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帝逊位前，袁世凯想当总理还是总统？权力游戏：袁玩得滴水不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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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1月1日，经独立各省代表选举和授权，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但是，面对着正在进行的南北谈判和革命党人纷纷向袁世凯提出的允诺，孙中山首先必须考虑的问题就是承认南方代表的“汉口决议案”和以民国总统为条件，争取袁世凯推翻清廷的成议。

因此，孙中山不能不表示：“如清廷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1、南北和谈的“尴尬”

1911年12月29日，孙中山宣誓莅职的前二天，即向袁世凯致电，解释自己组织临时政府并就任临时大总统一职的原委。同时，再次申明他的就职并不会影响革命党人的承诺和他个人愿以总统”相让的意思，这就表明了孙中山同革命党准备与袁氏妥协。

在孙中山宣誓就职的当日，他再次致电袁世凯，表白自己“虚位以待”的诚意，希望能够得到袁的谅解。

尽管有着孙中山的再三声明，南京临时政府的组建以及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仍然使袁世凯立即陷入了十分尴尬的境地。

同时，以实力派军人为代表的北洋集团也立即对此表现出了极端的愤怒和不满，甚至包括革命党中一部分曾以开国总统相许的拥袁派也对于孙中山的就职不无微辞——仅仅在数日前，南北双方各自最有实力的人物之——段祺瑞和黄兴的代表达成协议。这个协议的核心内容就是以先覆清室者为大总统。

元月4日，袁世凯闻孙中山莅大总统一职后致南方和谈代表伍廷芳的一封诘电中，袁提出：

国体问题，由国会解决，业由贵代表承认。现正商议正当办法，自应以全国人民公决之政体为断，乃闻南京忽以组织政府…是显与前议国会解决问题相悖。特诘问贵代表，此次选举总统，是何用意？

袁世凯这里提到的国民公决政体是南北谈判期间袁世凯与革命党人的一项重要议决内容。

南北谈判之初，双方各自旗帜鲜明，且态度坚决。在袁世凯最初对于北方代表的训示中曾声言：

“君主制度，万万不可变更。”“余只知维护君宪制度，不知其他”；而南方各省代表也为伍廷芳拟就了四条议和大纲：
(1)推翻满清政府；(2)主张共和政体；(3)礼遇旧皇室；(4)以人道主义待满人。

显然，这个大纲的核心是推翻清政府，主张共和政体。

因此，谈判伊始，政体问题便成了南北谈判的焦点。

南方代表公开声明：承认共和为此次谈判之先决条件，北方如不承认，便不能开议；北方代表则坚持南方必须服从立宪政体，不愿就此妥协。双方互不相让，谈判也因此中断。

在北方代表中，首席代表唐绍仪虽是袁世凯的部属，但其留美出身，久沐西方文明，素钦共和。因此，南北谈判陷入僵局不久，唐即向袁世凯提出召开国民大会，就民主、君主问题进行“公决”的议案。同时，在给袁世凯的报告中，他委婉地表示，这个南北和谈实行民主共和的“先决条件”，已经没有了讨价还价的余地，因此，在南方的压力下，他首先动摇了。

果然，清廷临时召集的近支王公大臣的会议，也授权袁世凯批准了唐绍仪的国民公决提案，并让唐绍仪通知南方的首席代表伍廷芳，传令南方罢兵，由内阁迅速拟定选举办法，公决国体。

对于唐绍仪的“国民公决议案”，袁世凯最初并没有表示异议。

因为就其个人的利益而言，无论公决的结果如何，他都是一个赢家——君主立宪制下的内阁总理，或者是民主共和制下的总统。

2、唯一“赢家”——袁世凯

自辛亥武昌起义以来，各省纷纷响应，清廷被迫重新起用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并议改组责任内阁制。此后，袁一面挟革命军以胁迫清廷，一面挟清廷以威胁革命党，自己则依违其间，充分地体现了一个旧官僚翻云覆雨、纵横捭阖的政治手腕。

在这个过程中，其个人的权力欲望显然是极为重要的因素。

就这个意义上说，袁世凯最初表现出来的是对于清廷君主立宪的坚决拥护态度，尽管也表现了袁世凯个人的政治目标和态度，但更重要的却不过是其政治斗争的策略而已。

重出洹上之后的袁世凯在军事上的忽进忽退，完全地表现了这个既定的策略。

他屯重兵于湖北前线，一会儿令冯国璋部猛击民军，予革命党人以沉重打击；在汉阳、汉口既克之后，他忽而又按兵不动，静观革命党人调兵遣将。

其时革命党人集结南京一带，张勋连电告急，袁却仍请江苏、徐州两地之兵不动，坐看革命党人唾手得了江南重镇南京。对此，当时许多人对其忽进忽退，大耍花招是颇为不解的。

但后来的事实却表明袁最初对革命党人的进攻是出于对清廷的敷衍；而其后来在南北谈判中，一本正经地坚持以维护清廷和君主立宪为条件，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敷衍清政府以及他最初与资产阶级立宪党人的“绅士协定”；同时也借助于清廷的余威，迫使革命党人接受其为新政权的领袖。在同时期致冯国璋的一封函中，袁世凯将他的策略归结为“不得汉阳，不足以夺革命党人之气；不失南京，不足以寒清廷之胆”。

对于袁世凯的政治诘责，南方革命党人中下层从一开始便表现出了针锋相对的态度。

在伍廷芳元月六日致袁世凯的复电中，除了再一次申明了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的必要之外，还就北方所谓的以国民公决作为新政府成立先决条件一事进行了反唇相讥的驳诘：

若以此相诘，请还问清政府，国民会议未决之前，何以不即行消灭？何以尚委派大小官员。”

3、袁世凯的攻击措施

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打破了南北和谈的僵局，但也使处于僵持之中的南北关系顿时恶化起来。尽管孙中山在此之前曾竭力地向袁世凯表明了自己的坦诚与妥协。

但是，自辛亥以来，袁世凯一向得心应手的既定策略，却因孙中山就任大总统的既成事实而大乱了阵脚。

因此，袁遂立即对南方革命党展开了自南北谈判开始以来的最猛烈的攻击，这些攻击措施包括：

第一，推翻自南北谈判以来，由唐绍仪与南方订立的各项议和条款，并以逾越权限为由，批准了唐绍仪的“辞职”。

在袁世凯这一时期致南方的通电中，均反复声明，唐绍仪全权谈判代表资格的被撤销是因其擅作主张，逾越了权限：…(唐绍仪)作为总理全权代表，专为讨论大局之利益。其权限所在，只以切实讨论为范围。乃迭接唐代表电文，与贵代表会议各条，均未先与本大臣商明，遽行签约…现经请旨，准其辞任，另委代表接议。

在同一封电文中，袁称：嗣后应商事项，先由本大臣与贵代表直接往返电商。

就这样，南北谈判因袁世凯的直接走上前台而事实上宣告停止。

但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唐绍仪被解职的原因是袁世凯将南京各省代表选举临时大总统和组织正式政府迁怒于他。至于有关“逾越权限”的指责纯粹是袁世凯的无端借口了。因为，自南北谈判以来，北方代表的议决事项不但得到清廷近支王公大臣的同意，而且也都是在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的直接授权下进行的。

第二，加强对于革命党人的军事打击。

按照1911年12月29日南北停战议和第三次会议决议，当时南北双方在谈判期间内，从12月31日起，所有山西、陕西、湖北、安徽、江苏等处的清兵，五日之内，一律退出原驻地百公里以外，只留巡警保卫地方，民军亦不得进占。

但在元月上旬驻守湖北的黎元洪致南京的一封报告中，却紧急通报了驻湖北阳夏前线的北洋军延不退兵，向民军发起猛烈攻击的事实。

显然，北洋军破坏停火协定以及对武汉民军的进攻是袁世凯试图以武力“夺革命党人之气”的又一举措，其直接原因就是南方的总统选举和孙中山的就职。

袁世凯的强硬态度使南方的革命党人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对此，孙中山也竭力希望南方采取针锋相对的行动，组织革命党人出兵北伐。但他的这些计划终因革命党人内部组织的涣散及经费的拮据而显得特别地苍白无力。随着南北谈判僵局的形成，不但湖北前线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而且革命党人的活动中心南京地区也逐渐地成为北洋集团的新的军事目标。

第三，元月2日，袁世凯以民军要求太酷，以主张即行北伐的名义，迫使清廷发内帑黄金8万锭，以充军费。

一周后，清廷资政院再度通过了向亲贵大臣募集短期公债的议案。靠着清政府的支持，袁世凯的北洋集团已经取得了相当雄厚的经济实力。这一点却是同时期的革命党人无法相比的。

第四，1912年元月5日，北方革命党人王金铭、施从云、白毓锟等人的陆军混成四十协于滦州发动起义，宣布独立，成立革命军政府，将革命的目标直接指向清政府及北洋集团的心脏地区平、津一带，并致电袁世凯，促其“不弃鄙拙，速度大局。”不要以“一己之私见，而负万民之共心”。

滦州起义在北洋集团和清政府的强力镇压下失败。嗣后，在袁世凯的电令下，参加此次起义的主要革命党人王金铭、施从云等十四人一同被戮于滦州车站。这一次对于革命党人的大开杀戒是在南北停战期间进行的。对于革命党人的血腥镇压是袁世凯向南方的革命党人发出的一个以高压手段迫使革命党人就范的严重信号。

第五，唆使北洋军人向南京示威是伴随着这一时期军事行动的又一举措，也是袁世凯东山再起之后第一次以自己的北洋武力作为工具，通过对革命党人的威吓来介入中国的政治纠纷，从而为中国的军人干政首起了恶劣的先端。

第六，在孙中山就职的当日，一封来自北洋军事集团的通电中，姜桂题、冯国璋、张勋、张作霖等四十九位将领联名电请清内阁代奏，主张维护君主立宪，极端反对共和；又同时电达南方谈判代表伍廷芳，不惜以内战和国家的分裂对革命党人提出威胁，内称：革命党人主张共和，我北方军人主张君主立宪，倘以少数人之私见、偏执、胁迫…即我军亦誓不承认！

与此同时，其他的一些北方将领及清廷残留在各省的势力也纷纷通电，主张君主立宪政体，反对民主共和。另一北洋实力军人张怀芝亦于9日发表通电，声称：“将联合各军，作最后之准备。”

很明显，就整个北洋集团而言，他们在这里所表现出来的对于君主立宪的“誓死不渝”不过是一个幌子而已。

对于这个早已与袁世凯融为一体并始终以袁之马首是瞻的团体来说，他们的叫阵将为袁世凯产生两个方面的预期效果：

一方面是加强了对南方革命党人的压力，为袁世凯的南北谈判加重了筹码，以改变其在南京政府成立之后所处的不利地位；另一方面，向苟延残喘的清廷显示了他们最后的信用，并以此为要挟手段，榨取清廷的内帑，补充北洋军费，以作壮其实力的“特别作用”。

从后来的事实看，北洋军人的通电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不但在此后的南北谈判中北洋方面渐渐呈现出了“新的局面”；且清廷关于增拨内帑黄金作北洋军费以及下令王公大臣“毁家纾难”，报效军饷、购买公债的上谕也都是在这个背景下作出的。

至此，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引起当时南北问题激化的基本症结所在了。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影响，袁世凯本人对于君主立宪的态度已经和最初出山时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因为在他看来，“无论政体如何解决，总期权操自我”。关键是掌握权力之后，再“假以时日”。

因此，南北和谈的框架性协议并没有因为唐绍仪的被解职和袁世凯的否决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有关优待清室，清室退位，北方赞成民主共和，南方赞成袁世凯为总统，是数日前在袁世凯的默许下达成的谅解与成议。

只是由于孙中山在南京被举为临时大总统并决定组建南京临时政府，才引起了袁对于这些既成协议的怀疑和猜忌。所以，一旦当这些问题得到解决后，南北谈判便又立即呈现了新的契机。

4、孙中山为何妥协？

其时，民主共和在中国已成了不可逆转的事实了。在对于南方的军事对抗中，北方也并没有制胜的绝对把握。这二点袁世凯是很清楚的。在元月上旬的一次对外国驻华公使的谈话中，袁世凯以清内阁总理的身份，请求各国政府调停中国南北争端，“俾中国速得和平”，袁并称：

余若容民军之请，则共和之局已定，顾不欲背先朝之恩义，欺可怜之孤儿寡母，而图自己之安全。

袁世凯这里并没有再度提及自己在早期信誓旦旦的君主立宪，而把一个关系到国家政治命运的政体抉择仅仅归之为“先朝恩义”之类的个人情份，已经分明地向南方表明了自己立场的这种微乎其妙的变化，以及南北谈判新的转圜余地。而问题的症结已经仅仅是南方举袁为总统的诚意和可靠程度的问题了。

果然，数日后，经由已和袁世凯有着政治联盟的革命党人汪精卫之手转达了直、豫两省咨议局速定共和政体的“议和条件”：

“一为清帝退位，举袁世凯为大总统；二为共和政府对南北双方的军队一律待遇；三为议定皇室及旗民生计。”

当时直、豫两省在北洋集团的势力范围之下，由该二省咨议局出的“议和条件”原为唐绍仪时期与南方达成的协议，而北方在这里的旧事重提显然是想得到革命党人的再一次承诺，以达到为袁世凯投石探路的目的。

对孙中山妥协影响最大的首推黄兴，他认为：

“只要袁肯推翻清室，我们给他一个民选的总统。任期不过数年，可使战争早停，人民早过太平日子，岂不甚好。如果不然，他会是我们的敌人，如不能战胜他，我们不仅得不到整个中国，连现在光复的土地还会失去也未可知。”

可以想象，在当时的革命党内部，具有这种以民选总统换取天下太平思想的人绝不仅是黄兴一人。

当时，革命党人内部的分裂趋势已日益明显，在极其复杂的历史条件下，孙中山只好再一次表现了不计个人进退，愿以总统职位换取共和的政治家的风范和气度。

在给另一位力主妥协的革命党人汪精卫的复函中，孙中山不但再次表明了南京临时政府对于上述两项条件的承诺，而且公开通电，昭示国人：

如清帝退位，宣布共和，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辞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不仅如此，孙中山还将清帝退位，自己将即行解职的决定通过南方谈判代表伍廷芳正式通知了北方，并称上述决定：“已屡经宣布，决不食言，如清帝退位，则南方政府即可发表拥袁之正式公文。至于此后，双方政府如何合并，可由双方协定解决。”

至此，引起此次南北谈判危机的根本性障碍已经基本上不复存在了，接下去的问题便是谈判双方如何履行自己在这个协议中所扮演的角色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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