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到我们屯子插队的五位女知青,她们是我心中的五朵金花
我不是知青,我是土生土长的农民,可我与知青有着千丝万缕割不断的情缘。当年到我们屯子插队落户的五名上海女知青,她们是我心中的五朵金花,我暗恋了她们多年,最终她们却都陆续招工进城了,我是狗咬尿泡空喜欢了一场。不过令我欣慰的是,时隔几十年,至今我还和五名上海知青保持着联系,我们亲如兄妹,情谊深厚。
有关我和五位上海女知青的情感生活经历,还要从五十五年前的1969年春天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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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是1969年3月末的时候,我们屯子里一下子就来了几十名穿着时尚的上海知青。当时我虽然都十六岁了,可还不知道上海在哪里,也不知道知青是什么?当年我阿伯吉(父亲)是南沟屯(大队)二队的队长,听他说上海知青是来我们屯子插队落户的,以后就是我们屯子的人了。
我们二队分派来十三名上海知青,五名女知青,八名男知青,因为队部就有一间空房子,勉强能住下八名男知青,五名女知青只好暂时住在了我们家的那一间半厢房里,和我姐姐睡在一铺火炕上(我们朝鲜族火炕是地炕,满屋都是炕,很宽敞)。
知青们没来之前,是我一个人住在那一间半厢房里的。修建厢房时,我妈就说是为我准备的婚房,等我结了婚就住在厢房里。上海知青来插队,我父亲原本打算让八名男知青住在我们家,可那一间半厢房住不下九个人,我父亲只好让五名女知青住我家。
家里突然来了五位漂亮的女知青,我心里既高兴又有些拘束,五位女知青都和我的年龄差不多,她们也不问我的年龄,都很亲切地喊我相春哥哥。我家姓李,我叫李相春,我的名字是我姐告诉她们的。
以前都是我父亲和我姐去挑水,自从上海来的女知青住在我家,我就主动承担起了全家人吃水的任务,包括她们五名女知青洗衣洗漱的用水。我妈也说我是男子,都十六岁了,应该为家里出力了。
上海来的女知青爱干净,天天洗漱洗脚洗衣服,我一天挑三趟水还不够用,起初看着她们那样浪费水,我心里挺不高兴的。后来一位叫徐蕙的知青要跟我学习挑水,她说她们用水多,她们要自己学会挑水,我反倒觉得不好意思了。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接触了解,我慢慢知道了她们的名字,除了徐蕙,另外四个人的名字分别是:王春荣、王春梅、张惠娣、周玉芳,她们都是十六岁,和我同岁。徐蕙的生日是正月,比我大半岁,她还是喊我哥哥,我也不好说什么,只能默默地多为她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尽到一个当哥哥的职责。
春耕春播生产开始以后,知青们也都和社员们一样下地干农活,因为五名女知青都和我熟悉,出工收工的路上,她们都愿意和我走在一起,有时也和我说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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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员们看五名女知青都很亲切地喊我哥哥,大家都很羡慕我。有的人还跟我开玩笑:“李相春,五个漂亮的上海姑娘住在你家,以后你就找一个上海姑娘结婚吧,看她们长得多漂亮啊,简直就是五朵金花。”还有人私下里议论,说我父亲是故意让五名女知青住在我家的,就是想在她们五个人当中挑选儿媳妇。
当时我还不到十七岁,还没到找对象的年龄,对于这样的玩笑和议论感到很难为情,后来就不敢和女知青一起说笑了,上工和收工的路上更不敢和她们走在一起了。就是在家里,我也尽快躲避着她们,好像我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那年初秋,队里在屯子东边盖了五间房子,成立了二队知青集体户,知青们就都搬到集体户一起吃住了,五名女知青也不在我家吃住了。她们搬走后,我心里莫名其妙地难受了好久。尽管我们一家人为她们操心受累,我父母和我姐也都说舍不得她们搬走。好在集体户离我家不远,她们五个人经常到我家来串门,跟着我姐学说朝鲜语,跟着我妈学习腌泡菜,她们五个人已经把我们家当成了她们的家。
1971年秋后,我姐嫁人了,五位女知青都随了礼金,徐蕙还送给我姐一条红围巾。那条围巾是她从上海带来的,她一次都没舍得围过。
那年冬季,五位女知青要回上海探亲过春节,我妈给他们准备了当地的一些特产,我们家采得木耳和蘑菇都送给了她们。就连我家晒的小干鱼,也都送给了她们。她们回上海探亲那天,天气特别冷,我赶着雪爬犁把她们送到公社汽车站,帮她们把行李装到客车上,才一个人赶着爬犁回到屯子里。
就是从那天起,我满脑子里都是徐蕙的影子,就连做梦,都能梦到徐蕙。长到十八岁,我那是第一次对异性有了这么强烈而美妙的感觉,我好像爱上了徐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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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过后,徐蕙她们从上海回来,第一时间就带着上海的糕点糖果来到了我家,徐蕙还送给我一双解放胶鞋。时隔一个多月再见到徐蕙,我的心里怦怦跳个不停,就连表情都感到不自然了,还没跟她说话,脸就红回到了脖子根。
之后的日子里,徐蕙和其他四名女知青照样和我说笑,照样喊我相春哥,我也不再惧怕别人说三道四了,因为在我们屯子,过了十八九岁,就有人订婚了。我也到了该订婚的年纪,也有人给我介绍对象了。但我心里只有徐蕙,可我却没有勇气向她求婚,也不敢跟父母说这事。
1973年夏天,就在我准备把心里话告诉我姐时候,徐蕙突然被推荐到延边财贸学校读书了。徐蕙离开我们屯子时,专程到我家道别。看到徐蕙,我那不争气的泪水夺眶而出,一个人跑到厢房里呜呜哭了起来。徐蕙来到窗前对我说:“相春哥,我明白你的心思,以后你能找一个比我更好的姑娘……”徐蕙理解我的心情,也明白我的心思,我心里更加难受。
徐蕙去延吉读书后,王春梅她们四个人经常到我家来玩,还宽慰我说:“相春哥,你长得这么好,喜欢你的姑娘多的是,你一定能找一个特别漂亮的对象。”看王春梅对我特别关心,我很感激她,也特别喜欢她直爽开朗的性格。我把她们四人作了比较,王春梅性格最好,周玉芳长得最漂亮,要是让我在她俩之间做选择,我还真不知道该选谁。
就在我想入非非的时候,我们屯子得到了两个招工指标,是靠山屯化纤厂的招工名额。经过社员们推荐,周玉芳和王春梅到开纤厂当了工人。我当时的心情别提有多低落了,心里就像寒冬腊月的天气一样,冰冷冰冷的。在我们屯子插队落户的五名女知青,我最最心仪的三个人都离开了我们屯子,我心里能不失落吗?能不痛苦吗?
1974年夏天,又有人给我介绍对象,是一队金队长家的女儿金英玉。金英玉虽然长得挺漂亮,可我的心思不在她身上,我满脑子还是周玉芳和王春梅的影子。明明知道她俩当了工人,绝对不会和农民结婚,可我还是心存幻想。
过了一段时间,我突然想明白了,周玉芳和王春梅肯定不会再回到我们屯子了,她俩也不会和我结婚的。最终,我的目光又落到了王春荣和张惠娣的身上。她俩虽然没有周玉芳漂亮,可毕竟是大都市来的知青,比起我们屯子里的农村姑娘,还是要光鲜亮丽很多。
我妈和我姐知道了我的心思,都说我是黄鼠狼想吃天鹅肉,简直是痴心妄想。因为在我周边屯子插队落户的上海女知青,还没有一个和我农村青年结婚的。
那年秋天,王春荣被推荐到延边师范学校读书,张惠娣被招工到县供销社下属的土产收购站工作。她俩离开时,都专程到我家道别,还劝我尽早找一个好姑娘结婚,免得我父母为我的婚事着急上火。
那年冬季,我和金队长的女儿金英玉订婚了。在梦里游荡了好几年,我终于明白了,我这叫一厢情愿,是剃头挑子一头热,我根本就配不上她们。再说了,那时城乡差别很大,别管哪个人,一旦跳出农门,肯定不会和农民结婚的。
我和金英玉结婚的时候,徐蕙她们五个人都回到屯子参加了我的婚礼,尽管王春荣还在学校读书,她也给我随了一份厚礼,还送给金英玉一块毛巾和一个带盖的搪瓷茶缸。
在延边工作期间,徐蕙她们五人经常回屯子看望乡亲们,每次回屯子都在我家吃饭,我父母待她们就像自己的女儿一样亲。
退休后,她们先后回上海生活了,上海离我们延边较远,她们不方便回来看望我们,经常会给我们寄一些上海的特产和衣物,我们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
前几天,徐蕙她们五人一起来到了延吉,因为我八年前就搬到延吉生活了,她们先到我家,我又让我女儿开车拉她们回到屯子看了看,又去了一趟开山屯。
这次相聚,徐蕙又说起了我当年暗恋她们的往事,她取笑我:“相春哥,你看英玉嫂子多贤惠呀,当年你要是和我们其中的一个人结婚,你能过上这么舒心的日子吗?我们五个人谁都没有英玉嫂子勤劳能干,更没有她这么贤惠,到现在我都不会做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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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也是,金英玉虽然没有上海姑娘有情调,可在农村过日子,她们五个人绑到一起,都比上金英玉一个人。当时年少轻狂不知天高地厚,现在想想还真有些不好意思。好在她们五个人一直拿我当她们的哥哥,她们都是我的亲人,我心里很温暖很欣慰。过去成了美好的回忆,现实生活才是最真实的。这份情谊,我要加倍珍惜。
作者:草根作家(讲述人:李相春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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