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向各地大学和图书馆，捐赠《清远堂遗笺》一书80多册了

老兵捐书记

陈光建

文化的传承大多是通过文字和书籍达成的，所以，有人说"书籍是人类文明的阶梯"。图书馆是收藏和提供图书阅览的精神殿堂，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说，"如果世界上有天堂，那一定是图书馆的模样"，这是一位读书并著述的人对天堂的解读。接受作者捐赠，是图书馆资源建设的途径之一。以前，我从未梦想过给图书馆捐书，因为自己没有写过书。

五十年前，我在西藏米林县卧龙台步兵第十一师三十三团特务连任文书，同时负责管理连队图书。连部有一个刷了绿漆的松木箱子，里面装着两百多册书，这是特务连的全部文化家底。每到星期日，会有战友来借书还书。木箱里有些什么书，因时隔久远，我已经记不清了。大概除了马列著作单行本，《毛泽东选集》，鲁迅杂文，样板戏，以及《金光大道》,《雷锋的故事》,《欧阳海之歌》等书籍外，还有几册《解放军画报》。后来才增加了四大名著等书籍。部队紧张的施工营建，军事训练，体力消耗很大，战友们能够静下心来读书的时间不多。加之一些战友只有初小文化程度，除了在战友帮助下学习背诵毛主席语录，一般不会借书看。二十岁左右的年龄，没有书读，意味着错过了人生最应该读书的时间。一个人，如果不读书，眼界不宽，思维局限，很难有所成就。图书饥渴，其实应该称为知识饥渴，是当时连队战士的最大困惑。也有战友入伍时从家里带来，或托家人邮寄来少量的书籍。我就随身带了一本《大学英语》第一册，以及鲁迅先生的《野草》,《彷徨》。靠着那册《大学英语》和一本家里寄来的《英汉词典》，退伍回成都时，居然能够勉强看懂英文版的《北京周报》。

记得工兵排有一位一九七零年入伍的城固籍战友屈有忠，一次从同乡处借了一本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可能是急着归还，或是因为小说情节吸引人，这位战友于早操时间，在寝室里看书，被路过的连队领导发现，将书没收，并给予严厉批评。屈有忠平时不善言辞，受到批评后一时想不开，拿了一枚手榴弹拉出拉环，准备前往连部索要那册书，如果谈不好，即拉响手榴弹。后被战友发现，强行阻止，并做了长时间的思想工作，才避免了一次恶性事件。我想，如果当年连队有足够多的书籍供战友们阅读，这种因一册书引发的干战关系危机就不会发生了。大约是一九七四年，团政治处将四大名著简装本配发给连队，战友们争先恐后排队借阅的场景，真是盛况空前。《红楼梦》里的"好了歌"，我就是在那时背得的。

二零二零年七月，拙著《清远堂遗笺》一书由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这是一册受众极少的书。用出版社编辑的话说，就是没有市场价值，不好卖。原因是看得懂，并且感兴趣的人不多。但是，这册书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如果不出版，非常可惜。出书的经历，我在《老兵出书记》一文中已有记述。于二零二零年末拿到印好的书以后，自己兴奋莫名。你想，一个没有进过大学校门，退休后还在补课的退伍老兵，居然也出书了！而且是有国际标准书号，由著名正规出版社出版的书。我首先想到送一些与此书出版相关的同好者，以及我以为能引起共鸣的朋友。殊不知，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有人不屑，转手就将我送的书交某旧书网。不知是看不懂，还是出于嫉妒心理，总之是伤了我的自尊。由此，我悟出一个道理，书不能随便送，人心叵测。当然，也有朋友看到书后，坚持付费，并说了一句让人感到暖心的话，"咋个能让你又出力又出钱喔！"现在的许多书，在书店一上架就打折，而《清远堂遗笺》却按标价出售，实属少见。四川大学历史系的两位教授联系我购买此书，习惯性的询问是否有折扣，得知不打折，他们仍然马上微信转上书款，并致感谢。考虑是口罩时期，快递停收，我亲自将书送到川大校门。韦兵教授接过书，表示感谢后说，"陈老师，出这样的书，只有你能做到，我们杂事太多，已经静不下心了"。在朋友的帮助下，三百册书眼看不敷所需，需要者四处打听，寻踪而来。读不懂，不感兴趣者，送出去等于明珠暗投。我决定不再送人，也不再出售，向各大学图书馆以及相关的省市图书馆捐赠此书，以发挥其最大的社会效益。有人捐款捐物是做善事，捐书，可以传承文化，教化后人，这应该算是做大善事吧。

都说人生短暂，应该尽可能多地感知这个被称为逆旅的客观世界。这次捐书的经历，让我亲身感受了其中的人情冷暖，素质高低。我首先联系国家图书馆，工作人员听说是捐书，非常高兴，询问书名和作者姓名，在核对信息后赓即回复：《清远堂遗笺》一书已在出版后被该馆购藏，如果作者要捐，非常欢迎，并乐于接受。现在捐书，图书馆需要核实相关出版信息，确定是否有馆藏价值，不是什么书人家都接受。而且一致申明，证书不代表承认所捐书籍的学术价值，因为图书馆不是专业学术机构。将书寄出后，很快收到国家图书馆的捐赠证书。接下来，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北大语言文学院（原中文系）图书馆都接受了我的捐赠。机器打印的证书，藏了现代人不擅毛笔字的拙。格式用语，虽属例行公事，但字里行间仍然表达了对捐赠者的尊重。

捐书过程中，有一件事令我非常感动。因为特殊原因，自己没能进入成都石室中学（原成都四中）学习，更因《清远堂遗笺》一书中收录了该校民国时期的校董林思进先生信札五十多件，遂决定捐书给成都石室中学。学校领导对此非常关注，由副校长和办公室主任安排组织了在学校受之图书馆举行的捐赠仪式。在看到我的作者简介中写着"私淑校友"时，学校即将"私淑"二字去掉，我成了该校校友。并让我在捐赠仪式上，为数十位高三学生讲了自己与石室中学的情缘和著书经历。这种高规格的仪式，反映了学校的格局和胸襟，令人佩服。

而给重庆图书馆捐书，则缘于需要去该馆查阅史料。我在编的一册书稿，其中涉及的《兰泉居士日记》，为重庆图书馆馆藏善本。现在去图书馆查阅善本图书，按规定需要开单位介绍信，我一个退休人员，哪里去开介绍信？请朋友帮忙，均爱莫能助。最后，我以向重庆图书馆捐赠《清远堂遗笺》为由，将书作敲门砖，提出查阅善本书，才得到古籍部主任的允许。呵呵，想做点学问真难啊！

捐书过程中，也曾遇到热脸贴了冷腚的尴尬。因《清远堂遗笺》书中有数位信札作者是某文史单位的馆员，遂捐书一册给该单位，原想，书中涉及的老先生们应该享受到回家的待遇。却被经办人拖延一月后，由我提出需要捐赠手续，才开具了一纸几分钟就能填妥的收据，糊弄了事。须知收据只是物权转移的凭证，没有温度和情感，而捐赠证书则代表了受捐者对捐赠者的尊重和谢意。看来，这次是遇到了混事之人。更有甚者，给某学校捐书时，办公室主任（据说是一位优秀教师）竟然问我为什么捐书？有什么目的？要捐多少本？一番盘问，令人感觉非常不爽。留下我的联系方式，说是请示校长后再联系。等了两个月，仍无消息。捐书有这么难吗？打去电话，该主任正忙，由另一位教师接听。因不愿耗费时间，我直接告诉他，不必请示校长，我将书交给学校图书馆就行了。这位教师不明前因，不能作答，该主任接过电话，说是忙于招生，没有时间接待，等忙完后再说。最令人不解的是，她阴阳怪气地说，"我上网查了，就是一个西藏退伍兵，写了一本书，到处捐嘛"。等我回过神，她已经将电话挂了。一个连捐赠图书都推三阻四的学校，一个言而无信的教师，千万不要把它想得太好了。她以为别人都跟她一样，做事要有目的，或能得到什么好处。如此，我不再联系该校，这是唯一一册捐不出去的书。

我陆续给各省的大学，师范大学，图书馆，以及《清远堂遗笺》一书中涉及的信札作者故里图书馆，总计捐赠了八十册书。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有大学在读博士生，从《清远堂遗笺》书中找到所需史料，完成了自己的著作，馈书以谢。也有书中所涉及的老先生的后人，提供史料，助我完成了两篇考释文章，由《成都文物》杂志刊载。

一个西藏退伍老兵，到处捐自己编的书，而且这册书不上架，不打折，的确有点另类。遭遇异样的眼光也在情理之中，这是各人的认知差异所致。原不打算写这篇文字，一个西藏退伍老兵，到处捐书怎么了？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故发而为文，回娘家述说。再者，我也没有必要给《清远堂遗笺》一书打广告，因为这册书已绝版，想买也买不到了。

时值国庆，伟大祖国七十五周年生日，我想，各人的能力不同，眼界不同，但对于祖国的热爱是相同的。而热爱绝不是一句口号，作为退伍老兵，在欢庆节日的同时，是不是应该思考：我能为祖国做点什么力所能及的事情？我想，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再向图书馆捐自己编写的书，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为提高我们民族的文化自信，奉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本文插图均由作者提供）

作者简介：　

陈光建：四川成都人，祖籍安徽嘉山。1971年入伍，1976年退伍。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十一师三十三团直属特务连文书兼军械员。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清远堂遗笺》一书作者，《印鉴-易均室辑拓印谱两种》特邀编委。《成都文物》，《文化成都》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