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君子”之史良，2次与蒋介石正面交锋，毫不妥协、针锋相对

一、共产党人的辩护人

“永远不能忘记在法庭上为党的辩护人形象。”

这18个大字凝注在一块5尺长白布上，庄重地挂在史良的灵前，它表达了一个被她营救出狱的共产党员，对她无尽的思念和哀悼。

史良于1900年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书香门第。

史良父亲史刚，自幼熟读经书，但他不贪荣华富贵。不慕功名利禄，尤其反对三纲五常封建礼教。他的反叛精神在史良身上有较多的遗传。

特别是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和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深深地影响着史良。她不仅接受了新思想，而且洗雪国耻、反抗外敌的思想也牢固植根于这位少女的心灵。

1930年起，史良开始了她的律师生涯。同时，利用律师职业之便，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自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后。白色恐怖日趋严重，无数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被逮捕，遭屠杀。这样，营救被捕“政治犯”就成了史良最重要的工作。她担任上海共产党的外围组织“革命互济会”的律师，对被捕蒙难的同志，总是积极进行营救，还经常到监狱去探视被判刑的同志，给以安慰和问候。

1933年，化名施义的著名中共领导人邓中夏被法祖界巡捕房非法逮捕。一天，他托人送信给史良。史良当时并不知晓施义即邓中夏，但她立即赶往巡捕房与他见面。施义告诉史良，他没有犯什么罪，也没有任何证据落入敌手，只是走错了房间被捕的。

史良接下此案后，立即设法营救。

当天开庭，国民党的上海市公安局要求将施义引渡到华界办理。史良严厉指出公安局事先没有请求法院拘票就把人捕来了，这是不符合法律手续的，现在又请求引渡，更无法律依据。最后，迫使法庭不得不作出不许移递的中间裁判。

虽然初审获胜，但国民党政府无视法律倒行逆施，几天后把施义押往南京，并残酷地杀害了他。

以后，很多营救政治犯的工作，中共地下党组织都是通过“互济会”或左翼作家联盟和史良联系，并请她办理。她与中共地下党组织建立起了密切的关系，同时，上海地下党指定“互济会”一名负责人任她律师事务所的帮办，同她一起并肩战斗。

1934年共产党员熊氏记弟被叛徒告密而被捕，如果不把叛徒找出来除掉，他们必死无疑，史良担任其辩护律师，第一件事就是调查叛徒姓名，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她周密细致的调查了解，终于查出了叛徒姓名，中共地下党组织得悉情报，对叛徒采取果断措施。开庭审理熊氏兄弟案件时，由于没有人证，更无物证，查无实据，法庭只好释放了熊氏兄弟。

被史良营救或为他们辩护的还有任白戈、艾芜、熊瑾玎、贺龙家属、陈卓坤、方知达、吴仲超等人。

为了保护更多的共产党人和抗日志士，史良还结识了法租界工部局的译员陆殿栋，凡属于法租界营救政治犯的案子陆殿栋利用工作之便，给予史良以极大帮助。同时，他只要听到有巡捕房捕人的消息，就通知史良在共同的战斗中，他们产生了真挚的爱情，于1937年结为伉俪。

二、“难妹”的两次牢狱生活

人们只要提到震惊全国的“七君子”事件，都知道其中被称之为“难妹”的就是史良。

1935年华北事变后，在民族危亡日甚一日之际，1936年5月，由沈钧儒、邹韬奋、史良等发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各界的抗日救亡运动。此前，史良曾于1935年在上海发起成立了第一个抗日救亡团体——妇女救国会。

九·一八4周年之际，上海妇女救国会决定举行隆重的纪念大会，以推动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因考虑群众的安全，尽量减少了与会人数，但群众爱国热情高涨，仍有几千人参加集会。这样一个抗日的集会，却遭军警的无理镇压，他们用木棍、枪托等殴打徒手群众，史良高声质问：“为什么打徒手群众？”“警察是保护人民的，不能那么无理！”一帮毫无人性的军警又向史良扑来，并用皮鞭抽打史良。

一群工人涌向史良，组成人墙保护史良，迅速把史良送往医院。

1936年11月23日，严寒和白色恐怖一样残酷，袭击着上海人民，就在这天凌晨2时许，史良、沈钧儒、章乃器等7人，被国民政府以“危害民国”罪，非法逮捕。这对史良来说已是第二次被捕。史良的第一次入狱是1931年。那是从法科大学毕业后，嫉恶如仇的史良与国民革命军政治部政治工作人员刘伯龙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这位负责人为了整她，指使人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史良投进了监狱。这次入狱使史良结识了一些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他们宁死不屈的凛然正气、高尚的情操深深打动了史良，对她以后的人生道路产生重大影响。

而史良的第二次入狱，则酿成了后来震惊全国的“七君子事件”。当时史良等“七君子”被捕后，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和抗议，1937年6月，国民党政府对史良进行了所谓公审。

在法庭上，史良唇枪舌剑，对审判长提出的问题回答得滴水不漏，无懈可击。

更富戏剧性的是，苏州高等法庭企图随审随判，以便草草了事。史良和她的难兄们及时识破其阴谋，当6月11日开庭审理后，当晚他们拟具《中清回避状》，要求审判长和陪审员全体回避，彻底打乱了法院进行审理的阵角，被迫暂时中止审判。

七·七事变后，全国人民都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由于史良和她的同伴在狱中坚待斗争，将南京政府置于十分被动的境地，特别是宋庆龄等发起的爱国入狱运动，在国际国内造成极大影响，在种种压力之下，国民党政府只得将史良等“七君子”一同释放了。

三、餐桌上与蒋介石的交锋

史良等“七君子”出狱后，更积极地从事抗日宣传活动。国民党政府却极力阻饶和破坏抗日宣传，为此耍尽了花招。就在1937年，又成立了国民参政会，让史良、沈钧儒等7人都担任国民参政员。美其名是让他们参政，实际是为便于控制他们。

当时，由国民参政员、救国会负责人邹韬奋创办的生活书店，在全国各地设有50多个书店，工作人员有300多人，他们积极销售进步书刊，宣传抗日。可是到1940年，绝大部分都被国民党强行勒令封闭，不少书店负责人还惨遭逮捕和杀害。

史良愤愤不平，一天，她找到宋美龄，希望她以抗日救国为重，做蒋介石的工作，要他下令停止对生活书店及其负责人的迫害。

宋美龄接待了史良，并挽留她吃午饭。史良也希望当面与蒋介石一谈。

午餐时分，蒋介石回来了。在餐桌上，宋美龄委婉地向蒋介石谈了史良的来意。史良接过话头道：“生活书店是抗战的书店，出了许多宣传抗日的书，为什么反被封闭呢？这太不公平了。”

蒋介石老谋深算，两面三刀。在餐桌上他故作惊讶：“有这样的事吗？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并表示一定要去查。可是，事后却变本加厉，生活书店继续遭封闭，书店负责人屡遭迫害。

史良进一步看透了蒋介石的面目，她深知，只有起来和蒋介石针锋相对，斗争到底，中国的抗日才有希望。

自此以后，史良和救国会的同仁，冲破重重阻力，继续进行抗日活动。同时，在国民参政会和妇女指导委员会，史良都有一定的地位，只要是遇到抗日的原则问题，她毫不妥协，针锋相对。她还利用律师身份，公开与国民党政府的不抗日、迫害共产党人等罪行展开斗争。

史良在社会上的影啊越来越大，对此蒋介石是清楚的。于是，对史良采取威胁和利诱一次，由宋美龄出面，请史良吃饭，蒋介石作陪。宋美龄以老友的身份热情款待史良，并说：国民党需要增加新的血液，你为什么不加入国民党。现在国民党也确实腐败，何不大家一道来把它作一番改造？

史良早已明白他们的宴请和这番话的含义，她立刻拒绝了他们。这是她第二次在餐桌上与蒋介石交锋。

皖南事变后，为了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累累罪行。1942年史良和救国会其他同志一道宣布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接着又退出了国民参政会。

史良对蒋介石集团的斗争，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