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本报记者 夏温新 徐嘉彤
今年已85岁高龄的马克林（Colin Mackerras）是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的名誉教授，也是澳大利亚著名汉学家，曾出版《变化中的中国》。马克林自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学习中文，并于1964年首次到访中国，长子出生于北京。他尤其对中国传统文化、澳中关系、西方对华认知等话题感兴趣。上世纪70年代，马克林参与创立了格里菲斯大学亚洲研究学系，此后忙碌于教学、著书和游历各国，尤其是中国，他50年里共到访中国80余次。2014年，他在人民大会堂荣获中国政府友谊奖。近日，马克林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讲述了他60年来看到的中国的变迁，以及为何中国能够坚持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
环球时报：作为澳大利亚著名汉学家，您与中国和汉学的故事是如何开始的？
马克林：这一切开始于上世纪50年代末，当时我的母亲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亚洲研究课程的奖学金广告，这门课程地点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尤其关注中国相关研究。我的母亲当时就很明白亚洲对澳大利亚未来的重要性，我也一直对她的洞察力深怀感激。
后来我又去英国剑桥大学继续我的学业，当时我完成了一篇关于中国唐朝历史的毕业论文，随后继续研究中国传统乐曲。1964年的夏天，我在剑桥偶遇了一位朋友，他告诉我他要去中国教书。后来在我的请求下，他向中国驻英国代办处推荐了我。
不久之后，我也去了中国，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教了两年英语。当时，几乎没有澳大利亚人在那里教书。这段经历真的让我的人生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了，我对中国及其文化有了初步了解，而这些了解是用其他方法无法获得的。
环球时报：您一直关注中国在西方人眼中的形象。您如何利用您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来消除外界的一些误解？
马克林：当下的可悲现状是，西方主流媒体在对华认知问题上与政府密切合作，使得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人们对中国的印象受到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我属于对中国持不同态度的群体。我尽可能地利用自己所拥有的影响力，去告诉人们中国有自己的观点，并鼓励人们亲自去中国看看。我坚信，只有通过到访中国，尤其是生活在中国，人们才能真正了解中国及其文化。最近，我自费带了几个孙子孙女和其他家庭成员一起去中国，因为我想让他们了解中国。
环球时报：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您几乎每年都会访问中国。在您看来，这些年中国在哪个方面变化最大？
马克林：从1977年到2020年，这期间我基本每年都会到访中国至少一次。新冠疫情结束后，我2023年又到访中国。今年，我也已经在中国停留过7周了。
50年来，中国在很多方面都发生了变化。但在我看来，中国变化最大的是对外界的态度。我记得，当我第一次去中国时，我的学生和同事对外界并不感兴趣。但后来，他们渐渐变得非常感兴趣，他们不断地出国游历，并对外界保持积极、明智的态度。虽然我谈论的“外界”主要是指西方国家，但我也看到中国人的这种兴趣同样延伸到了中亚、拉丁美洲、非洲和世界上的其他地方。
我还要补充一点，美国过去几年里一直试图与中国在科技、经济等领域“脱钩”，但我对于中国希望同美国保持联系的程度感到惊讶。我认为，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意识到，“脱钩”对各方都极其有害，不只是对中国。
环球时报：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您认为，为什么中国有勇气和信心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是什么支撑着这种勇气和信心？
马克林：是时候回顾中国在过去3/4个世纪的进步了。我认为，中国在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进步速度在世界历史上都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中国幅员辽阔，从富裕国家那里获得的帮助又相对较少，所以中国在很大程度上都依靠自己。
中国之所以有勇气和信心采取自己的发展模式，我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中国有着令人自豪的悠久历史和文化成就；第二，中国遭受了一个多世纪来自西方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的指手画脚、剥削和入侵，在我看来，中国认为这样的经历绝不能重演。尤其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无疑给了中国人民勇气和信心，为中国的独立自主确立了目标、指明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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