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容易被人忽略的事实是，袁世凯与慈禧的关系非常不一般

慈禧是袁世凯在政治上的贵人，袁氏之所以在政治上能飞黄腾达，除个人的能力和机遇外，是慈禧太后给他提供了政治平台。

这其中有两个关键事件，一个是在戊戌政变中，袁世凯听取亲信幕僚徐世昌的建议，在政变的最后关头选边站队投靠“后党”，因而取信于慈禧。

另一个是庚子事变，慈禧太后逃亡西安，袁世凯当时在山东任巡抚，“为了给西逃的慈禧筹款解决生活用度问题，他从山东税收中拿出10万两白银进献慈禧太后，并把江苏、安徽本应上缴国库的16万两白银截留转运西安。

”随后，“袁氏又从山东银库中拿出10万两白银，并将从当地士绅手中征集的3.7万两白银一起转运西安。”这些白银源源不断地运往西安，暂时缓解了慈禧西逃的生活用度，慈禧对袁氏在关键时刻的做法很赏识。

在1901年底，慈禧和光绪帝从西安返回北京，他们在经由直隶前往磁州，袁世凯此时已调任直隶，他负责“两宫”北返的护送工作。

这样的差事，是一个近距离接触和表现的好机会，袁氏也格外的重视。他精心做了工作预案：“在御撵路过的所有路段都铺上由发光泥土做成的光滑、平整的路面，走在脚下松软而且没有声音，不仅清理路上所有的石块，而且在队伍行进过程中，雇佣一班人用鸡毛掸给路面除尘。

每隔十英里设有驿站，供应各式食物。”这样的安排虽然在积贫、积弱的中国是极大的浪费，但统治人物认为这才是符合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也是属地官员是否尊重皇权和忠诚度的表现。

1902年1月7日，“两宫”从正定车站搭乘京汉铁路的火车回到北京。从事后慈禧对袁世凯赏赐黄马褂一件，授予袁氏紫禁城骑马的荣誉，加封太子少保衔可以看出，慈禧对袁世凯在她过境直隶的殷勤安排感到非常满意。慈禧对袁氏说：“我和我儿子的生命都是你救的”。

不仅如此，袁世凯在生活上也表现出对慈禧太后极大的关心，他经常在合适的时候，采购女人喜爱的珠宝和衣服进献给慈禧。在直隶总督任上，袁世凯多次进献礼物，据德龄回忆：“袁世凯在1904年农历新年送给慈禧太后一件黄缎袍，上面用各种颜色珍贵宝石和珍珠镶嵌成一朵牡丹花，叶子是绿宝石的。

这确实是一件华丽的衣服，一定花了很多钱。唯一的缺陷是其重量——这件缎袍太重以至于穿起来不舒服。但她老人家很喜欢这件袍子，第一天就穿上了。”

显然，慈禧太后对袁世凯的“孝心”非常受用。

除此之外，袁世凯在慈禧73岁生日的时候，用心准备了“两件虎皮大衣，一只镶宝如意，一对金丝编镶珍珠凤凰，一座一人高的珊瑚一座。”袁氏费尽心思讨慈禧欢心，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大的权力。

和袁世凯一样，慈禧也是一位现实主义者，一个从生存本能出发和善于谋略的实用主义政治家。在传统的中国政治中，皇权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但在实际的政治操作中，最高统治者要平衡各方势力才能管理好这个国家。

在男权社会中，慈禧作为一个女人周旋于男人之间，要保证自己的权力不受挑衅，需要非凡的政治手腕，他需要平衡各派政治势力，她从来不在支持一个派别、反对另一个派别上走得太远。

一旦发生不可预测的政治风险，那么她将失去她的一切，这是慈禧太后掌权以来的政治底线。特别是在1900年后，当她意识到西方列强想要她下台，非常惊恐。从政治安全和平衡的角度来说，慈禧太后非常需要西方列强中意的袁世凯和他在直隶军队的支持。

虽然，慈禧太后身边汇聚了锡良、岑春煊、端方、刘坤一、张之洞等一帮能臣干吏，但他们缺乏外交事务上的经验，也不被英国、德国人及其盟国接受。权衡各方利弊后，她决定倚重袁世凯，这也是袁世凯直到慈禧死去之前都受宠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