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个黄埔四期生当特务：三个晋升军统中将，一个成了假保密局局长

前一段时间有人对文强与林伟俦在黄埔四期住一个宿舍产生了质疑：他们有的是步兵科，有的是政治科，怎么会住在同一个宿舍？

有这种质疑并不奇怪，因为当年的黄埔军校与现在的高校不同。现在的高校在入学前就知道自己是哪个系哪个专业，黄埔军校则更像一支军队：所有新生入学，就像新兵入伍一样，都在一起集训，过一段时间才分到各科或各兵种、连队。

黄埔新生一开始都叫“入伍生”，黄埔军校同学会公布的《黄埔军校第四期同学姓名籍贯表》显示，当期的入伍生后来分出了若干专业和建制，其中有步科第一至第九连，步科第二团第一至第九连，炮科大队炮兵第一队、炮科大队炮兵第二队，工科大队普通工兵队，工兵大队通信队，经理科大队第一队、经理科大队第二队，政治科大队第一队、政治科大队第二队、政治科大队第三队。

浙江绍兴籍周恩寿在政治科大队第一队，湖南长沙的文强在政治科大队第二队，湖南安东的唐生明在步科第一团第七连，浙江宁波的曹天戈在步科第一团第一连，湖南祁阳的李楚藩、湖南衡阳的李肖白都在在步科第一团第三连，江苏南通的徐志道在步科第一团第八连，陕西靖边的高吉人在步科第一团第九连，四川华阳的廖宗泽在步科第二团第二连，广东的林伟俦在步科第二团第五连。

黄埔四期名单实在是太长了，笔者找了四遍，才从步科第二团第三连倒数第十七位，找到了想找到的林伟俦的本家、与文强打过架的那位名将，李弥和胡琏也是黄埔四期的，笔者看得眼睛都花了，也没看出他们在哪一科哪一连队。

黄埔四期有两千六百五十四名学员，跟黄埔一期的三百五十人（加上后入学的备取生，毕业六百四十五人）相比，无疑是大幅度扩招了。

黄埔四期人数众多，后来这些人分成两三个阵营对垒（除了国共双方，还有伪军），还有一些当了特务——在黄埔四期生名单上，不但有原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沈醉的“结拜二哥”、宪兵副司令兼宪兵西南区司令李楚藩（1951年被镇压，1984年恢复起义人员身份），还有几个跟沈醉在战犯管理所成了同学。

林伟俦和他的同姓同学的故事讲多了容易惹事，咱们还是来聊一聊黄埔四期中沈醉的“同行”：文强、唐生明、李肖白、徐志道、廖宗泽，这五个人可都不一般，他们的故事也十分精彩。

文强就是电视剧《特赦1959》中刘安国的历史原型，也是军统局少数几个正授中将之一（戴笠是陆军少将挂军统局中将副局长职务军衔），跟郑介民、唐纵平级，比“代理主任秘书”毛人凤多一颗星。

文强的故事笔者讲了很多了，他的《口述自传》也引用了无数次，此公在军统期间，沈醉只能算他的“小字辈”，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文强也是沈醉需要仰视的人物，后来同在政协文史专员办公室当专员，沈醉还是文强的副手——文强连续三届（每届五年）全票当选负责文史专员实际工作的组长，沈醉得票不如文强多，当了副组长。

文强一直不承认自己是叛徒，但战犯管理人员显然不认同他的说法，这一点我们看文强的履历就知道了谁是谁非了：文强生于1907年9月19日（似乎是农历九月十九）出生于湖南长沙县1925年6月在长沙艺群美术专科学校加入共青年团并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长沙学生运动，1925年8月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1926年1月，同时加入国共两党，同年3月脱离国民党，公开共产党员身份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任贺龙领导的二十军第三师党委成员、少校连长。

1931年8月脱离共产党，1936年再次加入国民党，先后任浙江中央警官学校情报参谋训练班中校政训员、参谋本部谍报参谋训练班任政治指导员、参谋本部的上校参谋、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上校处长兼苏浙行动委员会人事科科长、军事委员会上海统一委员会策反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忠义救国军上海办事处处长、忠义救国军少将政治部主任、军统局华北办事处主任兼冀察战区挺进第八纵队司令和第一战区调查统计室主任、中美合作所第三特种技术训练班副主任、军统局北方区区长兼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兼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东北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并在戴笠坠机前晋升中将。

文强是以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代参谋长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的，所以“刘安国”在《特赦1959》中说自己既不是特务也不是叛徒，而是“军事参谋人员”，也是有历史依据的。

与文强一样被认定为叛徒且进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还有一个黄埔四期生，那就是参加过遂宁起义，曾任四川工农红军第一路军第一师政委的廖宗泽，他后来也成了沈醉的“老同事”，沈醉在《战犯改造所》见闻中介绍了他：“廖宗泽是四川人，早年在共产党的地位相当高，据说在‘革命低潮’时便脱离了，投到戴笠门下，照例是先干训练工作，曾在杭州特训班当过队长。经过考验，认为不是奉派打入的，逐步得到了信任，爬到了将级，是流过不少大汗的，但到了最后关头，却被丢了下来。”

廖宗泽当过军统川康区副区长、成都行辕调查课课长兼四川省特委会主任秘书、兵工署警卫稽查处处长、西南游击委员会主任，951年3月6日被捕，1971年病死于战犯管理所——沈醉在回忆录中记错了廖宗泽的履历，说他是黄埔五期的，那显然不对。

黄埔四期的文强和廖宗泽在战犯管理所重逢，而同样当特务的唐生明和徐志道，“运气”似乎比他俩好得多：唐生明也是军统中将之一，他“奉命叛变”打入汪伪特务机关，又跟我方过从甚密，说他是“三面间谍”也不为过，更好笑的是有人向老蒋举报唐生明是我方卧底，老蒋把脑袋摇得像拨浪鼓：谁都可能是共谍，但唐生明这个糊涂的花花公子绝不会是！

唐生明曾经护送黄埔军校政治部周主任过关卡，沈醉还向戴笠打了小报告，结果戴笠根本就不在乎——戴笠用得着唐生智唐生明的地方太多，对唐生智“无原则的义气”和“糊涂”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让沈醉也对唐生明敬佩羡慕不已：“我和唐生明相交几十年中，总是看到他笑容满面，因他一生享尽人间福。中国人有一句祝贺人的话，是希望对方能、富、贵、寿、考
。真正能具备这四个字的，我所认识的朋友中，唐生明可以说具备无遗！”

唐生明的父亲是大地主，是东安有名的‘唐半城’（富），
哥哥唐生智是上将，他二十几岁就当了第四集团军第八军副军长，以后又当了长沙警备副司令（中将）和常桃警备司令兼湖南省第二行政区专员兼二区保安司令（贵）；他一生总讲吃喝玩乐，从不忌嘴，什么好吃的东西都吃个够，烟酒没有断过，还能活到八十二岁高龄（寿）；他的夫人是过去有名的电影演员中的标准美人徐来，徐为他生了两男两女，他另一位夫人也曾为他生了一个男孩（膝下三男二女，沈醉称之为考，也不知是否准确）。

唐生明在湖南起义后当了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副司令员，如果他不是解甲去香港经商，1955年授衔的时候，不是上将也得是中将——唐生明是1956年才回来当务院参事室参事的，似乎也是副部级待遇。

唐生明快乐半生，他的同学徐志道却当了一回有职无权的“假保密局中将局长”，这是老蒋当年玩儿的一个花招，搞了两个保密局，一个老蒋管，毛人凤为局长，一个归“李代总统”管，有名无实，沈醉回忆：“蒋老先生乃指示毛人凤，保密局全部工作不能让李宗仁过问，仍由他直接领导；但为了应付代总统，由保密局副局长徐志道另成立个保密局，徐志道任局长，全局只设业务、总务两个处，共三四十人，没有外勤组织。”

徐志道当了有名无实的假保密局局长，李肖白的黄埔身份也有问题，那个“百科”上说李肖白是黄埔六期的，这显然是跟沈醉弄错廖宗泽黄埔资历一样，因为黄埔军校同学会公布的《黄埔军校第四期同学姓名籍贯表》，和抗日战争纪念网收录的“湖湘三千将领”，都明确说李肖白是黄埔四期第一团第三连的。

李肖白跟沈醉一样，都是戴笠的心腹，沈醉在《军统内幕》中回忆：“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特检处的处长，从1941年起到抗战胜利时止，由戴笠身边的红人、军统局人事室主任李肖白担任，我因与李肖白私交很好，经常去那里看他。”

李肖白在担任湖南省保安司令部中将参谋长时，也参加了通电起义，但是他自知罪孽深重，就没有跟随程潜、陈明仁、唐生智一起加入解放军，而是出走到香港做起了生意，在香港，他一定能看到同样脱下军统制服的原保密局天津站少将站长吴景中（吴敬中的历史原型）。

黄埔四期出来的五个特务盘点完了，有人说黄埔四期生不如前两期受重用，这显然是不准确的，我们仅看这五个特务，就至少有三个晋升了中将，至于黄埔四期还出了哪些名人、有哪些趣事，读者诸君肯定会了解更多吧？