旨在反清却又得到清政府许可的大通学堂到底有何不同寻常之处？

1905年，反清志士徐锡麟等在浙江省绍兴市创办大通学堂。

徐锡麟（图片来源于网络）

一年前，徐锡麟前往上海看望老友蔡元培和陶成章时就加入了革命团体光复会。革命形势的发展使得徐锡麟越来越清晰地感觉到，必须通过武装斗争才能推翻清政府。然而，要想取得斗争的胜利，必须加强体育锻炼和军事训练，并以此为革命培养武装力量。这便是创办大通学堂的初衷。

既然创办大通学堂的目的旨在反清，那么清政府又怎么可能允许这样一所学校成立呢？1905年，清政府正式废除了在中国存在了千年的科举制。在得知徐锡麟兴办学校而苦无场地的信息后，山阴候补知县徐贻为了获得一个倡导学务的好评便以提供豫仓空房作为办学堂的场所。在学堂场地有了着落后，为了掩人耳目，同时也为了更好地将体育与军事训练结合起来，徐锡麟决定将学堂定名为“大通体操学堂”。

大通学堂（图片来源于网络）

在接下来了筹备大通学堂的开学方面，徐锡麟尽心竭力地与革命同仁与革命同仁共同编制方案、制度和章程。待到校舍修缮完毕，教具准备妥当，教师延揽到位，徐锡麟已经将近两个月没有好好休息。大通学堂开学典礼当天，徐锡麟早已浮肿，甚至溃烂流脓的双脚几乎与鞋子“融为一体”。

在办学特色上，大通学堂借鉴了日本“振武”办学模式，其目的主要是为革命党人的起义培养军事人才。学校聘请的教师多数是具有强烈反清思想或思想、观念十分进步的人，所教授的内容当然不是如单、双杠、跳马之类的体育课程，而是射击、打把、队列等军事科目。学生平日里的起床、睡觉、上课和训练全部通过步号进行，军事化的管理十分严格。那么是不是可以断定大通学堂就是在体校幌子下军校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军校只能由政府承办，不允许民间私办军校。徐锡麟在创办大通学堂之初只说培养国民兵，即民兵预备役之类的。晚清时期提倡改文弱为勇武，蔡元培在上海办爱国学社时，自己那么大年纪还与学生一起操正步。因此，徐锡麟的大通学堂正是借助了这一重武轻文的风气得到了浙江当地政府的许可。每年的开学和毕业，徐锡麟都邀请绍兴和山阴当地的官员来捧场，学生的毕业证上加盖政府的大印。

蔡元培（图片来源于网络）

大部分进入大通学堂的学员是来自各个地方的会党头目，他们很快便成为光复会的成员。一般在学生毕业的时候，学校会单独找学生会谈，希望他们能够接受光复会的指示、领导和派遣。而学生在纷纷表示邀请同道者拍照并在照片背面印上但愿同日死的誓言。据说在山阴知县邀请徐锡麟的宴会上，有人公开认为大通学堂的学生是想要谋反的乱党。但很快，这个人就被大通学堂的学生暗杀了。事后，徐锡麟安排其去西湖管理游艇以避风头。

秋瑾（图片来源于网络）

后来，陶成章建议徐锡麟通过“捐官”的方式进入军界，等待机会夺取兵权，以此配合革命。1906年春，徐锡麟“捐了个道员”并被派往安徽听候任用。从那时起，鉴湖女侠秋瑾便接管了大通学堂。大通学堂的激进氛围一如既往，特别是女革命党人公然将金华、处州和绍兴三地的会党头目一并招收到学校里，公开练习枪械，大有不日将发动起义的势头。

作为中国最早的体育专修学校之一，大通学堂极力提倡尚武精神并将体育中的军事教育和军国民教育发挥地淋漓尽致。学校将体育看做革命的工具和方式，培养了军事骨干，发展了武装力量，为推动辛亥革命在浙江的爆发和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同时，大通学堂的开办也极大地推动了近代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在近代体育教育思想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