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门我军战俘是怎样被处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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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门战役作为历史已过去50多年了，但无数个疑团和不解还依然萦绕在人们心头，国民党先后释放三批战俘回大陆，那些人回来后遭遇如何？

　　这些“叛徒、特务、内奸”，又是怎么处理他们的呢？

　　在登岛的万名将士中，4千余人战死疆场，5千余人被俘。其中，有些自愿加入国民党军队，千余名甄别后放回大陆。

　　总共分三批释放，1950年3月小批释放，级别较低。1950年7月18日第二批是最大批，共529名，从台北上火车到基隆上船，7月22日到大陈岛，然后用登陆艇和小船送头门山岛。俘虏们派出两名干部。其中一名是西北野战军作战科科长潘国杰回大陆联络，驻浙江临海县驻军21军得知后，立即派出5条机帆船迎接归俘，第一批归俘被集中在杭州古荡7兵团政治部招待处。第三批387人于1950年12月11日离开战俘营，从台北抵达基隆，立即上船，这次不开往大陈，而是开往福建沿海，12日抵达马祖岛，然后白犬岛，13日分头上了渔民渔船，几个小时后，便在福建长乐连江沿海一带分散登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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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被28军接收，有的被巡逻民兵抓获，立即送派出所、公安局，随后所有归俘们都送到10兵团福州招待所。

　　这只是最大的三批，以后零零星星又放回一些，最后一名回归的金门战俘，是253团一营一连的许道位，他于1956年1月，于一批南日岛战俘一起回归。

　　900余名归俘回来后，先后在杭州、福州成立了归俘集训队，不久将131名副连以上军官送南京，由华东军区政治部审查。第二批排以下干部战士在杭州接受审查，第三批排以下在福州接受审查。

　　先治疗、休养，一个月后开始学习。学习分三个阶段，开始了回归后的漫漫征途，那是比战场更难熬的时空。

　　可惜中国和美英等西方国家价值观念完全不同，在我军看来，战俘就是叛徒，所以所有战俘开始了三个阶段学习。

　　第一阶段；是政治教育阶段，包括时事教育，“气节”教育等内容。 学习文件、报纸，听报告，针对战俘在台湾受到的政治教育，开展专题讲座，使战俘分清理论是非，提高觉悟。 “气节”教育让战俘听了脸红心跳，听报告、看电影，对照“钢铁战士”李大钊、瞿秋白等先烈的英勇事迹，想想自己，绝大多数人都深感惭愧，原先觉得委屈，为什么领导上不来救我们的想法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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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阶段是核心、关键，也是集训的主题，叫启发反省阶段，号召“忠实坦白、深刻检讨、互相帮助”，方法是个人反省与小组反省相结合；组织上全面了解，甄别材料，认真审查，作出结论。

　　每个人都要详细交代，过关。 接下来第三阶段； 根据交代和互相揭发情况，开始处理定性。

　　人的求生本性、利己的本性。在这个阶段中赤裸裸的暴露出来，不管在台湾表现好的还是坏的都拚命揭发别人，使尽全身解数，互相攻击、揭发，夸大、渲染、捕风捉影，以求表现好、自保，免去死刑和牢狱之灾。

　　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原244团政治部主任孙树亮，原来也是属于软弱分子之一，此时成了积极揭发的标兵。

　　244团政治部主任孙树亮利用学习队副队长的身份，通过诬陷他人来洗脱自己，结果很多归来人员都被判处徒刑，连被国民党称为“最顽固分子”的251团副团长马绍堂也被判处5年徒刑。

　　而孙树亮却没有受到任何惩处，这激起了归来人员的公愤，纷纷检举孙树亮在台湾软弱的行为，结果孙树亮也被判处5年徒刑。

　　基本整出个眉目来后，开始采取行动，1951年7月21日，南京下关，华东军区政治部第二干部招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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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一丝风，空气如同凝固一般。大门口走廊里会议室到处布满双岗。归俘们屏气敛声，默默端坐，都知道军法处来人，大规模逮捕开始了。不知轮到谁，院里停了好几辆车。

　　过了一会，开始点名：徐惠良、于守全、张连升、汤秉辉、阎平阶、黄景新、李同顺……一排长长的名单。 出示的拘捕证上，赫然盖着鲜红的大印： 华东军区军法处。 点到名的，戴上手铐，两个全副武装的战士押解一个，带到院里上车。 1951年6月，第一批枪毙的两人，253团3营营长李子元，251团副连管理员窦永礼被押到南京水西门外，江东门镇后的刑场，执行枪决，刑场上警卫森严，两口棺材一字排开，据说因念他们过去对革命有功，由组织出面付棺安葬。

　　李子元在金门战斗中，于10月25日下午被俘，当时尹俊18师警卫营猛攻林厝，李子元率领3营守在林厝东边高碉堡附近地堡里，李子元率部打退二次进攻，第三次18师冲上来的时候，弹药打光，再打就是白白送死，李提前西方化，高叫；“别打了，缴枪了。”率领身边还剩下的17人放下武器，缴出轻、重机枪各一挺，卡宾枪十余支，还有随身携带的作战命令、作战草图等物。

　　当时除了3营战士外，253团1连副连长郭阿堂也在其中，也随李子元一起投降。

　　李子元是泰兴人，40年入伍，一步一个台阶，从战士当到营长，所有战友都对他印象不错，在战俘营表现也不错，只是提前思想解放，战场投降，被认为是罪不可赦叛徒，第一批被枪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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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级干部窦永礼，37年入党、入伍，经过八年抗战，三年国共战争，枪林弹雨里，6次负伤，是三等残废；当过战斗英雄，生产模范。

　　战斗结束后，坐在海边等敌人来俘虏，后来进古宁头联系领导，东张西望找不到人，刚喊声；“刘团长”，就引来一枪，赶快钻进一间民房里，敌兵追来，在门口把枪栓拉的哗哗响，大喊；“看见你了，还不赶快出来，缴枪不杀，国军优待俘虏。”

　　老窦高举双手，走了出来，束手就擒，这在共军看来已是叛徒，后来到了战俘营，还帮助国军指认干部，监视干部，自然是罪不可赦，第一批枪毙名单也就轮到他了。

　　傅作义在北平叛变后，部下一连长不满其叛变，他会开飞机，驾驶小型军用飞机一架，飞往西安，当时西安已在西野控制之下，再次被掌握，西野作战科科长潘国杰觉得新鲜，要过飞机瘾，拉着司令部作战参谋洪亮（特殊人才，懂几国外语），上了这架飞机。

　　结果被满脸落腮胡子的张连长飞往台湾，成了从空中掉下的两个高级战俘，与金门战俘关在一起，洪亮后来在战俘营里被杀，潘与金门战俘一起被释放。故有此天方夜谈一说，但确是实实在在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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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营长主动带队投降，属非杀不可，那么其他人为什么要杀呢，让我们细细看来，第二批枪决人员共四人，于1951年9月28日下午一点执行，地点仍旧是南京水西门外、江东门镇后的刑场，警卫森严，四口棺材一字排开，对徐惠良、张连升等三名金门战俘，和一名大胆岛战俘（估计是带领部队投降的营长包成）。

　　徐惠良是29军军部参谋，浙江宁波鄞县人，16岁参加新四军，金门战役时是29军司令部参谋，非常精明强干。登陆后一直为自己争着来金门而懊悔，两天来多次徘徊于海边，想方设法要回大陆。

　　只要能回去，哪怕受处分，也比在金门打死强。

　　便找了位船老大，软硬兼施，求船夫开船，船老大说；白天有飞机、军舰，晚上一定送你们回去。

　　下午三点，身边没有战斗兵了，徐心理发慌，跑到王剑秋那里，看到打的厉害，于是又跑到东边，和82师245团一个小卫生员一起胡乱打枪，打了两下，枪不响了，两人又急又怕，把手枪扔进海里，坐在石头上商量，四目相望，泪水长流。

　　徐说；干脆主动跑到国民党那里去投降，反而不会杀我们。他站起身就走，小卫生员也默默跟上。

　　徐回归后交代：“我们两人一起向东边跑去，在路上拾到一支步枪。心想：如果交给对方，他们会相信我是原国民党俘虏兵，被迫才干共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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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路上，一个敌人在高高的岸上挥舞步枪大喊；‘缴枪！’我们摇动帽子，表示投降。因海岸太高，只得绕着往上走，经过海滩边上，看见一条船，船上跳下与我一起来的军部报务员汤德里、张国弟和五、六个运输兵。

　　他们问我情况如何，我说：‘完了，打也是死，不如随我们一起早点投过去。’他们听说后也同意了，于是一起走，254团小卫生员走在最前面。走了20多米，一班敌人叫：‘站住。’我和小卫生员摇帽子表示投降，在一个凹坑处缴了枪。此时约为26日下午4点，地点在林厝西北海边。”

　　徐带头率领近十人主动投降，进了战俘营后，徐由于对各级干部很熟，指认了大量干部，因此不可能逃过一死。

　　虽然他竭力乞求审讯人员，我还年轻，判5年、10年都可以，希望能留一条命，结果还是一命呜呼，

　　他白当了多年中共军部参谋，连党这个基本政策都不懂，可以宽大敌人战俘，但决不会宽大自己的被俘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