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俊华 | 高校非遗教育的内在逻辑与模式选择

高校非遗教育的内在逻辑与模式选择

摘 要：高校非遗教育是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高校教育发展都面临的时代问题。非遗保护需要高校教育来解决自身传承能力不足的问题，高校教育需要借助非遗教育来解决自身高质量发展问题。高校非遗教育是非遗保护与高等教育的主动融合，符合非遗保护和高校教育发展的内在逻辑。高校非遗教育适应社会对非遗多元化人才需求，主要采取以培养文化自信与平等为核心的通识教育、以培养非遗专业能力为核心的专业教育和以培养非遗职业技能为核心的职业教育三种教育模式。高校非遗教育是非遗保护与高校教育在适应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一种自我转型与创新。

关键词：高校非遗教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内在逻辑；模式选择

一、高校非遗教育何以成为当代问题

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相继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倡导保护自然遗产、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以此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从而实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基本宗旨，即促进“国际和平与人类共同福利”。

非遗是最能体现人类文化多样性的遗产，“它是文化多样性的熔炉”。保护非遗的目的就是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存在，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存在是实现人类文化平等与代际公平的基本要求，“对于地方、国家和国际层面的和平与安全是不可或缺的”，并且“成为各社区、各民族和各国可持续发展的一股主要推动力”，因此也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保证。

非遗是“被各个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及其相关实物和场所”。因此，非遗是“各个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文化自觉和自择的结果，是其不断延续且活态化的代际文化实践。

保护非遗是采取“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传承（特别是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和振兴”等措施来“确保非遗生命力”。要确保非遗生命力，我们就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尊重和保护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对自身非遗的主体权益，使其在非遗保护中“发挥首要作用”；二是确保非遗在代际之间“活”的传承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动态和鲜活本质应持续获得尊重”；三是确保“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传承（特别是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和振兴”等保护措施能够有效实施。而要做好上述几点，就必须做好非遗传承人（相关社区、群体或个人）与非遗保护者（管理者、学者、普通民众）等的教育，包括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

高校是指专门进行高等教育的学校，包括普通高等学校、职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高等教育，是指在完成高级中等教育基础上实施的教育。”高校教育是人类教育的一种高级形态，是随着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分工的不断发展而发展起来的，是直接为社会培养高级人才的教育方式。非遗能否或以何种方式进入高校教育，既受制于非遗在适应社会发展而自我发展的能力，又受制于高校对非遗教育的理解力、思想力和行动力。

中国高校是受西方影响而产生的，是伴随中国近代化发展而发展起来的。自1949年至今70多年的时间里，我国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把大量非遗引入高校，并作为高校学科或专业建设的重要内容，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和社会主义人才培养作出了积极贡献。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由于长期受西方精英教育及学科、专业等观念的影响，我国高校的非遗教育还存在诸多问题：一方面，许多优秀的非遗项目仍游离于高校教育之外，依赖社会力量自发传承，缺乏计划性和系统性，后继乏人，传承动力不足；另一方面，一些进入高校教育的非遗项目，受精英教育观念和西方学科、专业观念束缚，不尊重规律，有被工具化、形式化的风险。如今，我国高校非遗教育正在面临新的抉择难题，即高校非遗教育遵循何种逻辑？是“旧瓶装新酒”，还是“新瓶装新酒”？有哪些模式可选择？

二、高校非遗教育的内在逻辑

传承是非遗保护要解决的核心问题。非遗能否在代际之间得到持续传承，决定着非遗能否存在以及是否有生命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把“传承（特别是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视为保护非遗的九大措施之一，指出：“各缔约国应竭力采取种种必要的手段”，包括“1.向公众，尤其是向青年进行宣传和传播信息的教育计划；2.有关社区和群体的具体的教育和培训计划；3.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管理和科研方面的能力培养活动；4.非正规的知识传播手段”。强调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并重，“使非遗在社会中得到确认、尊重和弘扬”。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规定：“学校应当按照国务院教育主管部门的规定，开展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指出，要将非遗“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贯穿国民教育始终，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体系和教材体系，出版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识教育读本。在中小学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课程，鼓励建设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特色中小学传承基地。加强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体系和专业建设，支持有条件的高校自主增设硕士点和博士点。在职业学校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专业和课程。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师资队伍培养力度，支持代表性传承人参与学校授课和教学科研。引导社会力量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培训，广泛开展社会实践和研学活动。建设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实践基地。鼓励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显然，我国法律和政策更强调非遗教育，要把非遗“融入”国民教育，鼓励非遗“进校园”“在校园”。而这也引出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难道此前国民教育中并未融入非遗教育？不然为何要特别强调非遗“进校园”或把非遗“融入”国民教育？

高校是国民教育序列的最高层次，非遗融入“国民教育”或“进校园”“在校园”，自然就意味着高校要开展非遗教育。那么，非遗为何要进入高校，抑或高校为何要引入非遗？换言之，高校开展非遗教育究竟是否有内在逻辑？我们认为，高校开展非遗教育并非是近年来才有的事，也并非是一厢情愿的事，而是非遗传承和高校教育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选择，是有其内在逻辑的。

（一）高校非遗教育是非遗传承的内在需求

非遗既指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己创造物之间关系的实践中形成的知识、技艺、艺术、习俗和精神追求等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又指人类在不断创造和追求生命意义的精神实践过程。这些文化表现形式与精神实践因被“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而具有了传承性、遗产性，所以非遗传承既是人类发现价值、追求价值的实践，又是人类发现和阐释自我本质的实践。非遗蕴含的知识、技艺、艺术、习俗、价值和意义，不仅是人类物质生命延续的保障，而且还是人类精神生命延续的基础，是人类必须世代传承的。

作为一种代际文化，非遗处在代际传承者之间并被双方认可、实践，这是非遗传者与承者之间默许、遵守的契约，也是非遗不断传承、存续的基础。在传统社会中，非遗往往依附在代际传承者之间的血缘、地缘等关系上，或作为这些关系中的一部分而存在，传统血缘、地缘关系为非遗的代际传承提供了合法性保障。

随着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传统社会迅速被现代社会所取代，基于血缘、地缘的传统人际关系也在被更广泛的业缘、趣缘等现代人际关系所取代，保障非遗传承的传统生态环境也在悄然生变。基于近代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所兴起的现代学校教育，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动着传统社会血缘、地缘关系向现代社会的新型契约关系转变，这也带动了非遗原有传承方式的迅速变革。

对非遗传承而言，现代学校教育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现代学校教育是非遗传承的一大挑战，它改变了非遗社会传承的原有生态，让几乎所有适龄儿童都必须进入学校接受教育，社会上符合条件的非遗学徒越来越难招，非遗后继乏人的问题日益突出；另一方面，现代学校教育又是非遗传承转型发展的一个重要机遇，它比非遗的社会传承更能满足现代社会对非遗人才的需要，能为非遗在现代社会传承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提供更好的方式，也更有利于现代非遗人才的培养。因此，作为现代学校教育高级形态的高校非遗教育，势必会在挑战中孕育生机，为现代非遗传承发展提供一种新选择。

非遗在实践中产生，且以正在进行的实践方式而存在，具有重复实践性，传者的非遗实践只能通过承者的再实践才能被确认、被传承。非遗的生命延续就是指非遗传者和承者前后相继进行的非遗实践与再实践的不断循环前进的过程。在传统社会中，非遗的社会传承是在传者与承者共同参与的即时进行的非遗实践中实现的，传承本身就是非遗实践的一部分，一边传承一边实践，传承与实践水乳交融、不可分离。表演类非遗多采用家族血缘式或师徒契约式进行传承，师徒往往在同一环境中一起生活、练功或登台演出，在师傅口传身授的教育和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徒弟经过不断重复练习和体悟，才能最终掌握师傅的表演艺术，感悟到师傅身上的艺术精神。同样，民俗、传统技艺、传统医药等非遗传承，也都是通过师徒共同参与的不断重复的非遗实践来实现的。

现代学校非遗教育，尽管不能完全像传统社会那样通过师徒“同吃同住共劳动”的方式来进行，但它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系统性的教学过程，既能可预见性地把控非遗教育的方向和效果，又能继承和发扬非遗社会传承的优点，更能有效发挥重复实践对非遗传承的作用。因此，无论是从生源角度还是从教育方式来说，学校教育都比社会传承更有优势，代表了非遗传承发展的趋势。

（二）非遗教育是高校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高校教育是社会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社会分工的一种表现，是知识生产、学习和再实践的高级阶段。高校教育是在社会教育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在设定时空环境中采用系统性教学手段来培养社会高素质人才的实践过程。

高校非遗教育不是照搬或简单重复非遗在社会上的传承方式，而是对非遗社会传承的革新与发展，是高校高质量发展需求的具体体现。高校非遗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是培养社会需要的高素质非遗人才，高校的一切要素，包括师资队伍、基础设施及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都服务于高素质非遗人才的培养。而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为谁培养，怎样培养，则是高校非遗教育高质量发展必须要解决的三个问题。

首先，高校非遗教育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心和创新精神。《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指出，非遗是被各个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文化表现形式。一方面，它强调非遗是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等非遗主体的文化自主、自择，是以文化自觉、自信为前提的，所以培养学生文化自觉、自信，是高校非遗教育的第一要务和最核心的意义；另一方面，它强调非遗是社区、群体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中所形成的知识、技能、观念、思维方式等的结晶，是社区、群体创造力的集中展示，是社区、群体的地方性知识的价值所在，所以高校非遗教育要培养学生从不同社区、群体的地方性知识中汲取经验和智慧，增强创新意识，提高创新能力。总之，文化自信和创新精神是当代社会对高素质非遗人才的基本要求，也是高校非遗教育的意义所在。

其次，高校非遗教育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家国意识和人类情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的非遗保护，以维护文化平等和代际公平为前提，以维护文化多样性存在和人类可持续发展为目的。文化平等是社区、群体建立文化认同、家国意识的前提，没有文化平等，就没有文化多样性，也就没有社区、群体的文化认同和家国意识。代际公平是社区、群体树立增强人类情怀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基础，没有代际公平，就没有可持续发展，就无法做到既满足当代的非遗需求，又不损害后代对非遗的需求。因此，高校非遗教育要培养学生正确理解小社区、小群体的非遗与大社区、大群体的非遗，以及当代非遗与后代非遗之间的辩证关系。只有坚持文化平等、代际公平的非遗保护理念，才能真正让不同社区、群体在非遗保护中做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最后，高校非遗教育有利于培养学生知行合一、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非遗是传承人在实践中创造、在实践中传承、在实践中发展的“活”的文化传统，是他们做一行爱一行、从一业终一生，知行合一、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的体现。高校非遗教育不仅可以把民间的非遗知识、技艺带进校园、融入课堂，也可以用非遗社区、群体的文化自信、自觉来启蒙学生，还可以用非遗传承人身上工匠精神感染学生。非遗传承人身上那种做一行爱一行、从一业终其一生，知行合一、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是当代社会最需要的精神，自然也是高校非遗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

三、高校非遗教育的模式选择

高校非遗教育是各高校按照高等教育规律，结合社会对非遗人才的需求，通过有目的、有计划的系统性非遗课程教学、实验实习和社会实践等措施，培养有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强的高素质非遗人才的实践过程。

高校非遗教育旨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非遗人才，包括从事非遗传承的非遗传承人才，从事非遗调查、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的非遗保护人才，从事非遗开发利用的经营人才，以及从事非遗保护管理的管理人才等。高校非遗教育既是非遗社会传承的完善与发展，又是中小学非遗教育的升级与拓展。

“非遗”概念是在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后才最终确定的，因此高校非遗教育可分为两个发展阶段或两种类型：一是非遗概念出现之前，即前非遗概念下的高校非遗教育，主要指各高校在2003年之前所进行的和非遗有关的教育；二是非遗概念出现之后，即后非遗概念下的高校非遗教育，主要指各高校在2003年之后受非遗概念影响而进行的和非遗有关的教育。是否受非遗概念影响，是否具有非遗保护的自觉与主动性，是这两种高校非遗教育的本质区别。

前非遗概念下的高校非遗教育，往往把非遗作为一种没有生命、没有情感的单纯知识或技能进行教学，没有或较少从非遗社区、群体情感认同、价值认同的视角认识非遗教育，也较少从非遗保护、传承、发展的角度开展非遗教育，因而是不自觉、不主动的非遗教育。后非遗概念下的高校非遗教育，则具有了非遗保护的基本理念和意识，开始从非遗社区、群体的情感认同和价值认同的视角认识非遗教育，从非遗保护和传承的角度开展教育，所以是一种自觉、主动的非遗教育。如今，我们之所以提出并强调高校非遗教育，不是因为此前高校没有非遗教育，而是因为此前高校缺少自觉、主动的非遗教育。

模式，即模型、范式、模范，是可以仿效和重复实践的样本。教育模式是教育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形成的模型、范式，它由教育目的、内容、方法等要素综合构成，具有示范性和可复制性等特点。

高校非遗教育模式是在高校适应社会对非遗人才的需求而逐渐发展起来的教育范式或模型。在前非遗概念阶段，高校非遗教育是按照前非遗时代学科、专业设置和教育要求来实施的。到了后非遗概念阶段，高校非遗教育模式则是高校在非遗保护理念影响下，结合社会对非遗的通识人才、专业人才和职业人才需求而建立起来的。从社会对非遗人才需求和高校非遗教育类型、特点来看，高校非遗教育主要有以下三种模式：

第一，以培养学生文化自信、平等为核心的非遗通识教育。现代高校教育中的通识教育，或称为通才教育、博雅教育，是指针对高校学生所进行的不同于专业教育、职业教育的一种素质教育，为他们提供通行于不同人群之间的知识和价值观的教育。

我国高校通识教育是现代教育理念中国化的具体体现。无论是在国外与通识教育相关的博雅教育、全人教育、自由教育、能力拓展训练等教育方式，还是中国贯彻多年的素质教育和“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教育，以及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还有培养一专多能、德才兼备的人才教育，或者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等等，皆能涵盖在高校通识教育的范畴中。

钱穆最先提出“通识”一词，1940年他在《改革大学制度议》中指出，“中国挽近学术，一切稗贩自欧美，传其专业较易，了其通识则难。故今日国内负时誉之大学，其拥皋比而登上座者，乃不幸通识少而专业多”。1941年梅贻琦在《大学一解》中也指出，“通识之授受不足，为今日大学教育之一大通病”。“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也；专识，特别事业之准备也。通识之用，不止润身而已，亦所以自通于人也。信如此论，则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钱穆和梅贻琦都意识到，20世纪40年代我国大学制度受西方影响，重视专业教育而轻视通识教育，有悖于大学教育“新民”的宗旨，有悖于人的全面发展，所以大力倡导通识教育，他们的观点对今天高校非遗教育仍具有指导意义。

非遗是人类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是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实践中所形成的经验、智慧的结晶，包含着人类共有的知识和价值观，是国家、民族、地区之间开展文化交流及建立平等、理解、尊重关系的基础。因此，高校把非遗纳入通识教育，既有利于培养学生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自觉、自信，增强民族认同感和家国意识，又有利于帮助学生树立文化平等、代际公平的观念，增强开放、包容意识。

在前非遗概念时期，我国许多高校已把非遗纳入思政、美育、体育等通识课程中，用民间文学、传统戏剧、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体育、传统医药、传统曲艺、传统美术、传统技艺，及其所蕴含的中华民族智慧和审美观念等，来培养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自信心，增强学生的审美意识和家国情怀。

在后非遗概念时期，除了继续把非遗作为原有通识课程内容外，我国许多高校开始把非遗保护作为专门的通识课程，除了让学生了解非遗及其蕴含的中华民族智慧经验、审美观念外，还加强了对非遗保护理念和保护方式的教学，培养学生参与非遗保护的自觉性、主动性，帮助他们理解非遗保护对增强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及对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的意义。

第二，以培养学生非遗专业素养为核心的非遗专业教育。专业教育是指高校适应社会发展对各类高级专业人才需要，根据学科专业特点，以教授专业知识为主的教育，培养学生掌握从事相关专业工作的知识与技能。而非遗专业教育是指高校适应社会对非遗高级专业人才的需要而开展的非遗专业素养教育，包括非遗相关专业方向的教育和非遗保护专业教育两大类。

非遗相关专业方向的教育是指依托非遗相关专业所开展的非遗保护教育。我国公布的十大门类非遗代表性项目，都有各自所依托的学科专业，如民间文学类非遗项目主要依托中国语言文学专业，传统戏剧类非遗项目主要依托戏曲曲艺学专业，传统医药类非遗项目主要依托中医学专业等，非遗教育是这些学科专业教育的发展方向之一。在前非遗概念阶段，高校非遗相关专业方向的教育往往依附且服务于该学科专业的人才培养，如对民间文学类非遗教育是依附且服务于中国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的，传统戏剧类非遗教育是依附且服务于戏曲曲艺学专业人才培养的。到了后非遗概念阶段，多数高校仍把非遗作为相关专业教学内容或特色方向，但有的增设了非遗保护课程，有的增设了非遗特色方向，使得高校非遗相关专业教育的非遗化趋势更加凸显，甚至有些非遗相关专业老师因被认定为非遗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而承担起了传承非遗、培养传承人的责任。

非遗保护专业教育则是高校在非遗保护理念指导下新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专业教育，即把非遗保护作为一个独立专业来进行教育，目的是培养保护非遗的专业人才。根据《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非遗保护概念，高校非遗保护专业的教育包括非遗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传承、振兴等的教育，这些教育既与文学、艺术学、体育学、医学等学科相关，又与档案学、法学、教育学、管理学、旅游学、经济学等学科相关，成为上述学科之下的非遗保护专业教育，或成为上述各学科之间交叉而成的非遗保护专业教育，如戏曲非遗保护专业、音乐非遗保护专业、武术非遗档案专业。这些专业教育，既有本科专业，也有研究生专业，是在不断拓展的，与当前方兴未艾的新文科、新理科、新工科的教育发展理念是相适应的。

第三，以培养学生非遗职业技能为核心的非遗职业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指出：“职业教育，是指为了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使受教育者具备从事某种职业或者实现职业发展所需要的职业道德、科学文化与专业知识、技术技能等职业综合素质和行动能力而实施的教育，包括职业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职业学校教育分为中等职业学校教育、高等职业学校教育”，“高等职业学校教育由专科、本科及以上教育层次的高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等学校实施。根据高等职业学校设置制度规定，将符合条件的技师学院纳入高等职业学校序列”。因此，高校非遗职业教育是由高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等学校实施的非遗教育。

高校非遗职业教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高校非遗职业教育是指高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等学校实施的一切有关非遗的教育，包括非遗通识教育、专业教育、职业教育。狭义的高校非遗职业教育是指高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等学校实施的，以培养高素质的非遗职业技术、技能人才为目的的教育。本文所讲的高校非遗职业教育主要是指狭义的。

高校的非遗职业教育与非遗专业教育不同。高校非遗专业教育是指依据非遗学科、专业门类或其分支，对学生进行以非遗学科、专业为基础的知识和技能训练。高校非遗职业教育是指依据非遗社会岗位分类或其分支，对学生进行以非遗职业为基础的知识和技能训练。前者以学科专业为导向，后者以社会职业为导向。

高校非遗职业教育常常与非遗社会传承相结合，采用“请进来”与“走出去”的方式，通过邀请非遗传承人担任学校兼职教师、学生实习兼职导师等，在社会传承的师徒制基础上，探索适合高校实施的新学徒制，让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指导学生学习、掌握某项非遗核心知识和技艺，促使其转化为学生的职业素养、职业技术和技能，成为新一代非遗职业传承人或非遗开发利用者，为非遗传承、创新发展输送高素质人才。目前，陶瓷、纺织、服装设计、戏曲类等高等职业技术院校，已把非遗教育作为自身特色发展、创新发展的重要抓手，通过高校教师与非遗传承人合作的双导师制和新学徒制来培养非遗传承人才，既借鉴了社会传承的优点，又发挥了高校教育的优势，是高校非遗职业教育普遍通行的一种方式。

四、高校非遗教育的启示

高校非遗教育是在非遗保护和高校高质量发展等背景下凸显的新问题，它反映了传统文化现代化和高校教育人文化的转型要求。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代表的非遗，在传承发展过程中一直面临着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转化等问题。发生在特定历史时空、传承于特定人群中的非遗，能否随着时空环境、传承人群的变化而自我调适、转型，能否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跨时空、跨人群发展，是非遗保护最突出和最本质的难题。

教育一直是非遗在适应时空、人群变化而进行自我调整、转型时使用的重要手段。在前工业、前现代社会中，除了少部分非遗因被视为雅文化、主流文化而被纳入官方的学校教育外，大多数非遗作为俗文化、非主流文化而在民间自发传承发展，通过家族内部或师徒之间的口传心授方式进行传承，且往往在非遗生产实践中进行。这种传承方式是与前工业、前现代的分散、小规模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建立其上的血缘、地缘人际关系相适应的，它确保了非遗项目传承的稳定性和竞争力。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迅速发展，社会生产方式、生产关系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非遗必然面临来自时空、人群巨大变化和生产方式现代化等的挑战，家族内部或师徒间的口传心授，在日益普及的学校教育冲击下举步维艰，后继乏人。从社会传承走向学校教育，是非遗及其传承走向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讲，高校非遗教育本质上是非遗自我现代化的体现。同样，作为现代产物的高校教育也有自身发展转型的问题。服务于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高校教育，在崇尚理性、科学精神过程中面临着人愈来愈工具化、技术化的挑战。因此，重提人文精神，推动高校教育的人文化转向，是高校高质量发展的新趋势。

非遗本身是科技与人文的结合体，是人类智慧和精神探索的产物。在传统社会中，非遗传承是兼顾科技与人文的，传承的内容、价值、情感体验是人文的；传承的手段、工具则是科技的，且随科技发展而不断进步。在当代，来源于传统社会的非遗被选择、被认定，一方面表现当代社会对传统社会非遗所体现的科技知识的认可，另一方面表现人们对非遗所体现的价值观念、文化自信、文化认同等人文精神的追求。

高校非遗教育既是对非遗社会传承的继承与发展，是非遗自身现代化对高校教育的要求，又是高校自我人文化转型的内在要求，是高校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它不仅推动了高校教育对科技与人文、术与道的关系的重新思考，而且推动了高校教育对非遗口传心授、个性化、知行合一等传承模式与现代教育关系的再思考。

（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

【作者简介】

宋俊华，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文化和旅游部文化和旅游研究基地首席专家，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传统戏剧史、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与实践等研究。已出版《中国古代戏剧服饰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沙湾飘色》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报告》（主编）等多部著作。

原文来源：《民俗研究》202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