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学平|《重温<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社会学的经典之作。此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现代的资本主义最早出现在而且仅出现在西方尤其是欧洲。这个问题不仅具有普遍的学术意义，而且对于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中国有很强的实践意义。与马克思的单向历史决定论相比，韦伯认为是很多复杂的因素相互作用最终决定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与马克思的物质决定论相反，韦伯认为“在任何一项事业背后，必然存在着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在这些导致资本主义兴起的复杂繁多的可能因素中，有一种独特的“资本主义精神”起了最大的推动作用。

人的贪欲各个民族皆有，商业在各个古老的文明中也都存在，然而资本主义只在欧洲获得了对社会的支配地位，作者认为这得益于“西方文化特有的和独具的合理主义”。作者也承认虽然各种文明都有自己的合理主义，然而西方“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伦理上的责任观念”导致了西方独特的合理主义，而“资本主义精神”不过是这种合理主义的产物。那么什么是“资本主义精神”呢？作者在此书中并未给出明确的定义。笔者以为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是指一种包含有伦理色彩的“职业责任”。这种“职业责任”包括：劳动者勤勉高效的完成自己的劳动，企业家合法的最大化企业的利润，各自都将自己的职业视为“天职”，对职业目的和内容有很强的义务感和献身精神。作者深刻的指出，现代资本主义扩张的首要原因不是资本而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那么“资本主义精神”又是如何产生并发展的呢？

作者从社会实证的数据中发现，“现代企业的经营领导者和资本所有者中，高级技术工人中，尤其是在技术和经营方面受过较高训练的人中，新教徒都占了相当大比重”。作者认为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的伦理尤其是新教的经济伦理有着相当大的联系。在深入分析新教各教派的教义，尤其是新教禁欲派别的实用伦理后，作者发现新教世俗禁欲主义是“资本主义精神”形成和发展的“可以想象的最有力的杠杆”。所谓新教世俗禁欲主义是指新教某些派别（以加尔文教为典型）发展出来的强调要通过异于自然生活方式的某种特殊的禁欲的生活方式来作为辨别自身是否蒙恩和得救的证明。由于对得救的极大渴望和对不得救的极大恐惧，人们在行动中一直保持着很强的自我克制和自我反省。又由于禁欲已经走出了修道院，进入了世俗生活，因而新教禁欲伦理产生了行为合理化和忠实于自己职业的“天职”观念。在这种“天职”观念中，“一个人的职业生活是禁欲美德的演练，是通过他的良心活动来证明他的恩典状态，这体现在他的完成职业时所具有的认真态度和所采用的方法。

上帝所要求的不是劳动本身，而是在一项职业中的合理劳动”。这样，“你可以为上帝劳动而致富”，合法的赢利第一次具有了职业的道德性。与此同时，禁欲主义又反对为“为肉体的罪孽而致富”，因此，挣来的财富并没有被挥霍掉，而是被再次用在符合职业的目的的用途---赢利上面。世俗禁欲主义者认为合法的获得财富是上帝的恩赐，因此有责任使这些财富不断增值；另一方面，“从事一项世俗职业是获得禁欲精神的最高手段”，是蒙恩得救的标志。正是在这种世俗禁欲主义的新教伦理的作用下，产生了“资本主义精神”。当然作者绝不会认为现在的资本主义依然依靠这种宗教的禁欲精神。相反，以清教徒为代表的世俗禁欲主义自身存在着悖论：一方面清教徒的禁欲精神使得他们勤奋，节俭，促成了财富的快速积累；另一方面，财富的积累同时也增强了清教徒的世俗精神，削弱了他们的宗教精神。正如作者所言，“今天，宗教禁欲主义精神已经逃出了牢笼，但是胜利的资本主义已经不再需要它的支持”。

在此书的结尾，作者强调此书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兴起所做的解释，不过是“作为一项研究的准备工作”，而不是作为“结论”。正如作者之前所清楚表明的，这个问题的解释可能还有很多种。如果某人宣称用一种理论就能阐明这个问题，在作者看来不过是“天真”和“肤浅”的表现。［原载于正义网2006年5月16日“法律博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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