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76年入伍，靠在大山养猪提干，多年后从副营级转业

1976年，我进入部队，新兵训练三个后，分到大山深处的机务站驻防部队炊事班。大山深处不比其他地方，因为交通不便每一个月才有一次采购机会，物资储备多依靠自给自足，所以我们炊事班人人都是干活好手，养猪种菜样样俱全，而我就因为猪养的好，最后从营级干部转业。

（本故事为口述内容，为方便阅读部分细节进行优化）

我所在的地方是有三位数字代号的山沟机务站，是分属总站的一个大站，正营级单位，有四个连队驻扎。

因为从下就干农活，很快我就掌握烧大锅的技巧，班长只夸我能干，学的快，但半年后的一件事却让我心有余悸。

按时中秋节前，因为条例只有短短几天年假可以出去，休息日有但不能离开驻地，营长和营指导一合计，决定各连杀猪，给大伙好好改善伙食。

我见过猪跑，见过猪肉，但没见过杀猪。南通厨房外的空地上，支起一口大锅，这是用来给猪腿毛的热水。一头大黑猪被捆着脚放到一边，它已经挣扎过劲早没没了力气。

我们炊事班6人分工明确，由身体最重的我压在猪上，防止它濒死一搏，再由连长开刀放血。70年入伍的老班长，先用袖子抹了一下刀刃，然后一刀刺在猪脖子上，感受到利器入体后，黑猪拼命的嚎叫挣扎，我感觉身下压着的是快会动的石头，隔得我肋骨生疼，随着猪血慢慢从刀口喷薄，黑猪的挣扎也放缓下来，直到静止。

这是我第一次目睹杀生，我心有余悸，强忍着心中古怪的感觉，我们一起给猪去毛，开膛，分解猪肉，晚上连队会餐，大家因为吃猪肉吃到饱都很开心，只有我吃一半就吃不下了。

但作为炊事兵，和猪打交道是我们除做饭外最重要的任务，大概出于愧疚，对这些注定成为食物的动物，我照顾得很好。

我把剩菜剩饭和米粥混在一起，然后配上玉米和麸子做成泔水，用三轮车拉到猪圈去，每次我都“喽喽喽”的吆喝，听见声音的猪群就跑着冲到猪槽面前等待喂食，久而久之这些猪只认识我的声音，其他人都叫不过来。

它们在猪槽争抢，我就趁这段时间跳进猪圈打扫，给猪圈刷墙，战友们都让我不要这么上心，但我觉得没啥。后来营里举办养猪评比，我养的猪每次评选都是第一。

有了荣誉，我积极性就更高了，专门托人买养猪的书，还自学给猪打防疫针，不过最困难还是给母猪配种，大山里都是野猪不能用的。

只能让司务长从外边卖，为了拿到最好的种猪，我都塞东西给他，东西或许不贵，就是些猪身上的边角料或拌好的猪头肉和大肠。

这是我和司务长心照不宣的秘密，每次到我手里的种猪都是最好的，其他连队的猪一窝最多下四个崽，而我养的猪一般都在七八个崽左右。遇到母猪下产没有奶水的情况，我就把不用钢笔收集起来，然后把钢笔胆洗干净，灌进去大米粥，一点一点喂进小猪的嘴里。

因为养猪养得好，年终评先里，我因为工作表现突出获得个人三等功。1979年，我担任炊事班长，半年后被推荐入党，还被党委列入提干名单。

之后，提干命令下达，我成为连司务长，是正排级干部，每个月工资53块钱成为司务长后，我依旧不忘那些小猪仔，我和之前的司务长不同，购买的种猪都是最好的。

在我的努力下，我们连的养猪，全营都有名，而我也在5年后，升任营后勤副主任，并在两年后转正。

从部队离开后，我常说，一个农村人在大山里当炊事员，成为军官基本是不可能的，但命运恰恰是这么有趣，因为养猪我成了营级干部。

我从人人都嫌弃的工作中，看到了晋升的机会，我每天忍着恶臭收拾猪圈，花尽心思照顾猪崽，成绩的背后，是旁人无法理解的汗水与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