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子卿怕被清算，写了封悔过书请宋庆龄转交给毛主席，结局如何？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全国人民都陷入无与伦比的喜悦之中，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那一句“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的豪言壮语，更是让无数人热泪盈眶。

毕竟这幸福与稳定的局面，对于百年积苦，饱受战乱纷争的中国来说，太过于珍惜了。

不过，有人欢喜，便会有人愁。那些汉奸卖国贼们、剥削人民的地主财阀们、曾经杀害逮捕过仁人义士的国民党军官们，整天惶惶不可终日，茶饭不思，彻夜难眠。生怕不久之后，正义的屠刀便会落在他们的头上。

毛主席、朱老总、董必武等人在天安门上

程子卿亦是如此，新中国成立之后，他终日惶恐，不知所措。对比起那些大人物，他的身份不算出众，但他做过的事，接触过的人却尤为地复杂。

他曾经和黄金荣、张啸林一起参与过“四一二”政变，还帮蒋介石杀过共产党，但同时也救过共产党员；作为孙中山先生赏识的人，他却为日本人做过事，还救过汪精卫的命，但同时，他也偷偷参与了抗日。

而最令他惶恐的是，他曾经带人查抄了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会议。

新中国成立后，程子卿不知道自己的下场究竟会如何，在惶恐之际，他给毛主席写了一封悔过书，请宋庆龄先生代为转交，希望能争取宽大处理。

那么，程子卿的下场最终怎么样呢，而作为一个并不特别出名的人，他又为什么能和蒋介石、张啸林、黄金荣这些大佬们交好，还让孙中山先生亲自当了他的入党介绍人呢？

程子卿

把时间调到1921年7月下旬，当时李达、毛主席、何叔衡、陈公博等十多人，在各地共产主义组织的推举下，以代表的身份出席了中共一大，在会上正式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宣布中国共产党就此成立。

7月30日晚，会议进行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关节：确定党的章程和运行模式。其间刚商议到紧要处，突然有一个陌生的中年男子闯入了会场。

中共一大自23日召开，一直以来都顺顺利利的，代表们原来紧绷的神经也有所松弛，大抵是会议快到尾声了有所放松，李汉俊家的后门都只是虚掩着，并没有插上保险拴。

于是乎，就有了这样一幕：一位身穿长衫的中年男子，直接闯入到了李汉俊家的一楼餐厅，即代表们正在开会的地方。

李汉俊

代表们以为来人是李汉俊的熟人，起初并没有什么异样。不料，李汉俊竟询问来人：“你是谁，有什么事？”

一瞬间，所有人都紧张了起来，开始盯着这位不速之客，来人很镇定，客气的回答道，说要找某社联的王主席。

李汉俊表示这儿没有什么社联，来人迅速望了望屋内的人，随后表示找错地方了，遂道歉离去。

这让大伙一头雾水，还是比较有政治活动经验的马林，觉察出了其间可能有问题，便以英语和李汉俊交流，在最短的时间里弄明白了刚才的事，马林意识到了问题，遂立马要众人转移。

李汉俊二话不说，赶紧打开平时几乎没打开过的大门，让大家尽快撤离。这是因为对方既然已从后门而入，便必定会留人监视，或者有一些其他的企图，从后门走太过危险，从平时几乎没有打开过的前门离开，或许还能起到一个出其不意的作用。

国际共产代表马林

其间，来自北京的代表张国焘，是第一个仓惶离开的，而陈公博在众人离开后，却选择了留下来，大抵是为了与李汉俊一起善后。

不一会，又有人上门了，这次不再是刚才那陌生人一人，而是一伙人。这里面有一个法国巡捕房总巡、一个全副武装的法国士兵、两个法国侦探，两个华人侦探，三个翻译。而刚才那陌生人，正是两个华人侦探之一。

这伙人气势汹汹再次冲将进来，一副要大肆抓人的架势，法国总巡责问刚才在搞什么政治活动，李汉俊回答不是什么政治活动，只是一般的友人叙谈。

法国总巡再问，刚才看到的那两个外国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是怎么回事，陈公博连忙谎称是来自英国的两位学者教授。

不过，法国总巡并不相信，下令对屋子开始仔细搜查，两个多小时的搜查中，还真被这些巡捕、侦探找到不少东西，其间以诸多英文版的马列著作为主，这让李汉俊和陈公博心中有所不安。

陈公博

那个初次一人闯入会场的中年男子，面带笑容的对陈、李二人说到：“看你们的藏书可以确认你们是社会主义者；但我以为社会主义或者将来对于中国很有利益，但今日教育尚未普及，鼓吹社会主义，就未免发生危险。今日本来可以封房子，捕你们，然而看你们还是有知识身份的人，所以我也只好通融办理……”

不过，这一切都得那个法国总巡决定，其他人的意见或许可以起点作用，可也相当的有限。在这个过程中，陈、李二人可谓煎熬到了极致，就拿陈公博来说，两个小时之内，他硬是抽光了一盒48支装的香烟。

陈公博后来道出了这样一番令人哭笑不得的真相：原来，那个华人侦探之所以来搜检，是误以为陈公博是个日本人，而那两个外国学者教授，觉得他们是俄国共产党，觉得他们聚在一起可能在密谋什么对租界不利的行动。

然而，当时唯有我方的陈、李二人在场，而李汉俊又于1927年不幸牺牲，陈公博的说辞便成了一己之言，其间具体的事实如何，一时间很难拼凑出来。

陈公博

陈公博在日记中曾披露过这样一个细节：当时巡捕和侦探们，几乎把李汉俊家翻了个底掉，恨不得把所有东西都仔细探过，可却对从餐桌抽屉里搜出来的，那份共产党组织大纲草案却不甚在意。

陈公博猜测，对方是想找枪械一类的危险类东西，抑或那份草案是随意地写在一些薄纸上，经过反复涂改，显得有些乱七八糟的，便觉得这可能是一张不大紧要的废纸吧！

对于陈公博的猜测，前者还相对站得住脚，至于后者便是有些想当然了，巡捕与侦探可都是专业人士，对于这样极其重要的文件，哪会随意忽略呢，这只能说明他们的目标不在此。

其次，共产党在当时的中国影响力实在太小，或许在这些人看来，这样一个才开始草创的团体，便如许多年里此起彼伏的各类团体一样，所能产生的社会冲击力并不会多大吧！

因为这个突发情况，一大会议最后的一段，改去了浙江嘉兴的南湖，正所谓好事多磨，最终还是取得了一个圆满的结果，一个撑起中国未来的党派，就这样诞生了。

红船

回到原会场的那个意外上面，初次那个陌生的中年男人是谁，对方是怎样发现的会址，此来到底为何？这三个问题随着时间的流逝，俨然已成为几乎不可能解开的谜团。

一大代表里有个叫包惠僧的，是当时陈独秀指定的私人代表，他在1957年发表的文章《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见闻》中，说这位不速之客“穿灰色竹步长褂”。

在1927年的“四一二”过后，包惠僧初时还有所希望，参加了著名的南昌起义，可随着一连串的失利，最终他彻底失望了，认为共产党已然没有了前途，便放弃了跟随起义部队撤退。

包惠僧辗转逃去上海，周总理找他重归组织，被他找理由拒绝。不久后，借着曾经与国民政府的一些香火情，谋了一个所谓的中将参议，是一个听起来好听、实质上没啥权力的虚职。

包惠僧

1949年秋，国民党彻底的大败亏输，包惠僧没有跟随蒋介石去台湾，而是去到了澳门。

听闻大陆即将建国的消息，他给周总理去了一封信投石问路请求归国，毛主席和周总理认为其当初是有功于党的，且加入国民党后并没有什么反动举动，便同意了此请。

包惠僧归来后，先后在内务部做一些研究员的工作，其间多次前往上海，想要探明当初的真相，本以为凭借着自己在国民党混迹多年，能找到一些有用的线索，可实质上却并没有什么突破性的进展。

1990年代后期，有“旧闻记者”之称的学者叶永烈，意外获得了这样一个线索：上海有个老人名叫薛耕莘，曾在法租界担任多年巡捕，是一个极其容易被人忽略的角色，可却有可能知晓一些重要线索。

叶永烈是一位求知求真的历史学家，如今有机会揭开一些历史谜团，这对于他来说，是一种莫大的恩赐。于是，叶永烈以最快的速度赶去上海，拜访了薛耕莘老人。

叶永烈

薛耕莘是一位中英混血儿，5岁时父亲去世，母亲送他去比利时上学，多年下来便得天独厚的掌握了中、英、法三门语言。

1930年，薛耕莘在上海法租界开始担任巡捕房的翻译，后来又转去做了巡捕。以薛耕莘进入巡捕房工作的时间点来看，这距离一大召开都过去了近十年，从他处察知当年真相的可能，似乎便很小很小了，这让叶永烈有些忐忑。

不过，薛耕莘老人却并没有让叶永烈失望，在得知了他的准确来意后，说他知道这件事，是当年的上司程子卿讲给他的，程子卿是自己的异姓兄弟，他就是当年那个踩点的华人侦探，最喜穿一身蓝袍黑色长衫。

程子卿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在近代历史中似乎并没多大名气，可与他有过关联的大人物可谓极多极多，这里面就有孙中山、宋庆龄、蒋介石、汪精卫、黄金荣等，算是一个极其八面玲珑的人物。

薛耕莘

程子卿1882年出生于江苏丹徒的一个贫苦家庭，只读了几年旧式私塾。1900年来到上海，期间做过苦力，开过店铺，当过警员，不过都不长久。

1911年前后，程子卿已然积聚下了一些能量，凭此运作来了一个法租界巡警的职务，并在很短时间内得到了法国巡长和华人探长黄金荣的青眼相加。在此后的一段颇长时间里，程子卿更是住在了黄金荣的家里，俨然成为了其重要心腹。

大上海的十多年时光，早已把当初的那个来自丹徒的淳朴少年，改造成为了一个眼光、手腕、能力均不凡的中年投机者，程子卿利用身边的一切力量，尽可能的往上层靠拢，为自己积聚更大的能量。

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十多次在上海的外围安保行动，都是程子卿带人负责，其间先生在此反对袁世凯、迎接爱妻宋庆龄、抗击军阀的一系列活动，程子卿都是重要的参与者与见证者。

孙中山先生

著名的宋教仁案，明面上是黄金荣破获，可实际上是程子卿出的力，程子卿正是凭借此举，让黄金荣看到了他的非凡之处，在法国巡捕房的地位得以快速提高。

其次，黄金荣最重要的一个标签，是那青帮头号人物，程子卿与他搭上了线，便意味着拥有了难以想象的黑道势力支持。

这为他从事白面上的活动，诸如保卫孙中山夫妇，便能更加游刃有余，换得了夫妇二人的真心感激，孙中山先生便亲自介绍他加入国民党，能得此殊荣者在国民党内极少。

当时的中国，谁也不清楚未来走向何方，而程子卿所思所想，既顾眼下又着眼于以后，很是帮助了一些团体和个人，做出了许多极其重要的举动。

黄金荣

程子卿加入国民党后，但凡有人来上海，他都会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与国民党内的各派关系都不错。

有次，上海的某军阀，想要进入租界抓捕汪精卫，他得知消息后暗中通知，使得汪精卫成功脱逃。

至于他的国民党身份，法国巡捕房自然是知晓了，作为在远东的重要情报机构，有这样一个与国民党各方都有所关联的人，很利于收集情报，这其间说不定是双方的一种无形接洽。

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之前，共产主义代表马林，曾在维也纳被短暂逮捕，出狱后便立马前往中国，这大抵已经让法国方面有所警示。

汪精卫

马林作为国际社会上的知名人物，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重点监控对象，其在维也纳被捕，便可能是涉及一些重要活动。

马林随后赶赴中国的路途上，均有密探暗中监视，他抵达上海后的相关行程，自然没有什么秘密可言，这便是一大会址泄露的根本原因。

同时，一大召开前，在华的诸多他国情报机构，通过一些秘密渠道，判断出共产主义将会在上海举办一场重要会议，想必马林在维也纳被捕，是与此有极其重要的关系的。

至于，会议开始的前几天，法国巡捕没有出动干涉。这是他们觉得，这次会议应该不会涉及暴力，同时中国的共产主义势力尚显弱小，不值得投注太多精力。

却不成想，法租界随后得到的两条重要情报，促使他们改变了原来的决定。这两条情报分别是：军阀将会派出刺客，对30日召开的某会议重要成员行刺；日本社联党在30日，将在法租界内开会。

中共一大召开会议地点

法国巡捕房的第一任务，是防止法租界内出现暴力行动，维护法租界内的安全和稳定，得此情报自然会极其重视。

于是乎，就有了30日的程子卿闯入一大会场，又觉得陈公博像日本人，才有带着其他人来进行重点排查。

至此，一切缘由都搞清楚了，程子卿的突然闯入，以及后来的法国巡捕前来，只是为了搜剿军阀刺客，防止暴力事件出现的。

至于我方党代表的撤离、后来搜出的书籍、对方未曾重视的我党组织草案、对陈公博和李汉俊网开一面等，都表示他们不曾获悉这是我党成立的会议。

再说程子卿，随着局势的发展，国民党在当时的权势越来越重，这让程子卿的倾向更偏于国民党，代表性事件便是1927年的4·12政变，凭借有关渠道提前获知之后，他本是有机会选择通报给我党的，可他不仅没有，还选择了成为其中的主力之一。

程子卿(中)

程子卿凭借此举，在法国巡捕房连获升迁，于1931年成为了一级督察长，这已经是巡捕房里华人的最高职务。同时，也收获了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青睐，荣获了第三等的青天白日勋章。

不过，程子卿并不是坚定的反共主义者，在后来上海的白色恐怖期间，他多次干过对我党地下人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事情，甚至于还曾暗中援手。

抗战时期，程子卿凭借着原先积攒下的能量，在日本占领法租界后，仍然拥有不小的权力，以此做了不少抗日的事情，诸如帮助梅兰芳拒绝到伪满演出、与黄金荣等人暗中支援抗日等。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政府接收了上海，他凭借往昔的香火情，在淞沪警备区司令部挂了个上校督察的虚衔，在上海某烟草公司继续做他最擅长的事情——公关，颇是过了几年如鱼得水的日子。

梅兰芳

不过，好景不长，四年后上海归于我方之手，他的好日子到头了，日日心中忧虑，担心被我党清算。

程子卿一番思虑之下，郑重地写了一封谢罪信，托宋庆龄带给毛主席，宋庆龄接到这封信之后，将程子卿在上海如何帮助她营救革命人士的事情详细地向毛泽东做了阐述，之后中央顾念他曾经也做过不少对人民有益的事，且而今年事已高，便选择了“不予处理”，让其得以善终。

1961年，程子卿这个曾与近代多位大人物，有过颇多交集的小人物，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宋庆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