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明军野战打不过八旗？（刁钻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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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十月，因为朝廷长期欠饷和从朝鲜回师后的赏银迟迟不能兑付，蓟镇三协的南兵发生哗变（从万历年间开始，朝廷欠饷成为常态，而因为欠饷导致的兵变也屡见不鲜）。

当时的蓟镇总兵王保将他们诱而杀之，《朝鲜宣祖实录》记载被杀的南兵达3300人之多，精锐的戚家军在这场屠杀中损失了大部分精锐，从此元气大伤再也不复昔日之光辉。

好吧，万历年时间太久远了，但只看己巳之变那些文官的操作，这样的管理能力和军事能力，这些文官除了贪贿之外，更为无能。

再来看看己巳之变时的一件小事。

当时后金入侵，京城告急，宣府是离京城最近的，要勤王朝廷第一个想到调发的就是宣府总兵侯世禄。

于是侯世禄从宣府一路赴蓟，结果他12日赶到蓟州没让入城，又于13日临晨到通州，也没让入城。

为什么？

因为兵部要求按惯例给予补给，但蓟州和通州城内根本没多余的粮食给侯世禄，所以只能不让他进城。

好在此时兵部发了5000正月饷银给到了侯世禄手中，侯世禄拿这些银子沿途买粮食凑合了一点，但仍不足用。

等一下，为什么是“正月”饷银？

这已经是11月，在赴蓟路上，侯世禄还向兵部报告“月粮数月未给”，因此朝廷终于先把正月的饷银发了……

明朝的欠饷可见一斑。

02

明朝朝廷财政困难，军队发不出军饷，但是《明史》上修堡垒，修城池等等可是修得真卖力，看上去真有钱。

袁崇焕都能用堡垒把后金封锁得”无路可走了“。

当然，后金无路可走，结果一不小心皇太极从辽东走到了北京城下，这就像二战末期日本军部给国内民众看的战报，皇军战无不胜，已经将美国人逼得无路可走了，所以不得不进攻冲绳，准备冒险逃亡东京，这样的话说出去谁信呢？

当年关于溥仪有个段子，说大概1945年的时候，溥仪总是觉得日本人要失败，可是每当看日军送来的战报，却又都是形式一片大好，皇军战无不胜。

溥仪虽然隐隐感觉这战报有问题，但又说不出问题在哪里，于是他就去问手下人。

有人就告诉他，不要看战报，要看战线，战报一片大好，战线却在收缩，那么，这个战报十有八九就是假的。

所以，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不会看战报，要看战线。

己巳之变的战线是人家后金已经把战线推到了你的家门口——北京城，你却还在夸袁崇焕的关宁锦防线把后金逼得无路可走了，你觉得稍微有一点军事常识的人会信吗？

03

《明史》读得多的人，基本都可以发现一个规律，《明史》上那些在边镇有名的文官，大多会有一个功绩在史书上详细记载：他在守边任内，一共修了多长的边墙，修了多少堡垒，又整修了多少的城池。

为什么呢？

第一、因为对于文官而言，搞基建，功劳是看得见的，因为修的那些东西就在那里，这些东西可以实实在在的证明，我是做了事的，是经得起检验的；

第二、搞基建，特别是边镇的大基建，大家伙可以上下其手，有工程就有进项。而且打着修边墙堡垒城池的名义，别人还不能说出什么来。这是一个既可以捞好处，又可以捞政绩，还让人说不出话来的好项目；

第三、要搞野战，就必须练兵，但练兵费时费力，还得罪当地的士绅和兵头。这是一个费力不讨好的事，但搞基建大家都开心，毕竟搞基建朝廷拨款，当地提供劳力，既拉动了内需，又促进了投资，还整顿了战备，更获得了政绩。

在这样的状况下，边镇的文官更加热衷于搞工程，把有限的资金都投入到大基建中，至于士兵是不是有饭吃，有军饷，是不是愿意为朝廷卖命，这些都不关我的事，因为养兵是朝廷的事。

所以，一般到了王朝末期，各大边镇，游牧民族入侵越频繁，修边镇城池越就越频繁，国家没钱，但面临威胁，就不停的被迫把大量的财政资金投入这些大工程，于是也就越发没有钱去养兵，导致野战的军队越发的虚弱。

重物而轻人，就是在这种畸形行政模式之下形成的一种潜规则。

宁可修一堆毫无用处的堡垒城墙，也不愿意给士兵多发一点银子，因为钱发给士兵，既没有看得见的政绩，也不知道这些士兵是不是真的可靠，到底打不打得过那些野蛮的外族，反而坚固的城堡和城池更能带来安全感。

这些官员之中，贪污少一点，基建搞多一点就是清官和好官。

贪污太多，只要搞的基建过得去也称得上能吏，只有那种又贪又做不了事的才会被人骂。这就是文官的逻辑，也是史书的评价。

但这些人从来就不会去想，任何城堡和城池都是依靠人去守的，饭都吃不饱，家里的生计都要靠着妻女卖淫才能维持，这样的士兵，会有人愿意帮你去坚守吗？更不用说还要去野战。

更令人感到可笑的是，这些文官，在《明史》之上，很多居然都是作为名臣来评价的，评价的标准，就是他们搞基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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