看,绥远城道教庙宇供奉的神祇和信仰体系多样,表明绥远城的宗教文化是多元的。这些宗教设施不仅满足了不同信众的信仰需求,也丰富了城市的文化内涵。
五
宗教文化在归化城和绥远城的比较。
总的来说,开始时归化城和绥远城里的宗教的相对隔绝的,像流淌的多条并行的河流,这在城市建设文明史上的一种特殊现象。原来并不是一条常规性的历史文化走廊。
归化城和绥远城合并以后,体现了多元宗教文化的和谐共存,为当地的历史文化和民族团结作出了重要贡献。如今,这些宗教设施仍然是人们探索历史文化、感受宗教氛围的重要场所。
首先,绥远城作为一座军事重镇,其主要功能是作为统领满、蒙、汉八旗驻军及掌管西北军政的最高权力机构所在地。这种军事性质的城市规划,使得其内部空间更多地被用于军事设施和驻军需求,留给庙宇等宗教建筑的空间相对较小。满族入关前主要信奉萨满教,入关后因势利导则崇尚佛教、儒教和道教,故清廷在修建绥远城时建有许多寺庙,形成各种宗教相生共存的局面。这反映出清朝统治者强烈的文化功利主义思想和远见卓识,也反映出绥远城旗民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
其次,从经济角度来看,清代乾隆年间的绥远城市场相对有限,经济条件与归化城存在显著差异。这种经济条件的限制,也影响了庙宇等宗教建筑在绥远城内的兴建和维持。缺少了香火钱的庙宇往往得不到及时的修葺,逐渐破败并销声匿迹。
第三,从归化城和绥远城信众角度,归化城的召庙是单一性,喇嘛教的权力主要体现在宗教领袖在宗教事务和部分政治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决策权,召庙都有丰厚的资产包括店铺和田地。绥远城源于满族入关前主要信奉萨满教,入关后因势利导则崇尚佛教、儒教和道教,故清廷在修建绥远城时建有许多道教庙宇,形成各种宗教相生共存的局面。这反映出清朝统治者强烈的文化功利主义思想和远见卓识,也反映出绥远城旗民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
第四,召庙在选址上也更倾向于归化城等经济更为繁荣、人口更为密集的地区。这些地区不仅能够为召庙提供更多的香火钱和信众支持,还能够通过庙会、法会等活动丰富人们的业余生活,促进地域经济的繁荣。而绥远城作为驻防城相对封闭,缺乏人们的自主性和流动性,香火就暗淡多了。
六
归化城与绥远城这两座古城,不仅见证了蒙古高原的沧桑变迁,更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一是 归化城,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自古以来便是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典范。随着藏传佛教的传入,召庙文化逐渐在这里生根发芽,成为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座座金碧辉煌的召庙拔地而起,不仅为归化城增添了浓厚的宗教氛围,更促进了民族间的和谐共处。僧侣们在这里诵经祈福,信徒们虔诚朝拜,召庙文化如同一根纽带,将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人们紧紧相连。 在召庙文化的熏陶下,归化城的社会生活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庙会、法会等宗教活动频繁举行,吸引了大量民众参与,促进了商业贸易的繁荣。同时,召庙还承担着教育、医疗等社会功能,为当地居民提供了多方面的帮助。这种文化交融与社会服务的双重作用,使得召庙文化在归化城的影响力日益增强。
二是与归化城相邻的绥远城,同样受到了道教等宗教文化的深刻影响。虽然绥远城的历史相对较短,但其作为边疆重镇的地位,使得道教等宗教文化在这里得到了快速传播。在绥远城,道教等庙宇不仅是宗教信仰的圣地,更是民族共同进步的象征。通过举办各种宗教活动和社会公益事业,在绥远城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值得注意的是,绥远城的各种宗教文化在传承过程中,还融入了当地满洲八旗独特的民俗文化元素。这种文化的融合与创新,不仅丰富了宗教文化的内涵,也使其更具地方特色。在绥远城,人们可以感受到宗教文化与民俗文化的和谐共生,体验到一种独特的文化魅力。
(作者档案:孙树恒,笔名恒心永在,内蒙古奈曼旗人。中国金融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内蒙古诗词学会会员,内蒙古茶叶之路研究会副秘书长,内蒙古通俗文艺研究会副秘书长,内蒙古诗书画研究会高级研究员兼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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