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毛主席接见尤金，感慨：万里长城今尚在，哪见当年秦始皇

一、从蜜月到分歧急转直下，由盟友变对手阴云满城

也许，世界上再也找不出哪两个国家像中苏这样经历过如此全民族、全方位的友好，也再也没有哪两个国家经历过如此戏剧性的巨大转折。

建国前夕，毛主席在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鲜明地提出：“一边倒，是孙中山的40年经验和共产党的28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

新中国成立的第三天，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致电周恩来外长，表示苏联政府决定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且互派大使。

当年12月16日，毛主席放下建国伊始百废待举、千头万绪的国务活动，平生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两次之一)出国前往莫斯科与斯大林会面，订立了震动世界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自此，中苏两国展开了空前的全民性的大友好。每一位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对那种热烈而又真诚的友谊留下无法忘却的记忆。

历史之复杂，可以使学者们终生探讨，争论不休，而有时又简单得像儿戏，一样瞬息即变，令人啼笑皆非。

1956年，在斯大林去世后的苏联第一次党代会即著名的苏共二十大上，苏共新任领导人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个人迷信及其滥用权力、破坏法制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批判，在国际共运中引起了巨大震动。

对此，毛主席喜忧参半。一方面，毛主席不满意传统的苏联模式以及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错误干涉，认为批判斯大林“搬掉了多年来压在人们头上的大石头”；另一方面，毛主席又担心“全盘否定”斯大林会极大地损害社会主义制度的声誉，在中国国内和国际共运中造成巨大的思想混乱和严重的震荡动乱。

1956年间，毛主席在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时，多次坦率地向他阐述了我党对批判斯大林问题的不同看法。同年，中共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等两篇重要文章，对斯大林做了“功大于过”的评价，委婉地对苏共二十大提出批评。

此时的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随着社会主义阵营力量的增强，第三世界民族、民主运动的高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兴起以及苏联战略核武器的发展，持续了近10年的冷战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当时朝鲜战争宣告停战。越南战争哲告结束，奥地利国家中立条约得到签署，苏联与西德恢复了邦交，1955年又举行了战后首次四大国首脑会晤。这一系列事件表明，整个东西方关系已由单纯的对抗逐渐走向了对抗加对话的新的历史时期。

在此形势下，苏联对外战略发生了重大转折。苏联领导人提出了战争有可能避免、两种世界体系和平共处、两种社会制度和平竞赛和资本主义国家有可能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战略方针，并且将缓和苏美关系和加强苏美合作置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企图在“利益均等”的条件下与美国就重大国际问题达成协议，争取国际形势的根本缓和，为进行和平竞赛以及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创造最佳的国际环境。

但是，对中国而言，当时苏联提出的对美缓和和苏美合作的政策方针是难以接受的。

在经济上，中国受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全面封锁和禁运。在外交上，新中国被排斥在联合国之外，世界上多数国家拒绝承认中国政府。在国家安全方面，朝鲜战争的硝烟尚未消散，越南战争的战火又在中国南疆燃起，中国领土台湾还处于被割裂状态。美国当时与台湾当局签有“共同防御条约”，美国军舰和飞机对中国进行着频繁的入侵和军事挑衅。

更为严重的是，1958年金门炮战打响后，美国在台湾海峡地区集结了一支拥有6艘攻击型航空母舰并配备有核武器的特混舰队，企图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甚至计划使用核武器对中国大陆的机场和军港进行摧毁性核攻击。中美两国当时实际上处于“准战争”状态。因此，坚决反对美国的侵略扩张政策，显然是中国外交的一项重要战略方针。

此外，5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和国防建设成就巨大，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成就和声望达到了高峰。中国领导人开始试图摆脱传统的苏联模式的束缚，独立自主地探索一条更加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道路。

在国际舞台上，朝鲜战争的胜利和万隆会议的成功，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新中国在世界东方的崛起，动摇了苏联在国际共运内发号施令、一统天下的传统地位，使社会主义阵营内出现了一种中苏“双雄并立”的崭新局面。在此形势下，那种由苏美合作，决定世界重大问题，而中国只是苏联全球战略棋盘上的一个战略筹码的国际战略格局，中国方面显然是不可能接受的。这样，中苏两国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分歧就不可避免地日益增多。

1956年11月30日，毛主席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及中苏关系，毛主席感慨地吟诵了两句诗：“万里长城今尚在，哪见当年秦始皇。”一时举座愕然，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其实这两句诗出自康熙年间大臣张英的一首诗。一次，家人来信说因地界不清，与邻居发生争执，告到官府，因双方都是高官望族，县令不敢贸然判决。张英接读家信，便复诗代信。诗云：“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3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接信后，遵嘱立即让出3尺土地，以示不再相争。邻家得知后，也效仿让出3尺，于是成了6尺巷道。此事传为佳话，为后人所乐道。

可见，毛主席此时已对苏联多有不悦，中苏关系已经蒙上一层浓重的阴影。

二、不屈强权，坚持自主，莫斯科颇出小计谋，毛主席拍案大论战

1958年4月，苏联国防部长致函中国，建议在中国领土上由双方合资共建一座长波电台，以改善苏联太平洋舰队的通讯指挥系统。中方表示：同意建设电台，但费用由中国承担，主权属于中国，建成后两国共同使用。可是苏方在答复中仍然要求合资共建，实际上是对中方要求拥有电台全部主权的立场不予重视。3个月后，赫鲁晓夫访问中国，就此问题又与毛主席等中国领导人发生了激烈争论。

长波电台一事尚在争执中，又出现了共同舰队问题。1958年6月28日，周恩来写信给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希望苏联在核潜艇的研制方面对中国予以新的援助。7月21日，苏驻华大使尤金在答复核潜艇问题时，以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名义提出，希望与中国协商建立一支共同的潜艇舰队。毛主席听了尤金的建议后尖锐地间道：“是我们办，你们帮助，还是只能合办、不合办，你们就不给帮助。”可是尤金含含糊糊地解释不清。毛主席有些生气，谈话的情绪是激烈的。

尤金把毛主席的反应即刻报告了莫斯科。1958年7月31日，赫鲁晓夫匆匆赶来北京。在会谈中，赫鲁晓夫解释说，苏共中央没有讨论过长波电台问题，是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提出来的，在看到中国方面在主权问题上的坚定态度后，赫鲁晓夫表示同意中国拥有长波电台的全部主权。

关于共同舰队问题，赫鲁晓夫推托说，苏联从未有过，也永远不可能有搞中苏共同舰队想法的影子，只是想共同研究两国海军的发展方向。而尤金大使不懂军事，给转达错了，这是一场误会。此外，毛主席还严词拒绝了赫鲁晓夫提出的中国向苏联提供海军基地，而中国海军可以在苏联获得同等权益的建议。至此，这场风波暂告平息。但它对中苏关系造成的恶劣影响却是不可低估的。毛主席在1966年回顾说：“中苏关系闹翻是1958年，他们要控制中国海岸，我们不干。”

1958年8月，中国军队向金门、马祖发起猛烈炮击。炮战打响后，苏联方面极为优虑。苏联领导人深恐战事失控会破坏他们与美国合作、主宰世界的战略方针，甚至担心会导致苏美军事对抗。苏方虽然公开声明；“如果美国发动对中国的原子攻击，美国就将立即遭到苏联同类武器的反击”。但在内心深处，苏联领导人对中国的行动及其特殊的斗争方针深感不满。

1959年苏美戴维营会谈后，赫鲁晓夫来到北京。在会谈中，他抱怨中国炮击金门造成了苏美大战的气氛，并举出远东共和国的事例“规劝”中国领导人，希望中国作出临时性让步和牺牲，承担不用武力解放台湾的义务。实际上是要中国适应苏美搞缓和交易的战略需要。

台湾海峡危机后，中苏双方在战争与和平和对美政策方面的分歧更趋严重。在苏联领导人眼中，中国已变成一个莱赘不驯和难以驾驭的盟友，必须在军事上加以限制和削弱。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终止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技术资料，并且拒绝援助中国研制核潜艇。

1959年7月，中国边防部队与入侵的印军发生了中印边界第一次武装冲突。为了不影响赫鲁晓夫美国之行，苏联不顾中国方面的多次解释和劝阻，发表了偏祖印度的塔斯社声明，向全世界公开了中苏分歧，严重伤害了中国的感情和自尊。在当年10月2日举行的中苏最高级会谈中，赫鲁晓夫从苏联本国的战略利益出发，就中印冲突事件指责中国，企图要中国栖牲主权和领土完整作出无原则的妥协。在会谈快结束时，毛主席与赫鲁晓夫发生了争吵，最后双方不欢而散。赫鲁晓夫回国途经海参崴时，继续攻击中国“像公鸡好斗一样热衷于战争”，致使中苏关系出现了巨大的裂痕。

在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苏共领导人指责中共“拒绝和平共处”、“制造紧张局势”，是“左倾冒险主义”，对我党代表团进行突然袭击，从而导致中苏两党分歧由内部矛盾转为公开的争论。当我党代表团对苏共进行了尖锐激烈的反驳并表示决不屈服之后，苏联就开始在国家关系方面向中国施加压力，企图压迫中国屈服。

1960年7月，苏联对中国采取了撤退专家、撕毁合同的“制裁”措施，使中国的数百个重要工业企业和科技项目陷于瘫痪，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了重大损害。当时中国因大跃进的失败和自然灾害，工业生产急剧滑坡，农业严重歉收，东南沿海和中印边境也潜伏着危机。在此艰难困苦之时，苏联的行动无异于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对中苏关系的发展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害。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后，为了争取中苏关系有所缓和，我国主动派周恩来、贺龙率团赴苏访问，并希望苏方修改赫鲁晓夫奉行的对华政策。在会谈中，苏联领导人表示，苏共新领导“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同赫鲁晓夫没有一丝一毫的差别”。苏共还坚持要召集分裂性的各国共产党会议，毫无协商让步的余地。

随着两国斗争的加剧和意识形态分歧的加深，中苏意识形态大论战已如箭在弦，一触即发。1963年6月，中共中央复信苏共，提出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照线的建议”。苏共中央则回值对中共进行指责和攻击，并在报利上发表了数千篇反华文章，中共接着发表了“九评”等论战文章，双方展开了一场空前激烈的意识形态大论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