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谟论利率：经济繁荣的真正指标

人们普遍认为，低利率是国家经济繁荣的标志，但这种观点背后的逻辑并非显而易见。通常的看法是，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导致了低利率。然而，货币量的增加主要影响是推高劳动和商品的价格，而对利率的影响并不直接。金银的价值在于其稀缺性，如果金银泛滥，其价值就会大打折扣。例如，巴塔维亚和牙买加金银丰富，但利率却高达10%，而葡萄牙为6%，这表明利率与金银的多寡并无直接关系。

如果英国的黄金突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价值二十一先令的白银，货币量并未增加，只是金银的替代。如果金银变得像铜一样普通，货币量虽多，但利率和商业、制造业、航海业等并无变化。货币的价值更多是社会共识的结果，一旦货币量固定，即便数量巨大，也只是增加了购买日常用品的成本。货币的多寡并不直接影响利率。

自发现新大陆以来，物价上涨了近三倍，但金银的增加远超此数，利率却只下降了一半。这表明利率并不取决于金银的数量。

货币的价值是社会约定的，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货币量的多少并不重要。货币量一旦固定，即使数量巨大，也只是增加了购买力。如果货币量巨大，但社会只有地主和农民，那么货币量的增加只会导致物价上涨，而不会改变利率。

高利率通常有三个原因：借贷需求大、满足需求的财富少、商业利润高。这些正是商业和工业不发达的标志。相反，低利率则源于借贷需求小、满足需求的财富多、商业利润低，这些都是工商业发展的结果。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增多，财产分配不均，土地收益形成。土地所有者中，有的节俭，有的挥霍。在没有有效管理的情况下，挥霍者多于节俭者，导致借贷需求增加，利率上升。这种变化与货币量无关，而是与社会习惯和风尚有关。

满足借贷需求的财富多寡也取决于人们的生活习惯和方式。一个国家要有更多的放贷者，需要财产或金银的支配权集中在某些人手中，形成可观的金额。这样，放贷者增加，利率降低。但这并不取决于货币量，而是取决于社会风尚。

如果每个英国人一夜之间都得到五个金镑，货币量虽然翻倍，但放贷者不会增加，利率也不会变动。如果社会只有地主和农民，货币量再多，也不会积聚成大笔资金，物价上涨，借贷者多于放贷者，利率不会下降。

商业的发展需要工匠和农民之间的协作，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勤劳精神的发扬，这种协作变得更加复杂。商人应运而生，他们在不同地区之间贩运商品，满足需求。随着人口的增长，商业变得更加复杂，分工更细，形成了错综复杂的交易网络。

人类对施展才智和发挥所长的欲望似乎是大部分爱好和追求的基础。如果一个人无所事事，他会感到精神压力，寻求刺激和娱乐，这会导致他挥霍无度。如果一个人从事的工作能赚钱，他会对这种事业产生热爱，把财产的增长视为人生最大的乐趣。这就是为什么商业能扩大节约，为什么商人中守财奴多于挥霍者，而在土地所有者中情况则相反。

商业促进勤劳，把这种精神带给每个社会成员，使人人不当无用废物。商业能发扬节俭，使人人安居乐业，发挥一技之长来求利。这种技艺很快就使人精神有所寄托，转移奢侈逸乐的癖好。在开业的律师和医生中，大多数人都是量人为出，留有余地；入不敷出或挣多少花多少的人毕竟是少数。虽然如此，律师和医生不产生任何生产活动；而且他们的财富是靠牺牲别人得来的；这样，他们使自己的财富增加多少，就一定使某些同胞的财富减少多少。相反地，商人促进勤劳，他们起着渠道的作用，把这种精神传输到全国各地；与此同时，由于节俭，他们获致了巨大的实力可以左右这种勤劳，他们积聚了以劳动和商品形式出现的大量财富。这些劳动和商品所以能生产出来，主要靠商人的作用。因此，除了商业，再没有任何别的行业能增加货币所有者，或者换句话说，能够促进勤劳，并且通过发扬节俭，也使社会上的某些成员能够有力地主宰这种勤劳。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商业，就必然基本上只有地主和农民这两种人；地主的挥霍浪费产生着一种持久的借贷需求，农民是无钱来满足这种需求的。钱分散在许许多多人之手，不是花天酒地滥用乱花，便是用于购买维持起码生活的必需品，永远无法积攒成大宗的库存或现金以供放贷生息。只有商业才能把钱币聚集成大宗的资金，而要产生这种效果，必须依靠它所促进发扬的勤劳与节俭，至于货币在国内的流通量，则与此无关。

商业的增长造成放债人数目的增加，因此引起利率的降低。商业的这种发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降低其利润，从而产生使利息下跌的第三个方面的情况。

低利率和商业中的低利润，是彼此互相促进的两件事，两者都来源于商业的扩展，商业的扩展产生富商，使货币所有者增加。商人有了大笔的资本，不管这些资本是由少量的铸币还由大量的铸币代表，都必然常常发生这种情况：当他们倦于经商，或者他的后代不喜欢或没有才干经商的时候，有很大一部分资本就自然地寻求一个常年的可靠的收入。供应多了就使价格降低，使放债人接受低利息。这种考虑迫使许多人宁愿把他们的资本留在商业中，满足于低利润，而不愿把他们的货币按更低的利息贷放出去。另一方面，当商业有了很大的扩展并且运用大量资本的时候，必然产生商人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使商业利润减少，同时也使商业本身规模扩大。商业中的利润降低，使商人宁肯在离开商业，开始过清闲日子时接受低利息。因此，研究低利率和低利润这两种情况中，究竟哪一个是原因，哪一个是结果，是没有用处的。两者都是从大大扩展了的商业中产生的，并且彼此促进。在可以得到高利息的地方，没有人会以低利润为满足，而在可以得到高利润的地方，也没有人会以低利率为满足。大大扩展了的商业产生大量资本，因此，它既降低利率又降低利润；每当它降低利率的时候，总有利润的相应降低来促进它，反之也是一样。我可以补充说一句，正如商业和工业的增长引起低利润一样，低利润反过来又促使商业进一步增长，因为低利润使商品便宜，鼓励消费，促进工业的发展。因此，如果我们从这种因果关系的整体来考察，那么利率就是国家状况的真正的晴雨表，低利率率就是人民兴旺的几乎屡试不爽的标志。低利率是工业发民的证明，它迅速传遍全国，简直就象一场示威一样。有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商业上的大失败造成大量抛售货物，说不定也会临时引起同样的结果，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不过这时一定伴随发生穷人失业。民生凋敝的严重现象，再加上短期性，所以不可能把这两种情况等同起来，混为一谈。

有鉴于使利率下跌的那种工业一般都带来大量的金银，就有人断言：货币多是利率低的原因；持这种见解的人看来是把伴随结果当作原因了。有了五光十色、精美绝伦的工业品，加上雄心勃勃善于钻营的商人，哪怕在天涯海角，也会很快把货币吸收到国内来。同样，由于生活日用品的增多和工业的发展，大量财富积聚在并非地主的人的手里，从而使利率下降。货币多和利率低，这两种结果自然都是商业和工业的产物，但是，它们却是彼此完全独立的。假设有一个国家迁进太平洋中，不和任何外国通商，也不懂得航海；又假设这个国家始终拥有同量的硬币库存，可是人口和工业却不断增长；那么这个国家的一切商品的价格必然下跌：因为确定其相互价值的是货币与各种商品之间的比例；还是按照上述假设，生活日用品一天天多起来，而流通中的货币并无变化。那么，在这个民族中，少量的货币就能使人变成富翁，当然是在安居乐业的时代，而不是愚昧懒惰的时代。无论修建住宅，陪嫁女儿，购置地产，开设工场，乃至养家活口，添置家具，都只要少量的货币就能办到。以上都是人们借钱的用途，所以说，一个国家的货币量的多寡对利率没有影响。然而由于人们出利率借货币，惜的实际上就是劳动和商品，所以劳动储备和商品储备的多少，对于利率必定有重大影响。要是商业扩展到全球，那么工业最发达的国家的确总是金山银海，所以说，低利率和货币多事实上几乎是不可须臾分离的。虽然如此，了解这两种现象各自产生的原理，以及区分哪是原因、哪是伴随结果，却至关紧要。不但如此，这种推测尽管有点离奇，但在处理社会问题时却不免经常要用到，至少必须承认：除了通过实践来改进对这些问题的推理方法外，再没有别的方法可供使用。这种推理方法在研究一切其他问题上是最为重要的，不过通常总是以最灵活最概括的方式来进行。

在有关低利率的原因问题上的这种错误见解所以流行，看来还有另一点理由，即

存在着某些国家的实例：在采取国外征服的手段，突然掳掠到一批钱币式金银之后，只要这批钱币一旦扩散并逐渐渗入每个角落，则不但在这些国家本身，而且还在其周围的各国里，利率都将下降。例如，根据成加的记载，西班牙在发现西印度群岛后，国内的利率几乎立即下降一半，从此以后，欧洲各国的利率也相继逐步下跌。又如狄奥尼修卷二所载，在征服埃及之后，罗马的利率从百分之六下降为百分之四。

面对着这样的史实，在征服国及其邻邦，利率下降的原因好象是不同的，但是对于这两个国家的实例，我们却不能把这种结果理所当然地只归之于金银的增加。

在征服国里，当然可以设想，这批新获得的钱币会落入少数人之手，并攒成大宗的现金，谋求有保障的收入，或者置地，或者生息，不久，与工商业界大发展时相同的结果就接踵而至，放贷者的增加超过了借贷者，使利率下跌；如果那些获得大笔现款的人，在国内找不到工业或商业，除了放债生息，再找不到别的办法来使用自己的钱币的话，那利率的下跌就越发快了。但是，当这种新增加的大量金银被吸收流通到全国之后，地主和暴发户照常饱食终日，无所事事，超过收入大肆挥霍；地主一天天债台高筑，暴发户则坐吃山空内囊告罄；这样，用不了多久，情况就又恢复原状；这全部货币可能仍在国内，并且通过物价的上涨让人感到它的存在；只是不再积聚成大宗金额或库存，借贷者与放贷者之间的比例失调还象先前一样，结果造成利率的回升。因此我们看到，早在台比留时代，利率又上升为百分之六（见科鲁迈拉卷三第三节），尽管没有发生什么事件把这个帝国的钱币耗尽。在图拉真时代，意大利的抵押借款的利率为百分之六（见普林尼书信集卷七第十八函）；在俾斯尼亚普通抵押贷款的利率为百分之十二（同上书卷十第六十二函）。如果说西班牙的利率没有回升到原先的高度，这只能归之于使利率下降的原因还在继续，即不断地在西印度群岛大发横财，不时地运回西班牙，从而满足了惜贷者的需求。由于这一外来的偶然原因，西班牙比之情况相反，商业和工业极不发达的国家，放贷的货币较多，也就是说，积聚成大宗金额的货币较多。

至于嗣后在英法以及其他没有金银矿的欧洲国家里相继发生的利率下降，是平稳而逐步的，只就其本身来考察，它并非来自货币的增加，而是来自工业的发展；在货币的增加尚未引起劳动和粮食的价格上升的间歇期，这种工业发展倒是货币增加的正常结果。现在让我们回到前面的假设上来，如果英国的工业由于其他种种原因而大发展了（这种发展是极有可能发生的，虽然货币的库存量保持不变），那么上文所提到的一切后果未必都会照样发生吧？在那种情形下将会看到：国内人口的数量、商品量、工业、手工制造业和商业都和原来一样，因而商人及其存货量也不变，也就是说，为商人所支配的、只用少量金银币所代表的劳动和商品量也不变；这只会对大车夫、搬运工及皮箱匠等有影响，然而却不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情况。所以很明显，尽管奢侈品、制造品、技艺等象目前一样地繁荣兴旺，勤劳和节俭之风盛行不衰，还一定照常保持着低利率；因为，就所有这些情况决定着商业利润以及每个国家的借贷者和放贷者之间的比例而论，低利率是所有这些情况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