戍甬鼎铭中的地理问题及其意义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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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晚商戍甬鼎，其铭文涉及地名、族名共计4个，即宜、西、省与甬，其地望可考证者，基本都在东土。其中宜地大致位于今山东莱芜境内；省地则与宜地比邻，同样应该坐落在汶水与淄水的源头附近；西地位于今泰山南麓，也即商纣征讨东土国族阴美方所经由的洒地；甬地属东土的可能性同样较大。据此判断，铭文所记事件当发生在今山东省境内，器物本身也可能是在山东出土。该器铭文的学术价值目前看来至少有两点：其一可以作为周初宜侯封国地望的重要判别依据，其二则有助于晚商土方、方、方方、羌方诸族活动区域的考定，从而推进商代民族问题研究的日趋深入。

关键词：戍甬鼎；地理；宜子；民族

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戍甬鼎（图一：1），旧又称“俎子鼎”或“宜子鼎”，通高28.8厘米、口径23.7厘米。立耳，折沿，柱足粗短，腹壁较直，腹深则略大于足高。照朱凤瀚先生的型式划分，属Ac型Ⅲ式盆鼎。口沿下饰弦纹一周，弦纹之下又有漩涡纹与四瓣目纹相间的宽带纹饰一条，并以云雷纹为地，下腹纯素。其整体风格显商末周初之特征。结合铭文内容，学界一般定其年代为商末，当可从。在器腹内壁，铸有铭文3行26字，曰：

亚。丁卯，王令宜子䢔（合）西方于省。隹反（返），王赏戍（甬？）贝二朋，用作父乙（）。（《殷周金文集成》2694，图一：2）

按该器铭文大意是说：丁卯之日，商王命令宜子在省地与“西方”会合，于返回驻地后，商王赏赐给器主戍甬货贝二朋，为此戍甬铸造一件用于祭祀父乙的铜鼎以示纪念。器主名“戍 ”，戍是其官职，而“ ”则为器主具体的戍守之地，该字目前尚无确诂，今姑从通行旧说而读“甬”。器主属“亚 ”之族，但该族氏铭文于商周罕见。铭末 字，从齐、从鬲、从火、从匕，所从之齐殆属注音符，推测或即周金文中所习见的 字之异写，乃鼎之自名之一种。总的说来，铭文文字内容本身似并无太多窒碍难解之处，惟其地名所蕴含的历史信息尚待揭示，最须注意者有以下两点：其一、“西方”一词如何理解；其二、“宜子”之族与地名“省”及“甬”究竟位于何处。这些族邦与地名首先牵涉该鼎的出土地，同时也能藉此判定周初宜侯吴簋（旧称“宜侯夨簋”）铭文所涉及的宜侯封国地望问题。尤为关键的是，铭文所记诸地多与殷墟卜辞地名、族名相关涉，于推进晚商民族分布的考辨及政治地理框架结构之复原，亦多有裨益。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欲结合同时代的甲骨刻辞等资料，就上述问题略事讨论，以就正于方家。

一 关于“西方”与“省”地地望之讨论

从语法上讲，铭文中的“西方”显然属于宜子会合的具体对象，断然不能与方位词“西方”相牵扯。宾组卜辞《甲骨文合集》1030正有“······会我······以西人······棘（？）······”之残辞，大致是说率领“西人”从事某事。《合集》6156有“燎于西邑”之占，是说在西邑行燎祭之礼，这里的“西”是邑落名。《合集》8190有呼令某人“往西”之辞，其中的“西”字也应该理解为具体的地名。历组卜辞《合集》33093则记有族邦曰“西方”，为商王征讨之对象。戍甬鼎铭“西方”，其含义恐怕当与卜辞所记邦国名“西方”同，殆指居住于“西邑”的“西人”之邦。商末黄组“敦阴美”卜辞还有“洒”地，甲骨中邑聚名与其所邻近的河流，在称名用字上互为关联，甚至一致，这一问题我们在其他文字中已多有举证，故不赘言。“敦阴美”卜辞中的驻跸地“洒”，其字原本当专指西地附近的河流，但实际使用中也可用以指称具体的邑落“西”。上面提到的“西方”“西人”与“西邑”，当与“洒”地相关。依照现有卜辞资料推测，洒地大致位于今山东泰山南麓一带。综合《合集》36896+《甲骨文合集补编》11283、《合集》36810+36612（即《后》上11·8+《菁华》9·12，董作宾缀合）、《甲骨缀合续集》538（即《合集》36809+36788）、《合集》36951+36789、《合集》36941、《英国所藏甲骨集》补59、《合集》31816与《合补》11276等资料，可以将商末“敦阴美”相关卜辞条目依其时间顺序作如下排列：

癸卯卜，在河东兆贞：王旬亡禍。

癸丑卜，在洛贞：王旬亡禍。

癸亥卜，在（郦）、谷、禺（遇）贞：王旬亡禍。

癸酉卜，在（铸）贞：王旬亡禍。

癸未卜，在（铸）贞：王旬亡禍。

癸巳卜，在犅贞：王旬亡禍。

癸巳卜，在犅贞：王其敦阴美，亡害在禍。

乙未卜，在犅贞：王其寻敦阴美方，亡害在禍。

[壬（？）]寅卜，在犅贞：敦阴美，受有祐。（截）。

癸卯卜，在犅贞：王旬亡禍。

癸丑卜，在犅贞：王旬亡禍。

癸亥卜，在犅贞：王旬亡禍。

癸酉卜，在洒（西）贞：王旬亡禍。

癸未卜，在贞：王旬亡禍。

癸巳卜，在麦贞：王旬亡禍。

癸卯卜，在贞：王旬亡禍。

癸丑卜，在䰞（？）贞：王旬亡禍。

癸亥卜，在贞：王旬亡禍。

癸酉卜，在贞：王旬亡禍。

也就是说，从癸卯至癸酉5个月151天中，商纣王的具体行进过程为：河东兆→洛→郦、谷、遇→铸→犅→西→→麦→→䰞（？）→→。这里的犅与铸，也即《史记·秦本纪》秦昭襄王“三十六年，客卿灶攻齐，取刚、寿”中的刚和寿。具体说来，犅在今山东宁阳县东北的堽城镇一带，铸地则在今山东肥城汶阳镇附近，两地隔汶水南北相峙。因癸巳旬谋划挞伐阴美方的关系，商王在铸、犅二地滞留时间较长，前后竟达五旬有余。癸酉旬以后，商王驻跸地先后有洒、、麦、、䰞（？）与等，其可考者如麦与，均坐落于汶水上游地带。地同样是在汶水上游，如《合集》31012有“召庸在又夕”之辞，即说召在地奏乐行祭夕之礼。按召在淄水源头附近，故地想必亦在召地周边。结合麦、地望，说地在汶水上游，应该不会离实际位置过远。若介于、之间的地名释“䰞”不误，则可与商末四其卣铭（《集成》5413）中的䰞地相联系，当读作“诸”，亦即《春秋经》庄公二十九年“城诸及防”与文公十二年“季孙行父帅师城诸及郓”中的诸地，坐落于泰山以南、汶水迤北迤西的“汶阳之田”范围内。由此而论，商王在完成敦伐阴美方之后的行进路线，基本是沿着汶水一路北上，最后抵达泰山东南麓的地。所以，其中的洒（西）地恐怕应坐落于犅、铸以北的区域范围。

又据黄组王步卜辞《合集》36812“在犅次贞：[王步]于洒（西），亡灾”残辞推测，作为行进目的地的西，距离占卜地犅事实上不远，准诸王步卜辞一般的规律，亦即出发地与目的地多在一两天的行程之内，故以坐落在今肥城、泰安南部为近似。戍甬鼎铭所言之“西方”，极有可能便是指盘踞于汶水流域“西”地之上的东土旧族。当然，就铭文具体语境言，“西方”实际指称的是西邦之人或西邦之首领。这一点需要特别指出。

说“西方”为东土故族，还有一个重要的佐证便是作为宜子与“西方”的会合地点“省”，窃以为亦在东土。据相关卜辞记载推测，“省”地大致坐落在泰山周边。例如无名组卜辞《合集》29185有曰：

叀宫（衝）省，弗每（悔），亡灾。侃王，大吉。

按字疑即（《合集》6834）字之异写，殆《诗·大雅·皇矣》“与尔临衝，以伐崇墉”之衝，是当时的一种攻城器具，在此则用作动词。宫乃卜辞习见的重要田猎点，经常与敦、盂、丧、囚、榆等泰山周边的地名集群成组，形成比较固定的对贞卜选关系，说明各地相去不甚远。又山东淄博临淄区永流乡刘家庄西南曾出土2件同铭战国齐铜量，铭文均作“齐宫乡（？）里”，器物出土地点与卜辞宫地相对位置大致吻合，所以卜辞宫地可能在淄水上游地带。商王占卜由宫族攻伐省地，以当时的交通条件悬测，省地距离宫应是极近，说其地在东土，殆亦无悖于实际。

又据组卜辞《甲骨缀合集》198（即《合集》20170+《小屯南地甲骨》412）记载，省邻近东土蜀地，其辞云：

贞：雀亡禍。在蜀。二月。

辛雀亡禍。在蜀。二月。

戊辰卜，己巳步省。

按春秋鲁国有蜀邑，如《春秋经》成公二年有“公会楚公子婴齐于蜀”之文，《左传》宣公十八年、《国语·楚语》均言“蜀之役”，据杜预、韦昭注文，蜀地属鲁，大致坐落于“龟阴之田”一带，也即今泰安东境汶水上游沿岸。而西周班簋铭文（《集成》4341）有“秉繁、蜀、巢命”之辞，有学者将其中的“蜀”地与春秋鲁国蜀邑相联系，窃以为完全可信。可以补充说明的是，《左传》成公二年有“齐侯伐我北鄙，围龙”“三日取龙。遂南侵，及巢丘”之记载，说明汶水至鲁都曲阜间当有一“巢丘”，可与班簋“巢”地相联系。而淄博市淄川区罗村镇南韩村战国墓地M10曾出“戍戈”1件，同出者还有一剑，说明墓主人可能属于地方军事首领性质的人物。就戈铭“戍”二字判断，战国齐国辖境之内当有一鳜地。将之与班簋“繁”地相联系，也是比较契合的。另安徽宿县褚兰区桂山乡谢芦村曾出土繁伯鬲两件，为典型的“夷式鬲”，亦可佐证东土有繁地。由此可见，班簋蜀地即鲁蜀之说应该可信，而毛班领命统管的繁、蜀、巢三地，相互间似应邻近，大致以坐落于鲁中地区为近似。至于殷墟卜辞中的蜀地，依然当与春秋鲁蜀相联系。例如历组卜辞《屯南》866有“巳贞：毕比于蜀奠”之辞，也即命令毕会同画人在蜀地安置服属者。众所周知，卜辞画地即孟子“去齐宿画”之画，位于今山东临淄西南，所以这里的蜀地恐怕在东土的可能性较大，与班簋及《春秋经》所记载的鲁国蜀邑最为契合。也就是说，春秋鲁蜀其名其地均沿袭晚商而来，从殷墟卜辞、西周金文到东周文献，流传有序，一脉相承。以蜀地为参照，作为商王行进目的地的“己巳步省”之省，自然也应坐落于东土了。

商王朝曾在省地设立戍官，如无名组卜辞《合集》28058有云：

戍（省）往于来（麦），取廼、（边）、（箙）卫，又（有）（截）。

这是一条与战争有关的占卜遗存。所谓“戍省”，就是指戍守在省地的军事首领。卜辞地名“来”多读作“麦”，其地近汶水源头。依照常理推测，省地自当距麦不远，至少是在同一区域范围内。戍职的性质比较特殊，戍守之地多属边鄙交通孔道上的关隘之所，商王自然不太可能轻易将扼守险要的戍守力量远程征调至其他地方，以给敌方留下可乘之机。所以省地与麦不能相隔过于遥远，更不能属于毫不相干的不同大区域。其后“取廼边箙卫”一语，亦能为此推测提供相关线索。按“”字可读作“边”，黄锡全以为该字从自、丙声，即“邊”之初文，后又叠加声符“方”而作“臱”形，再添义符“彳”或“辵”而成“邊”字，将边字由古而今的演变过程说得非常清楚，当可从。所谓“取廼边箙卫”，大致可理解为征调廼、边、箙三地的守卫力量。其中边地于甲骨是罕有记载的，但廼、箙二地在卜辞中时有所见，并可断定悉属东土地名无疑。例如宾组卜辞《英藏》834有云：

贞：勿呼延复㞢行从廼。

贞：勿令犬延田于京。

这是两条于行款前后衔接的占卜材料，受命者又均为犬延，一般说来，其内容应该是互为关联的。也就是说廼与京大致比邻，或者处于同一条交通线上。按卜辞京地为比较常见的田猎点，且是商末征人方途经地（《合集》36567，黄组），距离商邑（今山东东平接山镇鄣城村一带）仅有一日行程，其地望似与《左传》襄公十八年所载齐地“京兹”相当，也即今山东平阴一带。所以廼地恐怕也在京地附近。由此来理解商王占卜让犬延在京地田猎、从廼地返回某地云云，也就比较顺畅无碍。当然，最具地理指向意义的当属无名组《合集》28799，其辞有曰：

翌日□王叀田，亡灾。大吉。

叀斿田，亡灾。吉。

王其焚、廼麓，王于东位，逐□，罼。大吉。

按本版所提及的田猎点，同样是商末征人方经由地，据《合集》37475+《英藏》2562+《合补》11141+《合集》36957记载，距离攸侯边邑“永”仅一日行程，所以必定在汶水上游地带。斿、二地又为晚商泰山田猎区内习见之田猎点。其中第三辞记商王围猎之事，即焚烧、廼二麓之林木，驱逐其中之兽禽，而商王则在二麓的东边就位，以迎面围捕窜逃之兽。就这一特殊的田猎方式推测，、廼二地一定密迩相接。其中地大致是在莱芜谷地一带，故“廼”地也只能在淄、汶源头区域寻找。

卜辞箙地在东土的线索与证据也不少。例如今山东烟台龙口市归城小刘庄曾出土西周早期器物启尊、启卣组器，其铭文最末缀有复合氏名“戉箙”，也就是说，器主启为戉族分支箙氏之人。由此说明周初箙族族居地似应在东土。此外，晚商亚角铭文有曰：

丙申，王赐箙亚奚贝，在（郚）。用作父癸彝。（《集成》9102）

“箙亚”一词，揭示器主为箙氏分族成员；“奚贝”即奚地之货贝。按奚地于卜辞习见，即《春秋经》桓公十七年鲁“及齐师战于奚”之奚，位于汶水上游。地亦习见于殷墟卜辞与晚商铜器铭文，该字以五与酉为注音符号，可读作郚，也即《春秋经》庄公元年“齐迁纪、鄑、郚”之郚，其地亦当在汶水上游邻近地带。器主在东土郚地受到商王之赏赐，可能缘自其本人即为东土之人。这又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箙氏在今山东省境内的可能性。倘若进一步联系其所自出的戉族在晚商时期的主要活动区域亦在东土这一事实，似可断言，商末箙地亦应坐落在泰山周边。

比较遗憾的是，边地具体地望目前还缺乏有效线索，但既然与廼、箙并辞联称，推测说它是东土地名，估计离事实不会太远。

总之，《合集》28058所记载的戍省之活动区域及其领命调集的边、廼、箙诸卫，均当在泰山周边。把它与前引《合集》29185“叀宫衝省”之辞相结合，完全有理由相信，晚商时期的省地，同样应该坐落在东土范围内。由此看来，戍甬鼎铭所记载的商王命令宜子与西方在省地会合的这一历史事件，一定发生在现在的海岱地区。

二 卜辞“敦”地地望与“宜子”族居地

既然戍甬鼎铭所记为东土之事，准诸常理，此中提及的宜子之族，极有可能亦属海岱一带的东土故族。其实卜辞本身就不乏宜人与宜地的记载，当可与宜子居住地相联系。例如：

1.贞：宜㞢追。（《合集》2387正，宾组）

2.贞：王左三羌于宜，不左，若。（《合集》376正，宾组）

3.己卯，媚子廣入（纳）宜羌十。（《合集》10405正，宾组）

4.贞：勿于宜奠。（《合集》2137，宾组）

5.宜奠。（《合集》10084，宾组）

上引辞1中的宜可视为族名，而其余数例宜字均作地名。此中尤须关注的是《合集》376与《合集》10084两龟版。前者在其背面甲桥位置刻有“画入（纳）二，在高”之纪事内容。画乃东土人物，向为大家所熟知。高地亦在东土，如黄组卜辞《合集》37494记载商王乙巳日田榆、戊申日田鸡、辛亥日田疐、丁巳日田高，其中榆地在今山东肥城一带，鸡地即《春秋经》桓公十七年鲁“及齐师战于奚”之奚、位于汶水上游，疐地大致是在泰山东南麓。由此而论，田猎点高恐怕亦在泰山周边。又据黄组田猎卜辞《英藏》2555，高地与淄水上游的雍、宫二地集群成组，可见田猎点高很可能坐落在泰山以东区域，也即今山东莱芜、青州、淄博之间。所以《合集》376甲桥刻辞“画纳二在高”云云，所蕴含的信息是其时商王武丁恰好在淄汶源头地带巡游，故盘踞于临淄西南的画，溯淄水而上，在高地进献龟甲，以备商王占卜之需。藉此似可推测，该龟甲正面所涉及的占卜事项，很大一部分当与东土之人暨事相关，如“王呼史（使）人于夷（矢）”一条，显然事涉东土，而前引商王于宜地行“左三羌”的祭礼，自然亦无法排除是在东土举行的。同样《合集》10084还有“丁未卜，争贞：将于”的占卜记录，即商王在地迎接。其中的地又恰恰是东土地名，与犅、黄、攸诸族关系密切。所以，同版“宜奠”之宜为东土地名的可能性极大。

当然，就卜辞宜地的具体地望言，更可注意的是《合集》9537，其辞有曰：

戌卜，宾贞：我受年。

宾贞：呼黍于敦、宜，受。（宾组，图二）

也即是说，商王曾令相关人员在敦、宜二地种黍。由此足见，宜地似与著名的敦地相毗邻。

按敦地乃殷墟卜辞最为重要的东土地名，涉及的卜辞多达百余条，以宾组、历组与黄组最为常见，出组及无名组中亦时有提及。可以说，晚商200余年间的东土开拓史中，敦地始终占据着显著的位置。敦在泰山周边，应该是确凿无疑的，且其具体地望亦可凭藉相关卜辞资料大致考得。例如：

戊午王卜，贞：田疐，往来亡灾。王占曰：吉。

辛酉王卜，贞：田，往来亡灾。王占曰：吉。

壬戌王卜，贞：田敦，往来亡灾。王占曰：吉。

丁亥王卜，贞：田盂，往来亡灾。王占曰：吉。

戊子王卜，贞：田丧，往来亡灾。王占曰：吉。

辛卯王卜，贞：田，往来亡灾。王占曰：吉。（《合集》37746，黄组）

其中疐地在泰山以南的“汶阳之田”一带，地在泰山东南麓，盂地在泰山东南方向的“龟阴之田”一带，丧地则在鲁北章丘东南方向。可以注意的是，商王辛酉日田、转天壬戌日狩猎于敦，说明敦地去今泰安东境的龟阴一带最多一天行程。依照我们对商周行进速度的推算，也即40公里的范围内，故只能坐落于泰山之周边。又《合集》37646云：

戊辰卜，在敦贞：王田，不遘大雨。兹孚。在九月。（黄组）

黄组卜辞《合集》37644同样是“在敦贞：王田”。通常说来，占卜地与田猎地基本毗邻，地在莱芜谷地一带，所以敦地自应在此附近，大致当位于泰山以东区域。

再如《合集》37605有云：

乙卯王卜，贞：田宫，往来亡灾。王占曰：吉。

戊午王卜，贞：田敦，往来亡灾。王占曰：吉。

[辛]酉王卜，[贞]：田，往[来亡]灾。王占······（黄组，图三）

其中宫地在临淄西南的淄水上游地带，地则在泰安东北，所以这一田猎行程是自东北至西南行，敦地则介于二者之间。而据《缀合》147（即《合集》37492+36646），敦地去宫至多一天的行程。

又无名组卜辞《屯南》660（图四）有曰：

戊辰卜，贞：王杞田，亡灾。

辛未卜，贞：王田敦，亡灾。

乙亥卜，贞：王其田丧，亡灾。

按杞地在今新泰市西境，丧在济南章丘东南，其行程是沿汶水北上、由鲁中而鲁北行进，敦地又介于其间。

上述卜辞所记两条田猎线路，大致在汶、淄源头地带相交错，其中的敦地应该就在这一交叉点附近。这与前面敦在泰山迤东的相关推测相契合。还有一条武丁时期的纪事刻辞需要注意，即《合集》9194反“画来十三，在敦”之记载，此中所可揭示的信息与《合集》376“画纳二，在高”基本相同，说明商王同样是在淄汶源头地带盘游。总之，终殷商200余年，东土有敦地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而敦地的具体位置殆在今山东原山附近。

倘若以上关于卜辞敦地地望之推测不误，则《合集》9537“呼黍于敦、宜”之宜，自然也应该在淄汶源头周边寻找。将前面讨论过的相关卜辞地名加以串联，如、廼密迩，敦、比邻，省、廼关系密切，敦、宜二地并辞联言，似不难发现，相互之间无任何出入违碍。由此足见，由、廼、敦、省、宜五地组成的地名组群，实际上是团簇在一个范围并不很大的区域内，大致都应位于淄、汶源头地带。再加上与宁阳犅地相去不远、同时又属商王征人方驻跸地的“洒（西）”，完全可以成为判断戍甬鼎铭西、省、宜诸地地望及揭示事件内涵的有效依据，将“宜子”之宜与卜辞东土宜地相联系，恐怕是最为合适的选择。这就是讲，戍甬鼎铭所记“王令宜子合西方于省”这一历史事件，一定发生在东土，且参与其事的宜子与西方之人，亦同为泰山周边的东土人物。如此之解释，殆离史实不远。

略有遗憾的是，殷墟卜辞中尚未发现“甬”字作地名的具体例子。不过，就戍职本身之性质及晚商“戍某”类官职的实际设置情况而言，其大多数都是在远离王畿区的边远交通要冲地带，尤以东土淄、汶流域为多，可考定者如戍省（《合集》28058，无名组）、戍柴（《合集》6，宾组）、戍延（《合集》6，宾组；《屯南》728，无名组）、戍荷（《合集》26879，无名组）、戍铃（戍铃方彝，《集成》9894）与戍铸（戍铸无寿觚）等，均属东土戍守之职。戍甬之所以能够得到商王的赏赐，想必是参与了“王令宜子合西方于省”的相关活动，既然戍甬鼎铭所记之事发生在东土，我们悬测甬地在东亦似不无可能。也就是说，戍甬鼎本身或该归入东土器之列。依照《愙斋集古录》记载，该器原属李宗岱（字山农）旧藏，这或许是一条很好的推测线索。按李氏一生主要生活于山东地区，同治、光绪两朝，历任山东候补道员、山东盐运使、山东布政使等要职。光绪年间，又在当地开办实业，先后于平度、招远等地开办采金工场，还在牟平开设矿务公司。所以，李山农的藏器，恐怕出自山东者居多。

三 余论

综合以上所论，大致可就戍甬鼎铭所涉及的地理、人物等问题，提出以下几点粗浅的认识：

其一，宜子为东土宜地之首领，宜地应该在汶、淄源头地带。

其二，西方即西地之族邦，这一西地殆即商末征讨阴美方过程中的途经地洒，应坐落于泰山以南、汶水迤北的“汶阳之田”的范围内。

其三，作为会合点省地亦在东土，大致亦在汶、淄源头，距离宜地颇近。

其四，甬地虽无法确定具体方位，但属东土地名的可能性为最大。

一言以蔽之，戍甬鼎铭所记人、地与事，均涉东土。该鼎的铸造地与出土地，似在山东为近是。

戍甬鼎铭的意义当然不仅限于此，它可以促使我们对商周史研究中所存在的种种争议问题产生新的思考。例如同为国博所藏的西周早期重器宜侯吴簋，其铭文（《集成》4320，康王）记有康王徙封虔侯吴于宜地之事，曰：“唯四月，辰在丁未，王省武王、成王伐商图，诞省东或（域）图。王立（莅）于宜，入土（社），南向。王令虔侯吴曰：迁（？）侯于宜。”由于该器是在江苏镇江丹徒出土，地属周代吴国辖境，所以绝大多数学者主张宜地就在丹徒一带，并将其与吴国的开国历史相牵合。但诚如黄盛璋所言，虔侯吴徙封之宜地一定是在东域范围之内，而西周早期的“东域”，至多及淮水而至，绝无可能跨越长江而抵达今之镇江丹徒，加上出土信息的严重缺失，让人深信宜侯吴簋事涉东南吴国，恐怕不太容易。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把周初宜侯吴簋所记内容与戍甬鼎铭相联系。晚商“宜子”之宜地处淄、汶源头地带，恰恰就是西周“东域”的核心区域，且淄、汶源头地带恰好又处于中原与东土交通的要冲之地，早在晚商时期便有攸侯在此地监临海岱土著“人方”诸邦。商周更代以后，周人在攸侯故地附近建置一宜侯，以备不虞，恐怕也是合情合理的事。

再如，通过对宜子族居地的考证可知，宜与、廼、敦、省诸地，实际上是团簇在淄、汶源头地带的一个较为稳固的地名组群，尤其是宜、敦二地联称，说明相互毗邻。这恰恰是今人用以判断晚商土方、方究竟地处何方的核心依据。早期研究者如郭沫若等多主张土方、方与方方等为西土部族，乃玁狁或鬼方的支系。这一观点最为重要的推测依据就是《合集》6057等所记载的“有来艰自西”“有来艰自北”之辞，学者多认为“自西”“自北”针对于王都安阳而言，土方、方等所侵凌的是安阳以北、以西的王朝属地与友邦。不过，也有陈梦家、朱凤瀚等学者敏锐指出，土方、方等作乱为患之时，商王实际上是在敦、与西言等地巡游田猎，“自西”“自北”当以敦地等为坐标。鄙意以为，这显然是对晚商政治、民族地理框架建设的一个重大推进。只是两位先生主张或信从敦在“沁阳田猎区”之说，故依然相信土方、方等地处西北边陲，是有别于子姓商族、并未纳入王朝政治框架结构之内的外敌势力。私意以为，若要准确推断土方、方与方方的活动区域范围，大致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梳理：其一、祸乱方炽之时商王究竟在哪里，其二、遭受侵凌的诸族邦位于何方，其三、有商势力又在哪些地点御敌入侵。将这三方面的地理信息综合在一起，所有聚讼或能止息。当然，第一点尤为关键。我们历来主张敦地在淄汶源头，但也不得不考虑存在异地同名现象的可能性，仅凭一个单一的地名很难起到坐标参照的作用。但若以地名组群为参照，所作推论其可信度便能有极大的提升。首先应该充分关注的是《合集》6057反所记载的“王步自于”中的地，因为我（義）、宜二字古音相同，这一从我（義）、从宜的字，显然属于双声字，读作“宜”完全没有任何问题。此外，《合集》10998“王狩唐”之唐地也要重视，这同样是一个邻近夷方的东土地名。当然战争期间武丁的行踪还涉及敝（《合集》584、8250、11446）、X（爻，《英藏》849）与中麓（《合集》13375）等东土诸地，可以组成一个以（宜）、敦、唐为核心的东土地名组群。这在地理定位上的作用，断非某一单一地名所能比拟。以此说明战争时期商王正在淄、汶甚至沂水流域一带巡游田猎，理由自然充分许多。参照点既然已有变更，故坚持土方、方与方方一定是西北边陲少数部族之说，大概很难取信于人。

总之，依照笔者的浅见，晚商时期的族群与民族问题恐怕还有很多文章可做，不唯土方、方与方方如此，以羌方为核心的“四邦方”究竟何在，同样需要重新梳理。

作者：陈 絜

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9年第9期

选稿：宋柄燃

编辑：汪鸿琴

校对：杨 琪

审订：耿 曈

责编：汪鸿琴‍‍‍‍‍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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